很多年来，我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起点很低，天赋一般，实际上在进入市队、省队和国家队之初，比别人还差，我怎么就能走出来，还走上了世界舞台。
不用心去挖一挖，真实、真相、真理，可能永远飘摇于我们的心外。如同一棵大树，你不去挖出它深藏于泥土之下纵横万千的根系，就不会懂得它参天而立的力量。
我与水有很深的缘分。我们冲突过、仇恨过、战斗过，也和谐过，我的很多人生经验都来自于水。上善若水，水能穿越天地，不仅在于水本身，更在于起伏之境。正是这些起伏之势，成就了水的柔性、韧性和烈性。
逆境，让我在起点上不同，逆境中，我要比别人准备更多、付出更多、努力更多，在别人自我满足的时候，我有坚定的目标，在别人松懈的时候，我在暗中蓄势铆劲。
逆境，也让我在终点上不同，每一个逆境中，我都经历了更多，而这些更多的不断汇集为我搭起了走向明天的坚实阶梯。
一
1981年，我踏上远离自贡的火车，孤单和无助在轰隆轰隆声中奔驰，直到天黑火车才抵达成都。
陌生是我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夜晚是在刘指导家过的，那天晚上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瞪着两只大眼睛空洞洞地看着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
第二天清晨一睁开眼，见一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床边对着我嫩嫩地笑，我微笑着回应。他骄傲地说：“我现在有4个姐姐了，罗莉姐姐、曹梅姐姐、屈芳姐姐和高敏姐姐。”他是刘指导的儿子，他的微笑打开了我对成都的陌生。
早餐后，刘指导领着我来到运动员宿舍，在那里，我认识了另外3个与我同龄的小女孩——罗莉、曹梅、屈芳，她们一年前就加入了省队。本来我还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但与一年前就加入省队的她们相比，信心顿时打了折。
接下来，我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平等。
中午，我跟着刚混熟的3个新朋友兴冲冲去吃饭。到了餐厅，看门的师傅居然不让我进，说只有省队的正式队员才能进这个餐厅，而我只是刚参加集训的，能否进入省队，还要看半年中的训练表现。看门师傅指了指另一个入口，努努嘴：“你的在那边。”
我费这么大劲，来到成都，仅仅是来证明是自己比别人低一等？
我一下泄了气，怯懦地走进另一个餐厅，里面吃饭的全都是大人，只有我一个小姑娘。陌生、失落和恐惧，让我第一次这么想家，泪水从眼里一点一点渗出来。
训练开始了，刘指导要求在早操铃响后5分钟内到楼下集合。
4个小姑娘都非常好强。第一天，起床铃响的时候，我就开始穿衣服，她们3个却已经一下冲出门去。我赶紧穿好衣服跟着跑下去。她们在底下冲我招手：“快跑过去摸前面的墙！”虽然我不懂她们的话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照着做了，接着她们喊了声“四！”我这才明白，我是第四个到的。我心里很憋屈，暗自下决心，以后不要再做第四名。
第二天早铃一响，我像被电击中一般跳起来，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冲下楼，可还是第四名，搞不懂她们为什么可以穿得这么快。晚上我都不敢睡觉了，怕第三天仍然得第四。实在困得受不了时，我就偷偷地穿上衣服，然后才勉强睡了。
“叮铃铃……”早铃又响了。我迅速跳下床，披上大衣就往楼下冲。即使这样，她们3个也并没有比我慢多少。这才发现，她们也是在铃响之前就穿好了衣服，难怪前两次我都是第四。
那天我没有叫“一”，但也没有叫“四”，心里轻松了许多。
穿衣服睡觉，早晨起床就会特别冷，没几天我就感冒了。刘指导发现了我们的秘密，要求以后必须在铃响之后才能穿衣服，不允许穿衣服睡觉。
我用穿衣服冲下楼的状态，拼着每天的训练。半年很快过去，到我转正的时候了，医生为我做了许多不同的体检和测试，无意中听见有人说，这孩子可能会长很高。我不知道这句话的严重性，更不知道身高可能会断送我的跳水生涯，因为跳水对身高有严格的要求。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刘指导找到我，如释重负：“你已经是正式队员了，从今天起，可以跟她们3个一起吃饭了。”我一下子就蹦了起来。
后来才知道，因为我妈妈的身高超过1.6米，队里怕我长得太高影响翻腾和压水花，我差点被淘汰了。刘指导为我做了许多努力，省队最后才同意让我留下来。
一进省队，我就遭遇了陌生和立足的困境。一个人要走出逆境，首先要有改变逆境的强烈欲望。无欲则刚，也许有它的道理，但有欲则强，也自有它的千钧之力。
一道门，终于打开了。
二
1981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赛，是我进入省队后的第一场大战。
由于年龄太小，跳少年组拿不到分数，考虑到全队的成绩，我参加了成年组，跟都比我大的运动员去比赛。为了能在成年组里获得好成绩，我不断增加训练强度。
那时，从成都到上海火车要两天两夜。上车后的第二天早晨，省队另一位教练刘教练对我说：“一小时后开始训练。”我纳闷，火车上这么小，难道让我翻空翻不成？压根没当回事。
训练的第一项是跪脚尖。脚背下垫一卷毛巾，然后跪下去，坐在脚后跟上，一跪就是半小时，跪得脚尖又麻又疼，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不能动。那种麻和疼一点点刺进心里，又从心里蔓延出去。
第二项是控腿。大家坐在中铺上，把整个腿和一半的屁股伸到空中，一控就是五分钟。最后一分钟时，两条腿激烈地哆嗦着往下坠，再多一秒，整个人就会坠下去。
第三项是控腰。人躺在两个上铺之间，一边是头，一边是腿，屁股和腰悬在空中。
第一组是面朝上，我一躺下，刘教练就用两条胳膊突然吊在我悬在半空中的肚子上，100多斤的重量，我的肋骨感受到了强烈的向下弯曲的“诱惑”，我往下沉，差点没坐在刘教练的头上。刘教练叫：“不能松，顶住了，就一分钟。”吓得我马上使劲把身体撑平。时间一秒一秒过得真慢，还有20秒时，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叫道：“不行了，我不行了，我要掉下来了。”大家都笑了。刘教练没笑，他用力说：“别叫，掉下来就重来。”我不敢再叫，终于等到看时间的队友说：“到！”我一屁股坐到了刘教练的头上。
几分钟后，第二组开始了。这一组是面朝下，刘教练抬手往我悬在半空中的腰上一吊，我猛往下沉。我知道这次掉下去，腰一定会断，就拼命往上顶。我使劲抓住床单，闭紧眼睛，咬紧牙关，别说大叫，就是气都不敢出大了。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慢的一分钟，耗尽了我所有的力量。
很多训练，都是用折腾人的方式，来改造人的耐性和极限。读书、生活、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个难关的出现，逼着你穷尽的时候，也许正昭示着你改变自己的契机。
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赛上，我觉得跳得不错，尤其是3米板向前转体2周和反身翻腾1周半这两个动作，观众都为我叫好鼓掌。但由于难度太低，我还是得了最后一名。
我想奋力冲出去，却遭受了铁一样的反击。
无比沮丧中，有一名观众跑下来让我给他签名。我很吃惊，只有成名的运动员才会有人索要签名，可我是最后一名啊，但我还是很认真地签了。
他坚定地对我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世界冠军。”
这一句话，此后温暖了我很多年。
什么是逆境？真正的逆境敢于对你说不，不管你怎么付出、怎么努力，只要它觉得你还没到那个点，它就会不断地、强硬地对你说不。
三
在省队时，我有个绰号叫“锄头脚”，脚尖一直绷不直，入水水花大。越往后练，“锄头脚”对我的束缚就越大。
为把我的脚尖矫正过来，刘指导费尽周折，声势浩大地找人专门为我定做了一张凳子，是按照以前重庆渣滓洞监狱里臭名昭著的刑具“老虎凳”独家仿造的，听着就恐怖。
第一次对我“用刑”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死就死一回，绝不能哭。
坐上“老虎凳”，刘指导让我弯起腿，把脚板平放在凳子上，用绷带把整个腿背绑在凳子上，绑到丝毫都不能动，再在脚腕下放两卷卷起来的大毛巾，让我把腿伸直。可脚背被绑着，脚腕下又有两卷毛巾，腿根本就不可能伸直。刘指导想到了一个妙招，用绷带绑紧我的腿，强行把腿拉直。当两条腿被拉直的时候，受到毛巾和绷带上下夹击的脚背，就变弯了。
绑好后，刘指导和其他人离开房间，把我一个人丢下。
一开始，就疼得难以忍受。我原本想即使什么都没经历过，也经历过太多的疼，怕什么。但这次一上来就泪水纵横。大约两分钟后，脚背上的骨头仿佛被一块块强力掰开，断筋裂骨的撕痛，让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大喊救命。
当然没人会理我，又过了几分钟，脚背开始麻了，就像被成千上万颗针扎着似的。我的心里充满了绝望，一个人被绑在老虎凳上大哭大叫，第一次体会到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感觉，原来天底下真有这种感觉。
再后来，疼得失去了知觉，也没力气喊叫，只呆坐在凳子上，看着自己的腿流泪，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刻钟后，刘指导终于回来了，慢慢地松开了绷带，拿走了毛巾卷。这时，我的双腿已经软软地瘫在凳子上，仿佛不再是属于我的，但稍微一动，便似万箭穿心。
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钉”在凳子上半个多小时，才能慢慢地挪动一下脚。
有谁知道，这样的“刑罚”，一上就是两个月。又有谁知道，后面的59天、59次，我是怎么让自己坐上去的。
后来，有一天我做倒立，刘指导不停地夸我脚尖漂亮了，好看了。本该高兴的我顿时崩溃了，泪水顺着头发滴到了地上。
我做完倒立站起来时，大家看到我红彤彤的脸上挂满泪水，都沉默了。
逆境，是生命的“奢侈品”。逆境的改变，暗中都标着昂贵的价格。
四
1985年夏天，在经历一系列伤痛之后，我参加了全国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
比赛中，不知道为什么，裁判们都不喜欢我的动作，不管我跳得多努力、多好，连7分都很少给。最后，在跳板上我只拿到第七名，10米跳台破纪录——倒数第一。
我一点都不难受，反而非常开心。虽然我跳得出奇的差，向内3周半裁判甚至狠下心给了我0分，向后3周半也给了我0分。但我觉得摔得不疼，没有受伤，所以高兴。
所有人都觉得奇怪，得了0分居然还能笑出来，还有人说我的性格真好。但毫无疑问的是，我的自信心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那一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从小就种在我心里的至理名言，却结出了巨大的嘲讽。
我停在了命运的转角处，无数的岔路让我迷茫、心痛。
身处逆境之人，最难的也许不是付出，不是努力，而是看不到照亮内心之光，也许别人都看见了，但就你看不见。
人可以抗拒失败、伤痛，却难以抗拒黑暗。但抗与不抗，却有着巨大的分别。
一个月之后，国家队的曙光，在最黑暗的时候，爆裂在我的天空。
五
1985年11月，我来到北京进入“国家跳水少年集训组”。这个集训组集中了当时全国跳水界20多个最有潜力的少年运动员，包括许艳梅、熊倪、陈琳等后来的世界冠军。多数小队员一年前就在这里训练了，而且当年的成绩个个都比我好。
命运开始了新的轮回。进省队4年之后，我跳到了更高的平台上，但却是最低点，我要怎么跳上去？
第一天训练我见到了徐益明教练。他身高1.74米，40岁左右，肚子有点大，老队员们私下叫他“罗汉”。他高兴的时候的确像个笑罗汉，可不高兴的时候像凶罗汉，这个外号真精准。
徐教练是集训组的总教练，他一出现，大家都被镇住了。他站在队伍前给我们安排训练计划，好家伙，一说就是大半天，哪能记得住！
每人都有一份写了满满两页纸的训练计划。一看，全都是最简单的基本功，但数量大、种类多，估计每天6个小时都练不完。
首先是陆上项目。集训组有二三十人，只有几张弹网和几块板，如果排队轮流上，我得练到半夜了。我就找了一块没人用的旧跳板在上面练，只要有弹网空出来，我就争着往上跳。可徐教练好像很不喜欢我，从不拿正眼瞧我，从我身边走过也不看我跳。如果那天运气好，他会把要领给我讲一遍，但马上又去指导别人，根本不会花时间看我跳动作。
一周基本功训练下来，徐教练给集训组安排了一个基本功比赛。他在弹网上做了一个圈，指定大家在网上做10次直体、10次屈体、10次抱膝的连跳，看10次中能有几次跳在圈里。集训组分为两组进行对抗赛，轮到我时，我很蔑视：不就跳10下嘛，这还不容易。可弹起来后才知道，每次都要弹在圈子里真不容易，10次弹跳对身体平衡要求很高，一点点偏差就出圈，一出圈再想回来就难了。其他队员最少的都有五六次在圈里，我很丢人，只有2次。接下来屈体和抱膝就更失准了，我成了哪个队都不要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