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里关心我、给我张罗对象的人，除了高琳，还有一位老文哥。老文哥五十来岁，司机，是个脾气很各色的大好人，平时牢骚多，可是对投脾气的人还真是好。他对我起初并没看上眼，因为我本来也不起眼。那时，我刚来报社不久。有一次感冒咳嗽，挺厉害的。办公室分里外间，我在里屋编稿子，忍不住剧咳起来。这时，我就听办公室外屋老文哥进来跟别人聊天，说：“哟，这谁呀？屋里还有个林黛玉，得痨病了？”嘴够损的，周围人就阴损地笑，我只当没听见。
还有一次，他开班车，在地铁口有一站，我早晨在那里等了很久，终于见他开来。我向他招手，大喊：“文哥，文哥!”他冲我摆摆手，我以为他让我别着急，他到前面停车等我。我赶紧跟着车跑，没想到，车根本没有停的意思，越开越快，最后绝尘而去。虽然到单位后，他解释说，那里有警察，不便停车，我还是就此长了志气，再不坐班车，自己挤公共汽车了。
但日久见人心，后来他便经常说：“有的人刚开始给人的感觉很光鲜，可时间久了，就会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有的人让人感觉不起眼，但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这人真不错。”他虽然没指名道姓说谁，但我知道他说的都是谁。
熟悉了，因为工作需要，我经常坐他车出去办事。有几次，到中午，他一定要请我吃饭。他说话有点结巴，但饭桌上，他点评单位的各色人等，真是一针见血。我默默听着，点着头，也不大敢轻易附和，因为拿不准他会把我的话传到哪里。好在他从来没有传过瞎话，反倒乐于为我做了不少事。比如，他爱人在一家大出版社工作，我请他帮我找几本书，他就真的拿来了，很让我感动。
他不仅帮我要书，还开始帮我张罗对象。他爱人的单位正好有一位三十七八岁尚未娶亲的编辑，他便约人家来我们单位吃饭，请我作陪，还执意自己请客。他请人吃饭也成了乐趣。
这位编辑也是北大毕业，不过他跟莫之依不同，不是学管理的，而是学哲学的。人长得还算过得去，话不多不少。倒是文哥，说起话来，过去未来，牢骚感叹一大堆。说起单位一位因为车祸过世两三年的同事，他就不免一声叹息，说：“要是他出门算算命就好了。他取名字也不应该叫钢，太硬。我认识的几个取名叫钢的人，结果都不太好，两个死于车祸，一个死于癌症。”
学哲学的编辑点点头，理智地说：“命要是能算，就不是命了。”我认为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话。想起当初陪高飞雁到北戴河算命，真是恍若隔世了。那时我就坚信，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老而弥坚，又坚持了两三年，命运似乎还不见转机。不过，听到这么有理性的话，我不禁点头称是。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很好，但我知道这是一个眼光很高的人，甚至有点在追求梦幻。是不是北大毕业给了他们内心高傲的资本？我不在意他是否看上我，因为这种萍水相逢，就像飘在空中的残蛛网，没有根底，若有若无，伤害不到我什么。
送走这位来客，文哥跟我说：“这小伙子说你挺老实。”我哑然失笑，这种评价似乎不是夸奖，更非看上的意思。随他吧。
单位领导对下属也是介于关心与好奇之间。自从上次给我们登了征婚广告之后，已经平静了几年。但她们偶尔也会向人打听：“她现在怎么样了？为什么老不成呢？相亲是人家看不上她呢，还是她看不上人家？”偶尔听到这样的小道消息，我心里感觉并不大舒服。
每天下班回家，我都爬上我家楼顶去散心。我家住在3层，我就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到21层。顶层没有人住，有个天窗，正好没有上锁。只要攀着墙壁上的铁梯，爬到上边，再把铁盖子举起来打开，人就可以爬到上面了。上面面积不大，20来平米，四周低一层是顶层人家的露台，都盖了玻璃房，有的在玻璃房里砌了花池和鱼池，有的支起麻将桌，很有生活趣味。但黄昏之际几乎看不见人，所以，即使我坐在楼顶，也几乎没有人发现我。
坐在21层高楼顶上，放眼四望，景色如此开阔。东西南北都是无尽的高楼，密密麻麻，错落有致。隐隐约约的环路，有汽车流动。绿色的火车从西边干涸的河道上的铁路桥上奔驰而过，远远看去，却像慢镜头一样从容，留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银色的飞机，在山前起起落落，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军用机场。首钢如一个不停劳作的巨人，占据了城市西部的大部分，处处是厂房，很多烟囱里冒着白烟，像工业时代的画卷展现在眼前。远山如黛，半环抱着我脚下的城市，一派祥和。而我，一个渺小的剩女，每天就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复杂的生活中打拼，一步步地走着自己的路，不断寻觅，又常常郁郁寡欢，总是高兴不起来。我经常想，我的上辈子应该是有幸福的婚姻的，然后我们彼此约好来生再见。怎么这辈子，我却找不到他了，这不应该啊！
每天静坐很久，我告诉自己，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耐心等待命运的转机。即使自己孤老此生，也要心平气和地去接受。
这个安静的平台，我并没有享用很长时间，去了几次，再去，就发现顶层铁盖已经上了锁，再也进不去这个秘密独处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