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强对国民政府的态度
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北伐军初征。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一路上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因而进展很快，出兵仅两个月就到达长江流域。北伐的行动直接打击了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英帝国主义，英国首先采取了武力对抗的对策。9月5日，在四川万县，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一千余人，制造了万县惨案。英国所以选择在川东长江之畔的万县炫耀武力、制造惨案的目的，主要是“警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不容“侵犯”。万县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爱国团体集体通电声援万县人民，成都、重庆和上海等组织“万县惨案后援会”，抗议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在英国，许多正义人士对英舰炮击万县暴行倍加指责，严厉指斥英国政府对华采取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英舰在中国内河水域的侵略行径。北伐军并没有被阻止，10月10日收复武汉，12月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中国革命中心转到长江流域，革命形势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政策都有所改变，感到北京政府已处于穷途末路境地，需要和武汉国民政府进行新的接触。同时，由于北伐行动打击的主要是英国的殖民利益，列强之间感受也不一样。
遭受直接打击的英国在制造了万县惨案后，看到武装干涉行不通，便狡猾地改换面貌，采取对华新政策，即以对革命政府作少许让步来换取摆脱反帝运动重点打击的地位。
1926年12月，新任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到达武汉，试探国民政府的态度。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明确指出：英国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承认国民政府。这是北伐后，国民政府第一次与外国使节的会谈，其后，日、美的代表也到达武汉进行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试探。
1926年12月18日，英国政府分别照会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国家，提出了对华新政策，如要求列强改变对华传统态度，可以允许中国立即实行华盛顿会议决定的二五附加税，进行修约谈判，但实质是“对于小事，列强无须提出抗议，对于违反条约义务的各国重大行为，列强应采取共同行动，中国应尊重条约的义务”。1927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也宣布对华政策四原则。27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表示“本政府在中国没有租界，并且绝不曾对中国表现任何帝国主义的态度”，还说，愿和能代表中国的政府谈判关税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
对于英、日、美三国对武汉国民政府态度的转变，武汉政府的认识比较清醒，“这主要是由于武装干涉政策行不通，而并不意味着他们心甘情愿放弃武装干涉政策。”因为就在英、日、美三国新政策提出的同时，军事干涉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
1927年1月，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泰伟德奉命来华了解局势并提出军事分析报告，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泰伟德经实地勘察并与英驻上海总领事、工部局官员研商后，认为英国“防卫”，上海的计划极不完善，应请求政府立即向上海增派兵力。1月15日，泰伟德抵达汉口，与欧玛利总领事以及汉口英商各界研商对策，返沪后向伦敦提出一份《中国政治形势之分析》的报告，指出，“南方军队将在一个月之内进抵上海，非常有理由预料类似汉口的情势（指收回汉口租界）将会重演”。“最终英国将不得不交出香港”。伦敦闻报，立即命令一支巡洋舰队从地中海全速驶往上海，因为英政府最担心的还是上海英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命运，地处长江口的上海是英侵华权益的命脉所在。1月17日，英国政府内阁会议决定，进一步完善“防卫”上海的计划，即重施“炮舰政策”、武力镇压中国的反英运动。1月24日，英国陆军部下令分别从英国本土、印度和香港发兵3个旅向上海进发。但是，英国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企图，立即遭到世界爱好和平、同情中国革命的进步组织和人士的强烈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阻止英国对华用兵，日本劳动组织提出“对华不干涉”的口号，英国劳工代表联席会议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强烈谴责鲍尔温政府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国民运动表示声援和同情。在国内，广大反帝爱国的民众更不待言，甚至这时已被北伐军打败的北洋军阀也反对“英国军舰驶入长江”。
而其他帝国主义由于自身利益的关系，对英国的军事干涉反应均冷谈，不愿支持。上海日侨众多，日本在上海的经济利益也与英国不相上下。不过，日本政府认为，北伐军进攻上海为时尚早，英国未免言过其实。法国在华商业利益较少，德国政府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尽可能避免卷入欧洲以外地区的纠纷与承担义务”。美国柯立芝总统的代表则强调，护侨也无需出兵。这样倍感孤立的英国政府，也不敢再采取炮舰政策，只得在外交上稍作让步。于1月27日和28日，分别授权欧玛利与蓝普森分头向南北两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顾维钧提交题为“关于自动放弃部分条约权”的政府信件。然而，这份外交文件并没有涉及中国关税自主权，也避开使英国政府进退两难的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承认问题，却只放弃了一些次要的在华特权。2月10日，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下院宣布，除自印度出发派赴上海途中的军队外，调自其他地区的军队将仅在香港集中待命，除非有重大危险发生，不再派往上海，这一决定最终使当时紧张进行中的收回九江、汉口租界协定签字。
但帝国主义是不会放弃用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英国公使扬言，汉口协定是英国最后的让步，如果武汉政府“逼人过甚”，英国则必须“捍卫自身的利益”。可是，3月24日，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刚刚开入南京，尚未“逼人过甚”，英国便迫不及待地伙同美、法、日、意等国，挺身“捍卫自身的利益”了！当夜，驻泊南京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美、英、日三国领事馆被侵害”，“侨居南京之外国人家宅及营造物受到有组织的掠夺，多有被烧毁者”，竟以舰装巨炮转头轰击刚刚入城的北伐军，死伤军民200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3·24”炮轰南京事件。4月11日，英国等5国就3月24日“民军在南京对各本国国民暴行所造成的局面”，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出通牒并附声明书。通牒指出处罚肇事军队指挥官及关系者，蒋介石司令须作出书面道歉并保障将来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全部赔偿外人生命财产的损失等3项要求。逼迫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
第二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将大革命镇压下去。而此后，帝国主义已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存在不会很久，便不再对其有兴趣，转而全力和南京国民政府打交道了。
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成功收回九江、汉口租界
武汉国民政府期间，在外交上依靠群众运动，成功收回了九江、汉口等地租界。汉口、九江等10个通商港埠是1860年9月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增开的一批内河口岸。汉口昔日原有租界五区，但自欧战时中国收回俄、德二租界，改为特区后，仅剩三区，英租界最大，法、日两界次之，皆滨临大江。武汉三镇是华中最大都市，当时有人口200余万，不仅是京汉、粤汉铁路的接汇处，而且是长江中游两湖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的中心，战略地位也十分险要。江西九江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口岸之一，人口5万余人，地处东西和南北交通的要道，交通和商贸地位在长江流域仅次于上海和汉口，开埠以来日显繁盛。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是英国在长江流域“势力范围”内的要地，英国可利用两地吸纳华中和长江流域的丰厚资源和广阔市场。
1925年“五卅”运动后，汉口、九江人民就曾发起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斗争，给两地英、日领事馆以打击，但遭到北洋军阀的镇压。
武汉被北伐军光复后，工会组织、工人运动发展迅速，这时，武汉和九江各行业工人的罢工大多数是经济斗争，各国租界与外资企业对当地和工人生活自然有直接的、密切的影响；工人们为争取工资待遇、劳动条件和劳资关系的全面改善而进行的经济斗争深深触动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国民革命军挺进湖北后，民众反帝爱国情绪更为高昂，英资企业中的工人罢工连绵不绝。
汉口各界民众反英爱国运动渐入高潮，汉口英租界当局就如惊弓之鸟，在租界各要道加设铁网、沙包，增派军队巡逻，甚至远由上海调来英舰壮胆。1927年元旦起，武汉各界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在汉口市区举行集会、讲演和反帝示威3天，群情振奋，人民的热情很高。租界军警如临大敌，气氛十分紧张。1月3日下午，学生宣传队在毗邻英租界的汉口海关附近的广场上讲演，听众众多，集会秩序井然。英租界当局急调武装水兵登陆镇压，架设机枪进入临战状态。同时，英军开始驱赶被人流挤入英租界的听讲群众，民众明知英方有意挑衅制造事端，故迅速退出租界。然而，气势汹汹的英军仍用刺刀向人群乱戳，当场刺死码头工会会员1人，刺伤10余人。
汉口“一·三”惨案发生后，武汉民情更加激愤，在英租界外围聚集示威，与英军对峙。国民政府代表迅即赶到，劝喻群众暂且退离，承允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接着，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向汉口英总领事提出警告，如若英仍不收敛节制，愤怒的汉口民众将把英租界夷为废墟。英方必须尽快撤退军警并解除武装，改由中国军警接防维持租界秩序，否则政府对当地英国人的安全难以负责。当晚，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等主持召开湖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500余位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向英租界当局提出：立即撤除驻汉英舰及租界军事设施、赔偿死难同胞损失、惩办肇祸凶手、向国民政府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解除英租界军警武装、由中国军警维持租界治安、英租界内华人应享有绝对政治自由等要求。会议通过：抵制英货、对英经济绝交、准备封闭英租界及在英方企事业发动总罢工等决议。会议要求国民政府采取以下外交措施：立即收回英租界；立即收回海关管理权；立即取消英轮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立即撤销英人在华领事裁判权。这一切表明，中国人民誓欲通过此番强劲的反英斗争，挣脱八十余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
4日清晨，武汉工人纠察队及大批群众从各路口冲人英租界。英总领事见中国政府和群众立场完全一致，局面已无可挽回，除接受中方条件外，已别无选择。5日晨，英总领事答复完全照办，同意中国军警入驻英租界。事实上，国民政府4日已派一位营长率4个连军队入驻英租界，并由工人纠察队协助维持秩序。闻讯涌入英租界的爱国群众四处张贴反英、反帝标语，英租界工部局只好黯然退却。4日，英侨已纷纷登上汉口的英舰，汇丰银行及英商各洋行均自5日起停业并已将财货运上英舰。当晚，英租界巡捕及其他公务人员也逃避一空。5日晚，国民政府成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负责英租界内治安和市政事务。6日晚，外交部长陈友仁会见英总领事，声明爱国民众的正义行动是针对英兵暴行，并无仇视英侨之意，因此不必惊慌失措。同日，汉口英巡捕房和海关楼顶都高高飘起中国国旗。英驻汉口总领事馆址改为湖北省总工会会址。这样，以工人阶级为首的爱国民众以政府外交为坚强后盾，第一次打破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成功地收回了玷污国家主权的外国租界。
九江、汉口分处长江中游，两地革命形势紧密相连。汉口“一·三”惨案发生后，九江召开市民大会并游行示威，以示声援。1月6日，海关英籍职员准备登英轮避匿，为工人纠察队拦阻引起冲突，1名队员遭英警枪击，工人纠察队与英军发生冲突，江上英舰鸣炮示威，九江英军警倾巢出动镇压，激起全市商民义愤，开始罢市。国民政府九江军政当局除向九江英领事提出抗议外，并致电南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请示与英方交涉。九江“一·六”事件发生后，参加罢工、罢市的数万爱国民众怒不可遏，准备群起冲占租界。租界内英领事馆及英侨住宅门户紧闭，工人们将租界各路口设的路障尽皆拆除，全副武装的国民革命军官兵自由出入英租界，海关与公务司门前遍贴着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标语。惊恐万状的英领事请求九江军政当局派兵维护租界安全，虽获当局应允，但要求英军退出租界撤回英舰。当晚，英侨及英水兵全部撤离登舰，7日上午，国民革命军人驻九江英租界，并由国民政府外交部派员组织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保护租界内中外人士的安全。继汉口收回英租界后，国民政府支持九江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爱国民众，再度成功地收回了第二处外国租界，实现“革命外交”的又一次胜利。
汉口、九江人民的革命行动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在中国人民强大反英声势的震慑下，在国内外正义呼声和舆论的谴责下，英国鲍尔温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1927年2月19日和20日，经中英双方政府代表谈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的代表欧玛利在汉口签署中英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两份协定，英国正式将汉口和九江两租界归还中国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自晚清以来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重点所在，也是1924至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在全国声势浩大、连绵不绝的反帝运动中，在武汉政府和民众的一致的迫切要求下，终于成功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已开始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生力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