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辛亥革命的核心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政党同盟会，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存在着种种难以克服的缺点。首先，他们对中国封建势力的后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本质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并且对这些外国侵略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又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根本摆脱的。他们也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当时中国严重民族危机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先天的软弱性，缺乏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足够勇气。其次，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口头上高喊“国民革命”，但实际上，他们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并未很好地依靠和组织已觉悟的国民大众，甚至在思想上也未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所具有的巨大革命潜力。他们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既得权益，对外主张采取妥协性的政策。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者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对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分析和估计，不够全面、正确，故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常常出现失误。
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者有个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和估计，即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能够入侵中国，肆意掠夺中国人民，粗暴践踏中国的国家主权，主要是由于清政府的为虎作伥，并且错误地认为，只要能把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便可设法阻遏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继续侵略，并能进而逐步消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殖民势力。基于上述的分析和估计，他们拟订了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的对外政策，幻想借此来换取它们对中国革命保持中立。这种思想在孙中山的外交政策和活动中，有着集中的反映。而孙中山的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除了受到前面所提及的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之外，还与他当时的社会经历及革命实践有着极大关系。当孙中山确定革命信念，决心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并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四处奔走时，因躲避清朝政府迫害而长期在国外进行革命活动。他为了宣传革命，争取国际力量，借资帮助，曾同不少外国朋友交往，其间也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有所接触。由于这些侵略分子极力伪装“友好”，并且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笼络，乘机进行蛊惑、劝诱，从而使孙中山受到了他们很大影响。例如，日本“黑龙会”就对孙中山采取了笼络手段。“黑龙会”是一个日本沙文主义分子的组织，向以吞并中国东北为己任，公开鼓吹要以黑龙江为日本的国界。其侵华的狂妄野心，从它的名称上即已充分暴露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狂热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组织，却一再对孙中山表示“同情”和“支持”，竭力设法进行笼络，甚至还曾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中国革命党人某些援助。事实证明，这些日本侵略分子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想要利用中国革命党人来抵制其他列强，从而为日本将来独霸中国创造条件。
然而在当时，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却被他们这种狡猾伎俩所迷惑，误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革命的“真正同情”。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并拒绝他到日本的入境申请后，还是使孙中山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所认识，但仍然对某些民间军国主义分子有好感。而法国政府从侵华的长远利益出发，也曾假惺惺地给予过孙中山及同盟会的反清活动和武装起义以某种支持。但这并非真心帮助反清斗争，而是为了换取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法国人的好感，以便将来清政府被推翻之后，法国在华的殖民利益能够得到保全。法国政府的这些别有用心的举措，使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者一直心存感激。对英、美两个帝国主义列强，孙中山寄希望于它们能够帮助中国摆脱封建统治。他天真地认为，英、美、法三国政府会支持他们的革命事业，不仅不会再、干涉中国革命，而且会阻止其它列强对华干涉。这样，中国的反清革命斗争，就会在这几个大国的支持下取得胜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孙中山闻讯极其高兴。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迫切需要他立即回国领导革命党人的工作。但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间问题解决后而回国。”所以孙中山没有立即回国从事具体领导，而在国外进行外交游说活动。他的具体分析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他的策略是通过暂留国外从事外交活动，游说各国政府，藉以争取它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他当即决定，首先同美国政府联系，争取它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于是马上从美国西部前往首都华盛顿，拟即会晤国务卿诺克斯，希望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但是，诺克斯谎称有事外出，没有时间接待，故未能会见。在这里，美国政府对待中国革命的不友好态度，已经显现。在美国的碰壁，并未能使孙中山醒悟，还认为事出偶然。所以，他又由美国前往伦敦。经人介绍，与英国外交大臣进行磋商，并且“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放逐令，以便予（孙中山）取道回国”。英国政府为了笼络中国革命党人，“三事皆得英国政府应允”。在回国途中，孙中山又到巴黎，分别会晤法国朝野人士，并与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进行了接触。这些法国人对于中国革命“皆极表同情”。这些表面应付，进一步加深了孙中山对英、法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
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不是他个人独有，而是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天的软弱妥协性，希望在推翻清政府的斗争中，帝国主义能够在中国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之间保持中立。1911年10月12日，即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湖北革命军政府向驻汉口各国领事发出的外交照会中，就清楚地体现出这种先天的软弱性。这个照会共有以下7项具体内容：
1．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2．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
3．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
4．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
5．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6．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
7．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为战争用之物品者，搜获一概没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采取对外妥协的方针。
1912年1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发表的《宣告各友邦书》中重申：承认清朝政府与各国签定的一切条约，负责偿还清朝政府的全部外债和赔款，尊重各国及其人民在中国所获得的种种权利。他们仍想以此换取列强对临时政府的承认，并且幻想各国政府能同中国“更笃友谊”，“提携亲爱，视前有加”。为了进一步向列强表示友善的诚意，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还特别颁行了保护租界的十条规则，不允许华人携带武器在租界行走，不得缉捕逃入或潜藏在租界的反革命人犯，不准在租界搜查和拘留偷运接济敌人军火的外国兵轮。所有这些外交活动，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敢运用革命政权的力量去触动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特权，没有勇气采取革命手段来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从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也预示着这一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完成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重任。
尽管南京临时政府先后作出对帝国主义的多次承诺，不去触动其在华殖民利益，但帝国主义列强仍然对中国革命采取敌视态度。它们声称：对军政府的“任何正式宣言”，统统“拒绝答复”；并且决定，一概不与“革命党首领公文往来”。它们联合采取压迫政策，千方百计地破坏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