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政府被推翻和列强的态度
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蚕食，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险的民族危机。而清政府在长达几十年的外国侵略面前，终于彻底变成了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工具，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传声筒，因而也使中国人民彻底抛弃了对清政府残存的一点幻想。因而，从20世纪初年起，推翻清王朝、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斗争焦点。众多的有志之士，在190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便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下开展了对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股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伟大历史运动中，广大人民或举行武装起义，或掀起抵制外国货、收回路权等运动，其斗争结果最终引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而且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正如毛泽东在论及辛亥革命的实质时所说的：“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辛亥革命既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由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的权益引爆的。
1909年，清政府曾打算出卖粤汉、川汉铁路路权，和英、法等国商洽贷款。但由于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办成。其后，英国公使不断催办，清政府为消除各省人民反对的借口，便于1911年5月9日宣布全国铁路“干路均归国有”。由于清朝政府贷款卖路心切，急于求成，在宣布“干路国有”之后，仅仅过了10天，即1911年5月20日，它就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第一款规定，中国政府以年利5厘，向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根据第二十二款规定：“工程竣工后，在借款未偿还以前，大清政府仍派欧洲人或美洲人作为各铁路总工程师。”这样一来，在实际上就把“三省3600里路权完全出卖给外国人，在40年之间，中国对此没有任何主权”。这份卖国合同，引发了全国人民的“保路运动”。湖南、广东等地反应激烈，提出“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不能卖路”。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并于9月初进逼成都，四川全省震动。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为保护路权而开展的斗争，仍是爱国群众反对列强侵略和清政府卖国的革命运动。
清政府接到四川危急的情报后，立即调集大军前往镇压，从而造成湖北防务空虚。武昌的革命党人，乘武汉防务空虚之机，于10月10日发动起义，占领武昌。于是，辛亥革命便以武昌起义为信号而爆发。各地闻讯，群起响应，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宣布独立的就多达15个省，清朝的统治迅速趋于土崩瓦解。同年12月中旬，起义各省派遣代表团前往南京开会，讨论建立统一革命政府问题。会议一致推举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就这样，从秦汉以来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终于被革命人民所推翻。从此以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民主主义的思潮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即引起帝国主义的密切注视。由于这时的中国已是积贫积弱，千疮百孔。对帝国主义来说，动荡的中国，更有利于它们趁火打劫。于是，帝国主义列强便想利用清政府已经倒台、中华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的政权交替之机，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最先采取行动，准备联合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10月21日，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奏报沙皇说：“从我国利益看来，日前中华帝国的瓦解在许多方面是我们所希望的。即使中国各地区并不完全独立，而彼此之间也将会产生削弱它们自己力量的互相敌对行动。”沙皇政府根据这个报告指示驻华公使：“把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在我们看来，是与我们广泛的利益一致的。”
为此，沙俄的外交代表开始了紧张的幕后活动。11月4日，沙俄政府向它的盟国法国表示：由于情况的变化，沙俄将在东三省北部、新疆和蒙古进一步巩固它自己的地位，它需要在这些地区享有“行动的自由”，希望获得法国政府的支持。8日，法国方面接受了沙俄的要求，表示“愿意满足沙俄的愿望”。这幕秘密交涉，十分清楚地暴露了沙俄企图乘机掠夺中国北部领土的贪婪野心。同时，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对四国银行团中的美国代表司戴德的夫人进行了一次“十分坦率”的谈话，供认他“唯一的意见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个谈话，绝不是廓索维慈的私人意见，而是反映了沙俄政府的侵华政策。为了增大声势，沙俄又和宿敌日本接近，在幕后策划对华采取武装干涉的军事行动。10月24日，日本政府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各部门利用当前难得的机会求得“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就是争取吞并东三省南部，并准备出兵占领京榆铁路，使列强承认它在华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在瓜分中国的争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
老牌殖民帝国主义英国当然不甘落后。1月26日，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开始在上海进行和谈。
帝国主义驻华外交使团召开会议，商讨如何迫使南方革命势力彻底就范问题。会上，沙俄公使廓索维慈建议，“要求各国政府允许，向南北双方代表提出同文的非正式照会，劝告早日恢复和平”。这项建议获得了各国公使的一致赞同。12月20日，当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的时候，驻上海的俄、英、美、日、法、德等六国总领事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这项照会虽向南北双方代表同时提出，表面上似乎是“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以英国公使朱尔典为首，早已和袁世凯等在背后密谋好，要压南方革命势力向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妥协。帝国主义在干涉南北议和的同时，还使用种种手段，打击和压迫南方势力。它们在政治上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地位，在经济上切断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财源，力图迫使它向袁世凯政权让步，交出革命果实。
二、孙中山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外交活动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是以由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成立的。成立前后，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外部，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瞵，企图蚕食鲸吞，对南京临时政府采取敌视态度。北方，北洋军阀掌握北京政权，控制清政府的大部分地区，准备压倒南方革命政权。在革命阵营内部，由于成份复杂，派系众多，政治见解分歧，不能形成真正统一的强有力的革命集体，也就难以步调一致地向中外反动派继续进行有效的冲击，从而打垮他们的猖狂反扑，彻底消灭其残余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