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上午，邓小平接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尽管重复昨天的讲话，但显得拘谨理屈。邓小平随后雄辩地强调：“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到1997年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二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形式管理，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三是中英两国要商谈从现在到1997年这15年中如何使香港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说：我们的看法是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中国还考虑了我们不愿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波动，中国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邓小平的讲话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收回香港主权问题上的坚强决心，同时还表明中国将恢复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的繁荣，看作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两个目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这次访华对英国政坛震动很大，英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
从1982年10月至1983年6月，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正式进行外交会谈，这是第一阶段；1983年7月至1984年4月，为第二阶段的前11轮会谈。但由于英国方面不断提出所谓“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论”，“以承认中国主权换英国对香港的长期治权”，“加进港英政府参加谈判的三脚凳主张”等无理主张，阻挠会谈进展。对此，中国政府认为要保证香港繁荣与稳定的发展，需要有很好的准备和必要的时间，谈判客观上有紧迫要求，要求在谈判中迅速取得突破。1983年10月6日，中国外长吴学谦在加拿大表示：“不管谈判如何进行，我们将在1984年9月宣布1997年恢复主权的决定。”《人民日报》同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完全有权随时收回自己的神圣领土香港，希望英国政府看清时代潮流，以合作态度与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
198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访华，在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就香港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后，他表示：“要达成一份能使香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治理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他回国以后，英国政府对谈判态度较前积极，从4月底到7月底，进行了第二阶段的12至19轮会谈，重点放在了1997年前过渡期问题。7月底，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华，对中英谈判有了进一步促进。从8月上旬到9月上旬，中英双方进行了20至22轮的谈判，将协议的最后遗留问题予以解决，并于9月18日对协议文本全部达成协议。
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在北京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时还代表中英双方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三个附件。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和专程来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各自政府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此外还就香港居民的旅行证件问题互换了备忘录。在经过中英两国立法机构审议批准后，中英两国政府于1985年5月27日在北京互换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批准书，从此，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中英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有：（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则于同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二）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并在附件中详细说明；（三）自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的过渡期内，英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将予以合作；（四）就过渡期的香港土地契约作出处理规定，并成立中英土地委员会。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提出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保持财政独立，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三）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四）香港将继续保持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自由港以及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五）香港可继续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六）在互利的经济关系中，英国和其它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受到照顾；（七）中国对香港的特殊政策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50年内不变。
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一）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表明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人民依靠自身的解放和努力消除了殖民主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二）这是“一国两制”理论的率先垂范。香港问题的解决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正确的，这将为推动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三）为和平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像香港这样复杂的具有相当难度的历史遗留问题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这说明只要真正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和平、促进合作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对国际形势变化起了良好的积极影响。
三、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和“联合声明”发表
中英两国通过外交谈判，圆满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对澳门问题的解决树立了良好的范例，也使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基本成熟。1984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葡萄牙进行友好访问，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为澳门问题的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1985年4月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澳门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葡建交时，双方对此已有谅解。”同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内亚斯来华访问，期间和邓小平主任进行友好谈话时，邓小平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达成谅解。”埃内亚斯贝蜕：“澳门问题的主要方面在达成建交协议时已经解决了，葡萄牙人民愿意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23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1979年两国建交时，葡中双方都承认澳门是在葡萄牙管辖之下的中国领土，两国都以保持澳门的稳定和进步为共同的目的。”中葡双方都认为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散发了一份新闻公报宣布：中葡双方同意于近期内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谈判。
对澳门这样一个由葡萄牙控制了400多年的特殊地区，中国政府对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定要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在恢复行使主权之前，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按“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中国和葡萄牙是从1986年6月底开始进行澳门问题外交谈判的，到10月下旬，双方共谈了三轮。由于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整个谈判过程比较顺利。当然，其间也出现过企图把澳门交还中国的时间拖延到21世纪的动向。但1986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严正指出：“在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葡萄牙政府对中国政府的立场很重视，1987年1月6日，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研究，原则同意于1999年将澳门治权交还中国，并派葡萄牙外交国务秘书苏亚雷斯专程访华，通报了葡萄牙政府的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到了3月份，“中葡联合声明”全部达成了协议。
3月26日，“中葡联合声明”在北京举行草签仪式。4月13日，来华访问的葡萄牙政府总理席尔瓦和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联合声明包括的两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并就澳门居民旅行证件问题交换了备忘录。此后经过两国政府立法机关分别审议批准后，1988年1月15日，在北京，中葡举行了批准书交换仪式。协议正式生效。
“中葡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有：（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二）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执行的基本方针政策，并在附件中详细说明；（三）在过渡期内，葡萄牙政府负责澳门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将予以合作；（五）对过渡期内处理土地契约及有关事项作出规定，并成立中葡土地小组，磋商具体事实问题。
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提出的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二）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保持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及基本的法律不变；（三）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保持财政独立，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四）澳门将继续作为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与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五）葡萄牙和其它国家在澳门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六）中国对澳门的特殊政策，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澳门基本法规定之，并在50年内不变。
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再次证明“一国两制”理论的伟大实践意义，并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起了促进和示范作用。澳门问题的解决符合全体中国人民和澳门人民的共同心愿，使这块脱离祖国怀抱四五百年的土地终于要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