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一国两制”理论的产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考虑早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和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收回香港、澳门主权问题。中国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全中国人民意志的体现。对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人民总是希望用缓和冲突、稳定局势，不使人民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受到损害的和平手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世界和平的总战略考虑，以和平方式作为解决争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出发点，提出了对国际关系有重大影响的“一国两制”理论。
1978年底，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公开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同年1月30日，邓小平访问美国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具体设想。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的理论，是因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光荣、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统一和富强，不仅是祖国大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样是台湾各族同胞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有利于远东和世界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充分考虑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处境，而且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将来。所以提出：“祖国统一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祖国统一之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互为补充，互相支援。只有在现实基础上的真正统一，才能带来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赞成祖国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一经提出，即引起世界广泛反应，认为是中国的“超级战略”。因为它有利于国家的和平统一，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经济生活和个人幸福，有利于消除紧张局势，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是邓小平最先作出理论贡献的。他首先考虑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于解决国内问题。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统一问题。邓小平说：“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提出用“一国两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后，并进而考虑可以用它来解决国际争端中的某些类似问题。如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采用“一国两制”的原则和方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的利益也不致受到损害，甚至还可以增加互利。这个热点消失了，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此，一国两制既是我们要坚持的一条解决国内问题（香港、澳门、台湾）的战略原则，也是我们要坚持的一条重大国际战略原则。
由此可见这一理论对国际关系学的重大意义。不仅如此，“一国两制”还对政治学、国际法中的国家学说、行为主体的概念有重大突破。这一理论是对传统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突破，它将成为一个带有某些复合制特征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一方面，国家主权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在单一制国家结构条件下，又具有某些复合制的特征，而实行着受到宪法保障的特殊制度。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先例。
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和“联合声明”发表
临近“九七”，英国为了继续维持对香港的统治，继续从香港收取上百亿英镑的商业利润，不断试探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英国政府认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是迫使中国延长英国统治香港的极好时机。英国多次制造舆论，称香港是中国“让给英国的”；香港是一只“下金蛋的鸡”，改变现状，无疑“杀鸡取卵”；又放风愿以1000亿美元买下“新界或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换取英国对香港的管治”。1979年夏，主动提出派港督麦理浩访华，这是建国后港督第一次正式访华。在邓小平接见麦理浩时，麦理浩极力强调延长香港土地租约对维护香港繁荣的重要性，要求中方确认英方的打算。邓小平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只表示：现在距离1997年还有18年，我们还有时间，请转告投资者放心，不管将来怎样解决，我们都不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经过几年通过各种渠道的试探、摸底，英国判定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已定，遂决定采取对抗措施。1982年初，港英当局发动舆论攻势，制造信心危机，导致大量专业人才外流，资金抽走，使股市的恒生指数从1000多点下跌到500点。2月，英驻华大使柯利达称对香港的前途问题“应谨慎从事”，“要谨防杀鸡取卵”。6月，英国取得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胜利后，英国有人还妄想用“炮舰政策”威吓中国，叫嚷要派一二艘航空母舰到香港来。7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称：有关香港的“条约很快期满”，“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保留英国的行政管治，继续目前同中国合作的做法，香港地位不变，能再维持现状三十、四十或者五十年最好”。还企图把19世纪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维持下去。
中国政府为收回香港主权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准备，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后，中央制定出“收回主权，保持繁荣”的战略决策。邓小平提出1997年后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下，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那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香港的金融、交通中心和自由港地位不变。对外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和世界各国保持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各方面的交往。
在双方各自的立场确定后，1982年9月下旬，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访华。9月23日上午，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举行正式会谈。撒切尔夫人首先发言，开口就极力反对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定，扬言如果实施，“对香港信心所产生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如果信心不能得以维持，香港到1983年就不再繁荣，更不用说1997年了”；“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和信心，就得保持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并声称，主权“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接受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就意味着英国通过议会立法废除英国赖以对香港行使管辖的条约……这是不可想象的”。态度颇为傲慢。
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严肃地指出：“整个香港地区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在上个世纪同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是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不接受并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应该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成熟了。现在正式告诉英方：中国政府将不迟于1997年收回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不能再晚了。收回香港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在事关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上，中国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的。希望英方能够理解并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共同圆满解决香港问题。”赵紫阳总理讲话之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还在极力为英方立场辩护，会谈气氛显得比较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