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正式总统这一步算是完成了。下面开始对国民党议员反攻倒算。民国2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资格剥夺，追缴证书、会章，被追缴者共438人。命令发布的同时，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出动了300多人包围外彰仪门大街的国民党北京支部，第二天又包围了参众两院，甚至半夜跑到国民党议员的家里，缴获了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共300多件。勒令所有已追缴证书和徽章的议员们，如果要离开北京，需要觅五人以上的连环保，担保离京后不作任何反对袁政府的言论和行动。
同时老袁对国会也开始下手。第一件事就是向国会争“法律的公布权”。明白宣布：“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第二件事就是要把《临时约法》中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并扩大总统的权力。在国会议员来说，所仅存的希望，只是要袁维持国会外貌的尊严，维持议员个人的地位，稍留颜面，依照一定程序，制定一部袁可同意的宪法。怎知袁竟一点不留余地，公然派员干涉制宪，反对宪法草案。
其实，此时的国会已无开会可能，于是，粤督龙济光电请袁世凯，要求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接着，由黎元洪领衔的19省军民长官也联名发表了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通电。在这通电内，黎等要求解散国会的理由是：国会开会七阅月，毫无成绩，所以应该把残留的议员解散云云。
袁世凯这一招实在太流氓了。在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只是把责任推到国民党领袖，以及闹独立的几省国民党系军人身上。而国民党仍然合法存在，照常出席国会。当时不少人不太理解袁的用心，还认为他雍容大度，岂不知他是在利用国民党议员的人数，如果当时解散了，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正式总统就无法选举。现在好了，国民党议员被驱逐，议会已经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形同流产，真正是一石二鸟！高，实在是高！
但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不能没有立法机关的，于是袁世凯便以政治会议来代替国会。政治会议原是袁容纳许多有地位无官职又不是国会议员的政界人士，性质有点非驴非马，可是在袁决心扼杀了国会后，政治会议就派了用场。
政治会议的组成，是由总统派十人，国务院派四人，各部每部派一人，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组。袁所派的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杨度、赵惟熙、饶汉祥、杨士琦、马良。最初，袁拟指定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顾鳌为秘书长，不料正要发表时，袁的一个老朋友李经羲到了北京。李经羲是清朝末年领衔各省督抚，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主角，袁自己出身督抚，对于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所以李一到北京，袁就把已经发出派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的命令收回，改派李为议长。
袁世凯马上向政治会议提出了所谓救国大计案，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和增修约法案两事。他的理由是国会既因人数不足，自身不能行使职权，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乃国会一搁再置，所以现在提交政治会议来讨论。
12月29日，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救国大计案”，议员们大家面面相对不敢靦然以立法机关自居，因此讨论不出结果来。最后决定成立15人审查会，推蔡锷为审查长，孙毓筠等为审查员，交由审查会去讨论。
民国3年1月2日，15人审查会开会，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两个难题，不容易做出文章来，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建议政府，对增修约法问题，另设“制法机关”进行讨论；至于解散国会问题，决议建议政府，国会议员应即停职，给资与否由政府自决，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元月10日，政治会议就根据审查会的意见，呈请袁总统采择施行。同日，袁根据政治会议的第二个法案，下令解散国会。
袁既有了御用的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同时根据政治会议的建议，于民国3年1月10日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这样一来，国会遂完全解散。
袁既然解散了国会，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于民国3年2月3日停办各地方自治会，其理由是：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呈，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务，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头沟乡议事会私设法庭，非刑拷讯。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各级自治机构平时弁髦法令，鱼肉乡民，无所不至；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电称栖霞县乡民因自治会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着各省民政长通令所属，将各省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2月28日更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这时的袁世凯，简直是为所欲为，得心应手，于是着手修改《约法》，实现总统制，延长总统任期，并制订《治安警察法》，以箝制人民言论之自由。袁所冀望的中央集权，元首独裁，在这时可说是完全告成了。
走上独裁之路也要做点手脚，因此在3年1月26日颁布了约法会议的组织条例，3月18日组成约法会议，以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袁亲临主持开幕，并致颂词。约法会议是政治会议的化身，其性质仍是咨询机关，总统得派员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约法会议的决议，经总统同意，得公布成为正式法律。
民国3年3月20日，袁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案，他在这个提案中，把“建设民国”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期为增修约法时期，后一期为制定宪法时期。袁的私心是既要撕毁《临时约法》，又不愿产生一部宪法，而想由自己创造的新约法作为代替。袁所提出的七个增修大纲，有：（一）总统得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驻外使节，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三）实行总统制；（四）宪法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五）关于公民权之褫夺与恢复，总统得自由行之；（六）总统有紧急命令之权；（七）总统有紧急处分财产之权。
新约法于民国3年4月29日开三读会，当然通过，咨复袁总统公布。这个新约法内容共有10章28条，把《临时约法》中总统权力扩大，如：“大总统为民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得颁给爵位、勋章。”这些规定不仅取消了国务院和内阁总理，同时把代替内阁的国务卿成为附属品。
新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10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
在讨论新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靦私交甚笃。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全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袁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之上必有皇帝，先把卿规定在官制里，将来出现皇帝就不突然了。
民国3年5月1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派徐世昌为国务卿，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的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派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又设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员。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及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革，把内阁总理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进一步抓住了全国税务，所以他还是一个有实力的人。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袖中的新人物，不料袁却选了旧古董，把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一场春梦惊醒了。原来他在总统府中，袁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秉烛夜谈，自徐拜相后，杨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2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3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800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袁于5月1日明令撤销国务院时，同时明令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可是，徐表示不肯接受。袁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前往劝驾，徐还是一副遗老的模样，怎么劝也不答应。搞得段祺瑞有点光火了，大声说：“菊老（徐字菊人）老是不肯出山，岂不辜负总统一片苦心，叫我们如何复命？”徐这时才改变了口气，作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当然，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暂时出来过过渡。不过，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能领受的
袁对徐特别尊重，他叫手下人尊称徐为老相国。徐到任刚满一个月，因为他宣称不受民国官俸，可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4000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便欣然收下。
徐世昌出山后，自有他的作法，他认为“为政不在多言”，过去阁员入阁之初，总是长篇大论的发表政见，结果则是一事无成，焦头烂额。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只求择可行的行之，不可行的不行，行而有成效的就是善政，相反的就是恶政。他说：“如果大家讥笑我无所表现，我也不敢辞，今天大家拉我出来，或者就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性。”
然而徐的特性是什么呢？具体言之是“复古”！
“复古”，并不是徐的倡始，其实正是袁的本意。任何一个新旧蜕变的时代，旧的阴影总是时隐时现，袁的北洋系根本是个旧东西，他不是一个非常人，无法除旧立新。自民国成立以来，一般武人、大吏和无行文人，其头脑顽固的自不必论，大多数则是争妍希宠，以求升官发财，我们随手拣来就有许多证据。
一、元年三月三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下令：“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这位由清朝督抚变作民国都督的赵尔巽，不知他心中的政党是什么东西，民国是由何人创造？
二、元年三月十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令南城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生感。冯国璋后来还做了民国的总统，可是他的心中，国旗竟不如逊清的废帝重要。
三、甘肃都督赵惟熙不肯剪发，且对剪发的人加以迫害。元年七月，甘肃旅京人士向参议院请愿，要求转咨政府，电饬赵惟熙剪发，并保护剪发人民。后来赵获得二等嘉禾章和陆军上将衔，竟有谢恩折，折中凡是有“凯”字处，均以恺字代替。
四、元年樊增祥电袁，反对官吏自称“仆”。又谓民国宜有五等爵位。
五、二年二月廿八日，北京《国风报》载有冯国璋、倪嗣冲劝进密电，中有句是：“……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倾心，可寄将军于阃外……”。
六、湖北商民裘平治（一说是山东人），函呈总统府，略谓：“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袁虽于二年三月十九日下令拿办，裘竟公然晋京自首，像是讨赏的功臣。
七、二年四月，湖南人章忠翊递上劝正皇帝位表，自称曰臣，全体用骈文，有不可不正位的理由六。袁令湘督拿办，但无下文。
以上各则，不过随手拣来，像这类怪现象，多不胜举，主要是袁不认真禁止，且似乎在鼓励，所以才会像野火一样时灭时起。
到徐世昌上台，复古便公然倡导。徐到任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全国文职官吏，在呈送履历片时，必须开具清朝的旧官衔。当他任国务卿时的第一次端午节，他戴了红顶花翎，以“大清”太傅身份，参加了逊清的节宴，并且向溥仪叩头拜节。由于徐国务卿竟恢复了太傅身份，外间就传说袁将通过徐恢复大清帝国，各部次长将用满人的谣传。徐不只是要所有文职官员在逊清时做官的履历，同时更进一步恢复旧时官名。3年5月23日，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改观察使为道尹。变本加厉的，是所有前清官场中的旧习惯，包括称呼、排场等等也都恢复了。袁指示陆军部通令各省军事机关，无论在公文上或私函内，一律禁止互称“先生”；这和民国元年2月24日临时总统孙中山先生下令取缔“大人”、“老爷”等称呼，官吏以官职互称，人民以“先生”或“君”互称，恰恰成为尖锐的对比！
徐国务卿还恢复了端茶送客的习惯，这本是清朝官场的仪式，官员们在接见僚属或是宾客时，侍者敬茶，客人照例不得取饮，当主人端茶时，便是暗示客人必须告退了。至于在地方上，各省都督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求见者递手本、履历。有一位安徽桐城县长某，到任后去谒见兼民政长倪嗣冲，没有准备手本，是用的名片，结果被倪嗣冲严词申斥。
袁经常召集各部属员举行谒见礼，除了由大总统明令“免予觐见”者外，各省来京的大员和新任命的大员都要举行觐见礼。上下级和平行级之间行文都有一定程式，各省都督对政事堂、参谋部、陆军部行文都用“呈”。但直隶都督则例外，这也是援引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军机处等机关视为平行机关的旧例。
在这种复古的浪潮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因此，大家都感到民国官吏远远不如逊清官吏有威严，总长不如尚书，都督和民政长不如总督和巡抚，县知事不如县正堂。3年，琼崖道尹王寿民上呈广东巡按使李国筠说：“琼崖民俗强悍，非临以官威，不足以资慑服，拟援用前清仪仗，如金鼓牌伞、日照执事、大号四轿等。”李也公然批准。其实，在袁政府中，地方官吏乘坐绿呢大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卸任时勒令地方人民建立德政碑，恭送万民伞等恶习久已盛行。还有一些地方执行了逊清官场中的丁忧守制、回避本籍的规定。
一片复古声中，只有两样事没有办到，一件是辫子没有明令恢复；一件是袁将甘肃都督赵惟熙关于恢复“谥法”的建议提交政治会议讨论，未能通过。
辫子虽然没有明令恢复，可是留辫子的人还是很多，张勋统率的军队便全部留辫子；甘肃都督赵惟熙也是不肯剪辫子的大官，而在参政院中，有十多个参政也是留了辫子，大摇大摆地出入官场。谥法也仍然存在，因为正提倡“民间私谥”；而且清朝废帝宣统对死去的王公大臣和逊清遗老仍有“赐谥褒忠”的上谕发表。
民国3年7月28日，袁公布了文官官秩令，把“官”和“职”分开，有的是有官有职，有的是有官无职，官分为九等，是：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袁所发表的授卿令，上卿仅徐世昌一人，其次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是中卿加上卿衔，这三人都是曾在逊清当过总督或是尚书。中卿是：杨士琦、钱能训、孙宝琦、朱启钤、周自齐、张謇、梁士诒、熊希龄、周树模、汪大燮等。少卿加中卿衔的有章宗祥、汤化龙。少卿有董康、庄蕴宽、梁启超、杨度、孙毓筠。
被袁毒死的赵秉钧，袁追赠为上卿；被袁和赵暗杀的宋教仁也被追赠为中卿。
又有顾鳌“恢复五等爵”的条陈，由法制局编纂，政事堂议决后，再交参政院通过颁行。这样一来，袁以大总统而有皇帝的生杀予夺之权，且有卿、大夫为其辅翼，五等爵为其沛施酬庸之典，实在是无其名而有其实的大皇帝了。
皇帝时代的廷寄（就是皇帝封交各省督抚的官书），袁改其名为“大总统封交×督”。逊清的御史台主司弹劾，现在则易名为肃政史，主司审理的则易名为平政院，至于国务卿则极为类似逊清的军机大臣。各部总长无权干预各省行政，各省民政长直接向总统行文而不由有关各部转递，这就相同于逊清各部尚书和各省督抚平行，督抚得单衔上奏的老例。
这一切官爵体制，都是皇朝的复活，就只差一个皇帝。连国玺的使用也仿照皇帝的御玺，袁的国玺条例分为三类：一是中华民国国玺，用之于国家大典及与外国交换国书；二是封策之玺，用之于册封和颁爵；三是荣典之玺，用之于授勋。
武职的更改，是把各省都督改称将军，上将军、将军、左右将军之称。并将全国划为八大军区，于3年6月30日下令：“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立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同进升平之化。”
同时又下令：
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张勋为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加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黑军务。孟恩远为镇安左将军督吉林。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黑龙江。勒云鹏为泰武将军督山东。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加将军衔督河南。阎锡山为同武将军督山西。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江苏。朱瑞为兴武将军督浙江。李纯为昌武将军督江西。倪嗣冲为安武将军督安徽。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湖北。汤芗铭为靖武将军督湖南。陆建章为咸武将军督陕西。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加将军衔督甘肃。新疆巡按使杨增新加将军衔督新疆。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四川。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广东。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广西。姜桂题为昭武上将军督热河。蔡锷为昭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张凤翙为扬威将军（此三人无地盘）以上将军，有地盘有兵权的冠以“武”，无的则冠以“威”字，两者可以随时调换。
文官授卿，武官授将军，大总统怎么办呢？当时曾由副总统领衔，众将军列名，恭上大总统为“神武大元帅”徽号，这个神武二字不问即是神圣英武之意。可是袁这时兴趣不在此，因此，神武大元帅的徽号便胎死腹中。
袁的兴趣在哪儿呢？原来他忙着要在天坛“祀天”。早在3年1月14****就交议了“祭天”和“祀孔”两案，袁准备在阴历元旦穿戴古代衣冠，行跪拜大礼，到圆丘举行祀天典礼。政治会议议员孙毓筠建议以天坛为祭所，冬至为祭期，冕服为祭衣，跪拜为祭礼，所以延到这年12月20日才颁布了祀天的日期和命令。
这是戏剧性的一项节目，在举行祀天典礼前三天，内务部就把“斋戒牌”晋呈总统，并分发给各陪祭人员，陪祭人于先一日举行演礼。到了23日，自新华门到天坛，沿途都用黄土铺在地上，所有规定的警戒线上，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切结。正阳门和天桥两旁的摊贩都被警察赶走。天坛周围站有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兵士，有些屋顶上也布置了了望哨，天桥下也布置了守望哨。大总统经过时，不许沿途人民停留偷看。钟鸣三下，大总统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南坛门外换乘礼舆——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四角垂以缨络——到昭亨门外换乘竹椅轿到坛前。大总统由武官长荫昌和侍从长陆锦左右搀扶，缓步走上石阶。大总统头戴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陪祭人员制服：特任官九团大礼服，简任官七团大礼服，荐任官五团大礼服，下面全是一色的紫缎裙。
大总统所用的祀天祝版，把清朝皇帝所用“子臣”两个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这个祀天大典，由清晨3时开始，至8时50分礼毕。
前面已说过，根据新约法，立法机构采取一院制，定名为立法院，在该院未成立前，于6月20日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特任黎元洪为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参政员73人均由总统直接任命。袁所发表的参政员，多数是清朝的达官贵人，年纪均在60岁以上。比较新的人物是梁士诒、梁启超、孙毓筠、严复、杨度、刘师培等。参政院成立的这一天，政治会议即宣告取消。参政院本身仍是一个咨询机关，和政治会议一样。
参政院中也有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是：梁启超、杨度、严复、马良、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施愚、王世澂、曾彝进十人。
黎元洪拿起了参政院院长的木槌，这时他才体会到所谓的参政院，是一个制造皇帝的御用机关，他开始对于他的处境感到惶惑，可是他已身入罗网，有行不得也之苦。他屡次请求出国游历，或要求回原籍黄陂料理家务，企图跳出袁的手掌心，袁当然不会放他走。虽然他看出黎不一定敢站出来反对他，可是黎却是一个好偶像，倘被国民党或其他野心分子所利用，仍然有可资号召之处。所谓缚虎容易纵虎难，黎虽不是老虎，却有老虎的号召力，于是他乃用温语好言慰留他。黎自然知道自己不能不辞而去，也没有方法破壁飞去，因此他只好恢复辛亥革命初期那份沉默态度，除了“唔……唔……好……好”之外，像一座泥塑的菩萨，既不表示意见，也不开口说话。
8月18日，参政院通过参政梁士诒等的提案，修改民国2年10月5日公布的总统选举法。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自从参政院成立后，政治会议即结束，可是作为造法机关的约法会议仍然存在。
新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改选之期，如果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议决总统连任而不必进行选举。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预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金匮石屋，备有钥匙三把，由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各执其一，平时不许开启，须在选举前取出来交与选举会。总统资格以年满40岁并在国内居住满20年者为限。现任总统得继续当选。总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文法院议员各选50人组织之。副总统亦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其当选资格与总统同。
根据这个选举法，不仅袁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可以造成袁家的世袭总统。这时候袁已年过五十，总统任期规定为十年，任期届满后，如果他还健在，通过选举形式或是通过参政院的表决形式，就可以达到连任的目的。如果活不下去，或者年老“倦勤”，则他已预留了继承人。
走到这一步，距离皇帝就差一步之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