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北京壬子兵变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其为祸之惨烈，波及地域之广，商民损失之惨痛堪比庚子年八国联军蹂躏京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至今此事件中仍旧包含着不少疑点，也可以说是一桩疑案。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兵变的主使者是不是袁世凯。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袁世凯是主谋。
二，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和其手下段芝贵、曹锟等串通，背着老袁暗中指使兵变。
三，纯粹意义上的闹饷兵变，即没有任何政治阴谋。
不管持哪种说法的人都有它的理由，但又都似乎略显证据不足。不过有一点，无论袁世凯是不是主谋，他都脱不了干系，因为事件本身就是因他而起的。而且最后处理的很不尽人意，开了个坏头，从此北洋集团统治民国的十六年里兵变竟成了家常便饭，仅仅有记载的大大小小就有五十次之多。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首当其冲受难的是老百姓，生活在那种年代里，真正是国家不幸，民族不幸。
我们先对兵变的背景作一叙述。
袁世凯借革命党之力对满清的孤儿寡母（六岁的宣统小皇帝及光绪遗孀隆裕太后）威逼、恐吓、利诱，终于如愿以偿。1912年2月12日，在确定了优待条件之后，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老袁兵不血刃推翻了满清王朝，拥此大功并且携十万北洋虎狼之师，乃要求革命党人以践前言，推戴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其伟大的革命襟怀，毅然退位，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并举荐袁世凯为新的临时大总统。但是他提了两点条件：一是临时政府地点必须在南京；二是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职。从这两点上看革命党人是很不甘心交出权力的，如果袁世凯南来，虽不敢说任他们摆布，最起码能制约他的独裁野心。不过这种想法未免太幼稚了。袁世凯是什么人？在满清朝廷里也是混了几十年，玩政治手段在当时的中国无出其右者。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17省代表人，共计17票。投票结果，袁世凯得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向袁世凯发电，要求其尽快南下就职。
清帝退位后，定都问题成为当时一个争论的焦点，即使是南京方面的大多数人也主张仍应以北京为首都，宋教仁、章炳麟持之尤力。章认为南京不能控制满蒙，清命虽黜，遗孽犹在，北军未必没有怀念旧主的、加以蒙古和满洲为其后援，则死灰将复燃。章并撰有致参议院******刊于2月13日上海《大共和日报》，力陈建都南京的五大害，参议员读了章函，颇受其影响。但同盟会要员则恐惧袁世凯在北方有雄厚势力，若定都北京，袁为总统，则推翻清朝换来袁世凯，亦是以暴易暴，所以坚主定都南京。尤以孙中山黄兴力持此意。
而袁世凯压根儿就没有南下的意思。他也有很真实的理由不能南来，其一是各国驻华外交团的意见（这一点很重要）；其二是北方的军队；其三是满蒙两地的不稳。所以他在回电中竟使用摊牌式的口吻如：“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如：“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即退归田里。”云云，这种语气不仅是要挟，而且简直就是挑战。
他最大的凭借就是全国人民都不愿再有战争和流血，人心厌乱，认为清帝已经退位，凡事可以用和平手段达成，因此袁的予智自雄的面孔并没有引起反对，只是孙大总统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袁的南来。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乃于2月18日派出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外交部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前议和参赞汪兆铭、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处曾昭文、步兵三十一团团长黄恺元为欢迎员，偕同袁所派的代表唐绍仪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并将欢迎人员名单电告袁氏。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一行，于2月21日由上海启程，26日抵天津，27日抵北京晋见袁世凯，面陈孙大总统手书，劝袁南下就职。
袁世凯用最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来欢迎蔡等。并且在当天即予接见，倾谈欢洽，并招待晚餐。第二天又召集谈话会，袁且把自己南行的路线提出来让与会人士研究。至于袁离开北京后，北京留守决定何人亦要蔡元培和北方人士共商。蔡分别和北方的各统制及民政首长会晤，征求大家意见，以何人为最理想，大家都很谦让，使留守的人选未能决定。袁世凯对这些客人不再谈到拒绝南来就职，而反过来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的路线问题，他打算由京汉线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他的这种态度使来迎的专使们松了一口气，认为袁基本态度已有改变，南下就职的事情不会有太多的波澜。
不过蔡等抵达北京后，北方的一般舆论都对袁世凯南行就职不予同意，甚至有认为袁的南行是自投罗网，使蔡等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袁个人的态度虽然乐观，但其他方面的空气则和南方的意见完全相反。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中华民国元年2月29日，北京发生兵变了。
晚六点左右，驻扎朝阳门外东岳庙的北洋第三镇第九标率先肈变。继而分驻于禄米仓、帅府园、煤渣胡同、东城土地庙等处的各队起而应之。第九标变兵先在朝阳门外劫掠水果摊、小吃部，见没什么油水便欲进城，此时朝阳门已经关闭，变兵竟拖出大炮两门，向城门轰击。城门非常坚固，只被打了两个大洞。禄米仓的变兵闻声赶来，才打开城门。两部会合后一路向西，挨家挨户抢掠。变兵一边行进一边鸣放排枪，内外城皆有枪声响应，看起来很有组织，预谋已久。变兵大多以连、排为单位分队行动，一队出崇文门至打磨厂、前门外一带；一队由东华门进攻皇城；有一大队分散于东四牌楼、东直门、安定门各处。刚出动时尚有些秩序，等一开始抢劫就全乱套了。
出崇文门一队刚到外城便分散开，在花市大街、磁器口、三里河一带大肆抢掠。一部窜至西河沿、大栅栏、观音寺、煤市街、珠市口、骡马市、虎坊桥等处，凡金店、银钱店、钱庄、首饰店、钟表铺、蜡铺、饭馆、洋广货铺等等十有八九遭到抢劫。至虎坊桥时，开始出现弹压乱兵的毅军各部，变兵于是一哄而散，因此顺治门外菜市口一带受毒稍轻，烂缦胡同、丞相胡同、米市胡同得以安然无恙。
进攻皇城一队先在东安市场放火，然后于灯市口、金鱼胡同、锡拉胡同、奶子府一带焚掠。竟有一股窜至石大人胡同袁世凯临时官邸，被卫队痛击逃散。进至东华门，禁卫军守备森严，攻打一阵不下，于是绕至西华门，仍不得进，于是分散四处抢掠。大部分由北池子出地安门、鼓楼一带，正巧与出安定门的一队会和。
进扰东四牌楼一队掠获最丰，北京有名的钱庄票号“四大恒”（恒利、恒源、恒兴、恒和）在庚子年被劫掠一空后，此次又遭一场彻底洗劫，从此一蹶不振。饱掠之后，仍不满足，沿北新桥、交道口、南锣鼓巷、铁狮子胡同、宽街一带进至顺天府（鼓楼东）。沿途有巡警不断阻拦，变兵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当差的，吃粮的，何苦自相残杀，拿我们去邀功？放心，我们绝不会侵犯官府衙门，让你们作难。”其实巡警只是应付差事，根本不敢真正拦阻，眼看着变兵将对面的丰源当铺洗劫。变兵抢完随即又向西挺进，与攻打皇城退下来的一队会和继续向旧鼓楼大街、马家厂、石碑胡同、白米斜街、烟袋斜街、宝钞胡同等各处劫掠。其中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开始组织伙计们抵抗，但岂是久经沙场的正规军的对手，最后结果可想而知。好在变兵志在财物，并不杀人，不然将惨不忍睹。
随着满城大乱开始，大批市井无赖，土匪流氓，乘势而起，这些人为害更烈。他们都是本地人，知道谁家富有。他们有的为变兵带路，有的尾随在变兵之后，几乎是挨家挨户、刮地三尺般痛掠。更有甚者****妇女，杀人放火，甚于变兵。如东安市场的大火就是匪徒怂恿。至后来内外城四处火起，延烧一夜，繁华的北京城一片瓦砾，满目疮痍。原本变兵虽然劫掠，却遵循不杀人、不****、不攻击外人等数条纪律，至此原先约定荡然无存。土匪无赖更加无法无天，有胆大的竟敢劫夺士兵的枪械、财物。士兵于是反过来对杀人放火的土匪大开杀戒，毙数十人之多。
到后半夜，总统府才颁布戒严令，命令毅军各部，军政执法处等派出人马制止乱兵。毅军统领姜桂题奉令后，亲率卫队四出弹压，遇见乱兵任意抢劫者，立即格杀。但大部乱兵、土匪、无赖等基本已经饱掠而去，至天明只抓获数十人，即就地正法。
当夜只有总统府之石大人胡同、皇城、醇亲王府、东交民巷使馆区、毅军营房等处因为有军队守卫，未遭浩劫。大栅栏之瑞蚨祥、庆和祥绸缎庄，祥义洋货铺因为铁门坚固，牢不可破而幸免。正阳门外珠宝市自己雇有商团，都是镖局的镖师，力敌乱兵，关闭栅栏誓死守卫，全市得免。琉璃厂市街两端装有铁栅栏，一听到枪响立即关闭，幸得保全。石头胡同、皮条营、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胭脂胡同、王广福斜街、李纱帽胡同等号称“八大胡同”的烟花柳巷竟然安然无恙。无赖、土匪打算进入行凶，被士兵们严厉制止。还有城内各大报馆，官署衙门都未曾遭难，不过当晚的值夜人员受到惊吓不小。
然而南京迎袁专使下榻之招待所却未能幸免于难。当夜诸人应酬完毕，回到迎宾馆，便有人“不失时机”的奔来相告，说是兵变了，随即乱兵持枪毁门而入，招待所内卫兵措手不及，无法阻挡，南来诸人只得分路避去。蔡元培、汪兆铭、范绩熙入一僻室，闭门熄灯静坐以待，乱兵到处掳掠，志不在人，饱劫而去。蔡元培等见乱势继续扩大，乃潜赴美国友人格林家小住。格林殷勤招待，借住一宿，第二天即由美领馆派人护送至六国饭店。中午时间，王正廷、王景春、钮永建、黄恺元、魏宸组、宋教仁、刘冠雄、陈乙白均陆续赶到，大家交换消息，才知招待所已遭洗劫一空，南来诸人的文件衣物已荡然无存。
至此我们不得不相信兵变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而且不仅仅针对的是南下迎袁专使。所谓因为裁饷而发纯属借口。原来当时陆军部所定的营制饷章，凡出征出防将士，照例自起程之日起加给津贴，以慰劳武士，优待征夫，事平后仍回原防，回防即无津贴。辛亥起义后，北洋军第二、第四镇奉令开赴前线，按照饷章每兵每月加发一两津贴。第三镇由长春开赴北京防卫，亦照出征惯例加发津贴。和议达成，二、四两镇回防，于是照章裁饷。第三镇仍在北京并未回原驻防区长春，所以不在裁饷之列，不知怎的传说第三镇也要裁饷，兵士遂以讹传讹，军心遂开始不稳。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士兵们不愿意袁宫保南下就职，因为北洋军从建军那一天就是“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衣食父母一旦弃之而去，不免六神无主。最甚一条就是北洋军自辛亥以来都是同革命军作战的主力，而今大清亡了，实行了共和总统制，他们无以自处。当兵的大多是文盲，不懂政治，世事瞬息转变，昨天还要忠于朝廷呢，今天就要拥护共和了，但他们不一定能转过弯来。
包藏祸心者于是利用以上这些借口挑起兵变，几乎是水到渠成，一蹴而就。
若说是袁世凯的主谋，似乎有些不近人情。道理很简单，袁当时已被南京参议院尊为中国华盛顿，他能获选为中国临时大总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代表“安定力量”，不只国内人心如此，即国际间亦认为袁是****中国的“安定力量”。袁的聪明智慧怎会不了解这一点。至于袁反对建都南京，当时反对最激烈的是同盟会中的巨头宋教仁、章炳麟，而武昌的黎元洪也主张建都北京，加上参议院投票决定国都地点时，亦可看出多数反对南京。因此袁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达成不南行的愿望，用不着策动兵变。袁是搞军队起家的人，当然明白兵变这玩意不能随便玩，玩兵变等于玩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放火不一定就能熄火。还有最重要一点，兵变一发生，很容易招致国际干涉，尤其是日本正处心积虑，主张将中国分而食之。袁是个野心家，但他决不会甘愿制造外人干涉瓜分中国的借口。
不过袁当然愿意军队表示一点行动，适可而止，使自己不能离开北京的借口有事实证明。知父莫若子，袁克定就是利用这一点，伙同段芝贵、曹锟策动了这次兵变，等袁世凯知道内情也只好无可奈何。
然而让大公子想不到的是兵变不是随意收发自如的，对最后的惨烈结局始料未及，反而帮了倒忙。仅从这一点看，小袁和乃父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3月1日黄昏，西城突然火光烛天，枪声动地，昨晚上演的惨剧又开幕了。第三镇的士兵有昨夜未参加抢劫的；有的虽参加了但所得未尽人意；有的因为被毅军弹压将财物丢弃而不甘心的；有的被土匪无赖抢夺了财物，一时间齐集西城，而更多的无赖地痞蜂拥而至。由宣武门以北直至西四牌楼被抢劫殆尽，同时数十家商铺民宅遭焚毁。西交民巷、西长安街、锦石坊、羊肉胡同、报子街、鲍家街等处皆一片火海，尤以羊肉胡同被火最惨烈。抢劫之情形，比昨夜尤甚。幸好毅军各部及时赶至，各挺利刃，痛加清剿。不旋踵杀数十人，老将姜桂题也手刃数人。
3月2日仍有不怕死的兵痞上街行凶，但这时候的镇压力度已经加大，除了毅军之外，另调第六镇及其他各部进城。而且只要抓住逞乱变兵立即格杀。直到十五日，陆陆续续杀了近数百人。有乱兵，土匪，地痞无赖，当然也有无辜者，或者贪小便宜拾取变兵丢弃的财物者。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兵变开始时当局者的纵容观望，助长了乱兵的气焰。而袁克定诸人为一己私利，遗祸人民，真真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很快北京城里的兵变波及丰台、天津、保定，这几处的兵变完全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乱兵眼红第三镇士兵的饱掠，即使当局者下了杀手痛剿，仍有不少乱兵裹挟细软而去。于是大乱蔓延。
天津于3月2日清晨即出现不稳迹象，直隶总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以及张怀芝所带的巡防营酝酿兵变。下午三四点钟在通衢街市即见有灰色衣袴，头扎黑巾的巡防营士兵，三五成群的和巡警聚语。晚上八点，北京火车开到，车上跳下乱兵四五十人，一下车即乱放一阵排枪，新火车站于是起火，接着大胡同、老洋钱厂、造币厂等同时着火，枪声四应，各繁盛街市富商大贾和新旧洋钱厂均遭焚掠。先是兵，后是匪，还杂以少数巡警，沿街挨户抢掠。北京乱兵陆续到天津的，前后共达二千余人，正式抢掠，颇有组织。在3月2日晚间，以鸣铜管线枪为号，第一次鸣铜管是准备，第二次鸣铜管即砸抢各商店，第三次鸣铜管便将细软一律抢齐，劫夺火车开往东三省。2日午夜维持秩序的巡警捕获乱兵和匪徒四百余名，3日晨在东马路处斩，3日午后再提出十二名抢匪在北门处斩，天津华界人心才告安定。
乱起的时候，电车尚开行，可是在北马路官银号前，突然有乱兵开枪向电车射击，于是所有电车均告停驶，而人力车夫亦有弃车参加行劫者。因此，天津华界居民欲迁入租界避难，都雇不到人力车搬运货物，只好扶老携幼，肩背手提，甚为狼狈。据事后统计，天津因属商业城市，所以商民的损失比起北京来，实在巨大得多。
保定在3月1日即有变象。保定是个驻军区域，驻军垂涎保定之富，早有蠢动之意，因此一触即发。开始是淮军士兵和一个剪发辫的人口角，然后淮军出动搜捕这个人，并开枪击毙一名剪发辫者。于是驻东关的第二镇兵士乘机肇乱，以煤油将城门烧毁，到处抢掠烧杀，当夜风大火大，西街被祸最惨，由西门至二道口一带都成灰烬，满城枪声如爆竹，哭声彻天，十室九空，连各医院所存衣物均遭洗劫。自3月1日至5日，连续遭难，疮痍满目，瓦砾如山，且蔓延至附近十数县。
保定东关子火药库储存快枪七万余杆，子弹不计其数，均被抢去。淮军乱兵抢劫藩库存款五万余，并烧毁各司道厅。当变乱还未开始时，乱兵曾邀约毅军同抢，毅军未允，其后毅军则出力剿捕乱兵。
丰台遭难是在3月1日午夜，由于第三镇溃兵由北京乘车至丰台，在丰台亦有第三镇驻兵二千余人，还有自天津赶来的乱兵加入，于1日晚十一时起事，丰台镇居民铺户及洋商新泰兴平和洋行等均被抢掳一空。第二天有火车开抵，车上行李货物及旅客随身所携各物也均遭洗劫。
袁世凯当夜得知兵变发生之后，采取的办法很耐人寻味。传令只准追捕，不可剿杀，声称如果逼之太甚，乱兵将铤而走险，一旦开战城区将不堪设想。因此巡警闻风逃遁，而毅军各部仅仅虚张声势，驱逐乱兵。第二天，变乱又起，才开始下令对变兵土匪格杀勿论。3月1日下午袁世凯召集各部首领（这时袁尚未就任民国大总统，因此所有北京各部首长都暂称首领），军队高级军官，顺天府尹等在迎宾馆召开善后会议，决定补发未发生兵变各部队之欠饷，并派员到各部队驻地剀切开导，消除乱萌，各通衢街道张贴招抚溃兵告示。将第三镇各部调出城外驻扎于琉璃河、良乡各处，责成该镇统制曹锟认真约束。而后全城戒严，尤其是车站等处严密稽查，对有携带赃物者立即拘捕惩办。旬日之间拿获二百余人，皆正法。
在大变乱中，清的皇城全部由禁卫军负责保卫，防守颐和园、地安门、东华门、西华门各处，由于防卫得力，使甫告退位的清皇室未受到骚扰，连清王公奕劻、载沣、载泽、载洵、载涛的府第均未受惊。禁卫军由于在这次变乱中克尽职守，于是上书袁世凯，愿入京护卫总统，请袁把所有在北京的军队全数调出，改由禁卫军接替。禁卫军虽然由冯国璋统率，可是这支军队原本是宣统父亲载沣所建立的，其任务在于保卫清皇室。如今清皇帝退位不久，北京竟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作乱的军队又是袁的嫡系部队，奉职最勤的却是清的禁卫军，对袁来说实在是一个大讽刺。所以禁卫军的这个请求，袁是不会接受的，只是象征性地调派一队来京，禁卫军因之很不满意，再上书给禁卫军军统冯国璋，请调全部禁卫军入城捍卫，并谓如有差失，愿扣全军饷银。冯得书深怕该军擅自行动，乃亲赴该军驻地西苑，嘉勉和抚慰一番，并阻止其擅自行动。
后来论功行赏，凡未附和兵变剽掠者，不论官弁兵丁，每名各赏银廿两，其后因禁卫军和毅军平乱有功加发饷银一月，巡警因维持地方有功，赏饷半月。冯国璋则奖赏禁卫军兵士，每名一个戒指，上刻名誉二字。珠宝市大栅栏的富商，因为在这次变乱中未受祸害，乃备银二千两及酒肉等物送至毅军军营，以表谢意。
兵变时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立即戒严，各国士兵荷枪实弹布防。3月2日驻北京各国公使齐集英国使馆，开会商讨应变步骤，有谓“中国现况和庚子年相同，已没有能力维护秩序，各国必须自行设法”云云。
经过这次会议，便产生了几项行动：
一、日本急调在烟台的军舰前来大沽，俾沟通北京、天津、大沽及国外的电讯联络。各国关于军事上的消息，皆用意大利使馆的电台传到黄村，由黄村转大沽。
二、各国紧急抽调军队来京，每一国以200名为限。
三、组织国际兵团，由各使馆抽调武装人员700名，于3月6日上午10时在英领馆集合，巡察北京街市，以维持北京城局势。3月3日这天洋兵从长安街出崇文门绕外城一匝，自正阳门返回东交民巷。
不久天津、保定兵变，于是各国又纷纷派兵前往天津和保定，因之北京、天津、保定三地，外国兵车往来不绝于途。3月3日美兵到京150名，5日日本兵400名到京，英国则由北京派出武官四名领兵800前往天津，又由天津调兵30名押解子弹70余箱及其他军用物品来北京，德国则由青岛调兵百余名至京，其他各国亦日日有兵运来。保定、正定均有洋兵沿路巡逻，天津所驻洋兵甚多，尤以日本兵最多，军粮城、北塘、山海关、开平、唐山均有外国重兵驻扎。
各国使馆对于各国侨商、侨民的生命财产最为关心，变起时便致书袁世凯，请求保护洋商生命财产。北京崇文门内北至总布胡同口，以日本商业为多，3月2日起，凡日本商店均有日兵二名，荷枪守护。英使馆则派专员乘车至天津各处访问侨民。德使则派兵20名前往直隶井陉保护煤矿。外交团在给袁的公文中并质问袁是否继续清朝所缔结的各项条约。袁乃分函答复各国公使，具内容为：（一）力阻各国分别调遣军队来京；（二）强调京师现已平静，此后决无意外之虞，以及自己如何尽力维持现状；（三）力陈此次兵变决不影响国际关系，所有清朝过去所缔条约均将承认与信守。
3月4日袁特派颜惠庆、富士英、曹汝霖等前往东交民巷，分赴各国使馆慰问，并致谢各国军队协助弹压。同时并有照会给各国使馆，对此次兵变表示愧歉，并申明今后决不会再有意外，若万一有变，损失外人财产，均由袁负责赔偿一切损失。此外并派赵秉钧、姜桂题、乌珍、曹锟、王占元等剀切晓谕部下，对于洋兵入京不可敌视，应互相友爱。更电民政部晓谕商民，勿相惊忧。
北京兵变后，北方各省督抚都通电反对袁南下就职，蔡元培专使亦曾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主张迁就。于是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通电就职，不过就职时必须履行三个手续：（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新内阁名单必须得参议院同意；（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大总统始行解职。
行文至此，不免附卷长叹。为政者一着不慎，流毒无穷，事后当事者翻云覆雨，逍遥法外，而一方百姓何其无辜也！
附录：
袁世凯于4月6日发表告各军书，特抄录于下：
“本大总统自小站创练陆军以来，先后统兵近廿年，凡所以遇待我军人者，无不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有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肉骨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其在本部下由士卒擢升统将者，颇不乏人，而各将士等相从多年，亦皆听我指挥，遵我约束。且不独我陆军为然，即我巡防各军亦莫不同隶范围，共遵号令，是以同胞之中咸重气谊，薄海之内蔚起声名。至于武卫左军创始于宋忠勤，饱经战阵，懋著勤劳，迄今五十余年，人皆推为劲旅。此皆无俟本大总统之赘言，亦我各军同人所自喻而并堪其喻者也。近数年来本大总统养疴家园，无志问世，四方多难，迫我出山，督师于饷械两绌之秋，受任于国事阽危之日，焦思劳虑，心竭力逋，察大势之所趋，顺舆情之所向，始终希望惟以国利民福为依归。幸得共和确定，众志翕然，南北东西各省，满蒙回藏各族，文电交驰，佥以大总统之任相属。孙大总统复荐以自代，参议院正式选举，全院一致均以大总统相推，南来欢迎各使亦并无坚持南行之意。统一政府行将成立，自维德薄曷足堪此，第念艰巨投遗，勉担义务。值此民国初建，缔构方新，如我军界同人齐力一心，竭诚赞佐，从此太平可致，郅治可臻，非但鄙人受其光荣，实我国民蒙其乐利，前途幸福，自必与我军人共之。倘其乐祸幸灾，意存破坏，不识大体，徒怀自私自利之心，误听浮言，甘为病国害民之举，则是作全国之公敌，为人群之败类，非但负本大总统十数年教育之苦心，抑且辜负举国四万万同胞之厚望。中外交诟，天下不齿，于尔军人又何利焉？万一因暴动而酿成交涉，因内乱而召致外衅，大局瓦裂，土宇瓜分，目前则战血横飞，有化为沙虫之惨，顾后则神明胄裔，有作人牛马之悲，尔军人纵不为一身计，独不为子孙计耶？总之军人者亦国民之一分子也，入伍则为兵，离伍是为民，兵与民本属一体；民出饷以养兵，兵食饷以维民，兵与民更同休戚，故爱民保民乃军人惟一天职。至于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凡为军人者之第一要义，古今中外莫不同之，能不失军人之资格，方能不失军人之荣誉。本大总统用是谆切相告，泣涕陈言，愿我军人共体斯意，共明斯理，此劝彼勉，念兹在兹，勖哉三思，怀之毋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