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顺正在焦急地给他打电话，一见裘耀和，愣了半天，才说：“老裘，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裘耀和没有半句闲话，直奔主题，说：“郭书记，我向市委检讨，请求市委处分我！”郭玉顺本来还想问问裘耀和是否吃饭了，也应该给他倒杯水，让他洗把脸的，一听裘耀和这样说，郭玉顺的气不打一处来，大声说：“老裘啊，你是来接受处分的，你知道我叫你来是为什么吗？”裘耀和突然间变得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一口气把长坝乡上河村农民刘士军被村干部打死的经过详细的汇报了一遍。郭玉顺听完了裘耀和的汇报，沉默了半天，说：“老裘啊，人已经死了，你们必须站在死者家属的立场上，妥善处理好后事，让他们满意，至于是不是乡村干部增加农民负担，有组织有预谋打死人的，一定要实事求是，当然，我也不希望是因为干群关系，尤其是因为农民负担问题。光是乡村干部说了还不算，要看大多数农民的意见。”
而留在长坝乡的汪益鹤晚上只吃了一碗白面条，带着周勤伦和顾同江往返刘以松家三趟，找了刘以松的家人，也找了他的近房族人，找了往日和刘家有矛盾的农民，所有人都一个调腔说是乡村干部有准备、有预谋上门找茬的。三个人通宵未眠，却没有一点困意，整整抽了三包香烟，依然毫无结果。
第二天上午，汪益鹤匆匆赶回县里，参加全县乡镇党政一把手和县直机关主要负责人紧急会议。已经疲惫不堪的汪益鹤和裘耀和站在会议室的门外，两人简单交换了意见，就进了会场。
汪益鹤坐在裘耀和身边，裘耀和向大家介绍了长坝乡上河村发生的乡村干部打死农民的事情经过，要求各乡镇一定要以此为教训，回去后立即自查自纠，凡是有增加农民提留款的，必须马上纠正。县委、县政府将组织工作组到每个乡镇督查落实情况。随后，由汪益鹤讲话。汪益鹤介绍上河村干部如何上门征收农民提留款，以及乡村干部如何与村民发生冲突的经过。汪益鹤讲着讲着，声音哽咽起来，台下顿时鸦雀无声，这可是全县那么多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会场上二百多双眼睛一起盯着汪益鹤，大家不明白，什么样的事情让他如此失态呢？
裘耀和拍拍汪益鹤的肩膀说：“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
裘耀和看看汪益鹤，他不明白，汪益鹤为何要在这样的场合失态。堂堂的县委副书记，在一个县里也是数得着的几号人物。其实，裘耀和心里清楚，上河村的事再大，有他这个县委书记顶着，他怎么也不会把责任推给一个县委副书记的。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随后按照裘耀和的要求，谁也不允许留在县里，必须立即赶回乡镇吃中饭。而且，县直机关派下去的督查组也必须在当天下午赶到各个乡镇。
当然，汪益鹤的为难之处，只有他自己清楚，他什么时候处理过这种使不得力、用不上劲的事！吃苦受罪遭人冷言冷语不说，弄不好要挨骂受气。
当天下午，汪益鹤一回到长坝乡，再次来到刘以松家时，刘以松没有露面，几个女人缠住他，女人除了哭诉、含冤，连一句话也无法沟通。他是怎么离开现场的，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这时汪益鹤才知道，正是今天上午他们都回县里开会时，十一点钟左右，上河村突然来了一批人，一个年轻人还扛着摄像机，汪益鹤知道，一定是省电视台出场了。有人亲眼看到那个女记者手里话筒上的标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真的是省电视台的记者。既然是省电视台，除《大写实》栏目，还有哪个栏目会到石杨这样偏僻的农村来呢！
《大写实》栏目是省电视台最有权威的，也是一个以批评社会现实而且敏感的专栏，其地位、影响、作用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虽然石杨县已被国家级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多次曝过光，但是那都是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者说定不了性的事，甚至对那些问题可以从反面去看，若是从正面去理解、分析，却又有另一番教育意义。那些报道，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无论是对裘耀和还是市委书记郭玉顺，都不可能有多大负面影响。在某些程度上恰恰给他们做了免费广告，为他们扬了名，给他们的升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一次不同了，省电视台《大写实》栏目一曝光，再把这样一个乡村干部打死人事件定性为农民负担问题，谁来解释都无济于事。恐怕省委、省政府也没有哪一个领导会站出来把这样一个铁案翻过来。
当裘耀和确认这个消息是真的时，他又如同当头一棒。他的眼前像出现了面对《大写实》记者的镜头，那些呼天哭地的群众，他甚至想到在每晚黄金时间里人们看到那些血淋淋的镜头时是如何义愤填膺的。一时间风云骤起，全国大小媒体蜂拥而至。听说当时《大写实》的记者们进了刘以松家的院子时，院内外一片哭声，有的人还跪在记者面前。特别是那个女记者，从头至尾都流着眼泪，两只眼睛都哭红了。
确认是省电视台《大写实》栏目采访了上河村，裘耀和给汪益鹤打电话：“老汪啊！我到石杨之后，早已成为媒体追逐的中心人物，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怕过，无论集资修路，还是自我亮相的《沉重的忏悔》，无论是国家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还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华南周报》，那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和看法，‘人治’也好，‘酷吏’也罢，我从来不在乎。可这次不同了。这可是中央抓‘三农’问题的重点，如果真的是因为农民负担问题，而且打死了人，中央、省委一定会抓住这个反面典型！其后果，可想而知了。只要不死人，事情都好说，可人死了，就是天大的事！” 汪益鹤说：“裘书记，你甭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作为你的副手，作为主管社会稳定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挂了电话，汪益鹤一边给司机打电话一边大步奔跑了起来。他看看表，已是午后一点半。此时的县委副书记早已没了什么尊严，也顾不得腹中的饥肠辘辘。
桑塔纳轿车飞也似的上了柏油马路，此时的天色和主人的心情一样灰暗起来，乌云在头顶上空不断地压下来，和轿车里沉闷的空气混在一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快到省城时，迎接汪益鹤的不是往日的朋友或者办事单位热情的酒宴，而是倾缸滂沱的大雨。轿车在省城的大街上穿来穿去，目标不知在何方。在大雨中跑了一个多小时，大雨依然瓢泼般地倒下来，天已黑了下来，机关都已下班，汪益鹤的心里如同着了火似的。他不但毫无良策，对此行目的也无半点希望。他十分清楚，要想阻止省电视台对石杨县上河村打死人事件的播出绝非一般人物能说了算的。
想到自己虽然身居县委副书记，在县里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副处级干部，在省城像他这样的副处级干部多如牛毛，哪个单位没有三五十个！这时，接到裘耀和的电话，让他赶快去找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汪益鹤虽然答应了，可省委副书记是人什么人物！那可是部省级的高级领导，平时一个副处级干部连省委副书记的后脑勺都望不见。可现在要找他办事，岂不是比登天还难。
汪益鹤坐在轿车里，车前面的雨刮器机械地刮来刮去，雨水一个劲地倒了下来，汪益鹤觉得刮来刮去的雨刮器每一下都像刮在他的心脏上。省城此行，不仅是裘耀和交给他的任务，也是决定他自己命运的关键一步。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于省委顾副书记，汪益鹤只见过一次。不，还有两个半次。所谓的一次，那时他还是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时，省委顾副书记去过石杨县，当时石杨县委只有几个人汇报工作，当然除裘书记和县长，还有他，那是面对面的，而且他还在裘书记汇报工作时，时而补充几句。记得在送顾副书记下楼时，顾副书记还握住他的手说，像个军人出身，说话办事很利索。至于那两个半次，一次是在全省社会稳定工作会议上，他坐在会场下面，远远望见顾副书记在台上的讲话；另半次则是他和裘耀和去省纪委汇报皇朴人的问题时，刚踏上省委纪委的大楼，正碰上省纪委副书记宋明送顾副书记下楼，顾副书记和他们打了招呼，说要赶去开会，来不及陪他们了。应该说前后不超过三十秒钟。
汪益鹤从省政府办公室的一个老乡那里打听到顾副书记家的保密地址，他好不容易摸到顾副书记家时，已是晚上七点半。汪益鹤的衣服在汗水和雨水的反复攻击下，湿成什么样子，他已经记不清了。然而，顾副书记早上上班，直到此刻还没有回家，至于顾副书记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家人一概不知。
至于顾副书记的家人是不是把他当成上访的农民，他也未可知，汪益鹤当时的样子确实让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县委副书记。再说了，省委副书记的家岂是一个陌生人能随便进的？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心脏突突的撞得像一个沉重的钟，矛盾、难受。他只好厚着脸皮向顾副书记家人解释说自己是石杨县委副书记，有重要事情向领导汇报。他顾不了顾副书记家人是不是相信他那狼狈的样子是不是县委副书记。
此刻的汪益鹤别无其他选择。还是早上吃了一个菜包子和一个馒头，不仅晚饭没吃，连中饭也忘记了。他一点也感觉不到腹中的饥渴，静静地坐在楼梯口。那样子，任谁见了也绝不会把他和一个一百七十万人口大县的县委副书记联系在一起，狼狈得像个流浪汉。他感到庆幸的是头上没有大雨的浇淋，身上没了汗水的进攻，尤其是听不到刘以松家不时传出的那些让他灵魂都颤抖的哭声。
汪益鹤摸摸口袋，憋了一路没有抽烟，真想抽个痛快，可是口袋里的那包香烟已经被雨水泡成烟丝。他双手抱着膝盖，心情从没有过的沮丧。只觉得口中又干又苦，他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不知为何，还是把口袋里被泡碎了的烟丝捏在手里，在地上找到一片巴掌大的报纸，把碎烟丝在手里揉了揉，小心翼翼地卷成一个小手指大小样的烟卷，放到嘴里，好不容易打着了打火机，可是吸了半天，就是点不着。他只好无奈地把烟卷在鼻子上用力地吸了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