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见毛人凤来后，忿忿地说道：“目前华北局势十分危急，而我们党内有些人竟然置党国利益于不顾，公然在傅作义面前竭尽谗言之能事，卑躬屈膝地向共产党献媚。这种人一天不除，我们就一天不得安宁。像何思源之流我们留着还有何用？”说到这里，蒋介石顿了一下。这时，毛人凤偷偷地窥觑了蒋介石一眼，发觉他的眼圈有些发红，目露凶光，不禁感到脚下有股寒意，不敢吭一声。
蒋介石继续讲：“在我们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有些人惟恐天下不乱，他们趁机巧言令色，蛊惑人心，推波助澜，妄图置我们于死地。因此，杀掉一个像何思源这样的人物，对别的人可以起到警告和威慑作用。”
蒋介石指令毛人凤，务必尽快铲除何思源，借此还可以警告傅作义及身边的人“不要走得太远”。
1946年，北平发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事件，引发了北平学生声势浩大的反美抗暴示威游行，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并逮捕了许多学生。当下，全市十二所大学的学生代表聚集在市长何思源家抗议质问。何思源同情学生的行动，遂领着代表团闯进北平警备司令部和李宗仁在中南海的行辕，为学生请命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学生。
后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与当地学生一起，又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向何思源请愿。何立即下令，给学生增加粮食，并允许他们在全市八所市立医院免费看病。此举触怒了蒋介石，于是新旧账一起算，何思源在1948年6月被撤掉了市长一职。
毛人凤当年到北平时，何思源已被撤职闲居在东城锡拉胡同十二号。毛人凤认为，何的举措太冲动而不识时务，迟早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毛人凤自那时起，就一直对何思源没有好感。
1948年，北平发生“七·五”血案，此时，何思源已对国民党绝望。他曾对“剿总”司令傅作义说：“蒋家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是同样腐败。你所依附的根子都腐败了，还不如乘此机会脱离腐根，寻找光明。”对这些言行，毛人凤手下的特工早有汇报，但没有引起他特别的重视，毕竟何已是一名无官无职的闲置人员。
这次，何思源的举动终于引发了蒋介石的杀机。
毛人凤从蒋介石那里领到密令后，立刻着手布置。他召集了保密局的天字第一号杀手——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组组长刘绍段以及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沈醉等人共同研究。
经过再三考虑，毛人凤怕北平的特务不能完成任务，误了大事，为了慎重起见，他决定派叶翔之亲自率领四名杀手，乘飞机赶往北平，并通知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叶翔之行动。
1949年1月15日夜，带着暗杀使命的叶翔之秘密地飞到了北平。
翌日上午，在北平东城弓弦胡同十五号保密局北平站内，叶翔之召集北平公开和秘密组织的特务头目，传达了毛人凤的命令，接着叶翔之又询问了何思源的近况，并责成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和副处长佟荣功继续调查并密切监视何思源，随时向他报告。会后，叶翔之又单独地向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副站长宋元和传达了蒋介石要处死何思源的密令。叶翔之让王、宋二人立即挑选几名精通暗杀技法的特务，提出暗杀方案。
1月16日晚，北平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会同组员研究制定了一个暗杀方案：全体特务化装成散兵游勇，由保密局特务夜间从房上下到院里，打开何家后门，闯进去把何家全部捆绑起来，就说他们由此路过没盘缠费了，向何市长借钱，将金钱财物抢到手就开枪将何思源打死，然后从后门溜走。
17日，他们将暗杀方案拟写成书面报告交给王蒲臣，并让特务们下午在谷正文家中集合听叶翔之的指示。
下午4时，在谷正文家中，叶翔之询问了暗杀何思源计划的细节后，颇觉高兴地说：“计划得很好，祝你们成功，不过不希望你们有人牺牲，我已从空军那里给你们要好了专机，完成任务后就接你们全组人员和家属到南京，带不走的东西一切损失由局里赔偿。不过你们的行动一定要保密，绝不能暴露，否则会导致傅作义扣留我们保密局的成员，误了大事。”随后叶翔之看着这一切布置得差不多了，便悄然地飞离北平，返回南京去了。
晚上8点，参加暗杀的特务身穿没有番号的棉军装，静静地待命。
一会儿谷正文从警备司令部归来对他的组员说：“不能按原来的计划办了，这样太危险而且何思源防范太严，一旦暴露了我们的身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保密局北平站将会遭到傅作义的报复，到时麻烦就大了，这点叶处长也提过。所以，我们决定用这个，”谷正文指了指自己刚放在桌上的定时炸弹。看着特务们有些失望的表情，谷正文正色说道：“这是命令，就得放这个。把它放在何思源卧室的房顶上。”
18日凌晨3时，谷正文和侦防组的特务以及警备司令部技术总队派来协助的两人，悄悄地爬上了何思源的卧室房顶，把四个定时炸弹分两堆放在了何思源东套间的两间房顶上，把定时炸弹拨到4点50分，放完后，他们迅速地撤走了。
凌晨4点50分，何思源夫人何宜文和女儿们的卧室顶上发出了“轰隆”的一声巨响，何思源和两个儿子被惊醒后急忙进里屋救人，他们刚刚走上几步，头顶上又是一声剧烈的爆炸。结果，何思源的二女儿当场炸死，其余五人全部受伤。而其中何思源的：夫人受伤最重，头上中了四块弹片，神经受伤，始终未愈。
何思源仅被瓦木砸伤，伤势不重，但为了防止再次遭到暗杀，何思源秘密地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
天亮后，警察局长杨清植和稽查处长毛惕园等人赶到何家，以调查爆炸原因为名了解爆炸的结果，暗中却将定时炸弹定时针的残骸拿走了，以防露出马脚。
同时，特务们却大肆地放出谣言，“城外解放军向何思源家打了两发炮弹”，以混淆视听。
何思源由于受伤，出城日期推迟了一天。
19日晨，在中共地下党员的保护下，何思源和其他北平代表一道走出了西直门，前往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洽谈北平的和平解放事宜。
这边，蒋介石接报后，知道没有炸死何思源，异常生气，对毛人凤指责了一顿。
毛人凤受到蒋介石的指责，也觉脸上无光。毛人凤认为为了一两个特务的安全，而没有实行在路上狙击或闯进屋去刺杀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实属是叶翔之误了大事。不由得把叶翔之找来训斥了一番。按照毛人凤的观点。即使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还是值得的。叶翔之实在是太糊涂了。
1949年1月31日，中共军队进驻北平，傅作义率部起义，接受整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于是，毛人凤杀手的枪口又对准了傅作义。
1949年9月中旬，傅作义在三大卡车荷枪实弹的士兵护卫下，乘坐着美制吉普车，从北平前往绥远省府包头。
这位在平津战役中，命令扼守北平的二十万官兵放下武器，投诚共产党的国军上将，受中共领袖毛泽东委托，亲赴绥远劝说自己的老部下绥远省主席、保安司令董其武率部起义。
一路上尘土飞扬。
毛人凤在昆明获知了傅作义的行踪后，密令保密局特务，不惜一切代价，沿途截杀傅作义。
傅作义踏上了死亡之旅。
包头警备司令部特训处处长赵思武，是保密局资深的特务，代号为“四号”，接受了毛人凤指示后，他立即开始布置沿途对傅作义的监视和暗杀。
归绥是北平到包头的必经之路。赵思武获知傅作义要在归绥住一宿，而且董其武派去迎接傅作义的独七帅师长张世珍已在归绥的万家春大旅店订下了房间。
赵思武前几天接到毛人凤的指令说，中统局派出了冷面杀手张庆恩从重庆赶到绥远，叫他好好地协助张庆恩完成暗杀傅作义的任务。赵思武当时就感到事关重大，早在戴笠的军统时期，军统和中统人员是互不相往的，稍有接触，还会被处罚，以至杀头。而今，毛人凤竟让他协助中统的特务，可见这事之重大。
原来毛人凤知道蒋介石对这些起义的将领十分的痛恨，他曾经多次询问叶翔之关于北平潜伏人员和暗杀的准备情况，但最终却因北平共产党方面防范甚严，而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张治中、傅作义等基本上又是深居简出。其行踪无从提供。当他一获知傅作义离开北平的消息，立即感到除掉傅作义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开始布置暗杀计划和人员，但最终蒋介石却派遣了中统的杀手张庆恩。
张庆恩是国民党中统西北区的总督导，赫赫有名的杀手，对绥远十分熟悉。于是张庆恩受命而行，前往绥远，拿着毛人凤的指令，会同保密局的“四号”赵思武共同策划对傅作义的暗杀行动。
张庆恩一到包头立即秘密地会见了赵思武，赵思武立即将傅作义将停留归绥万家春大旅店的情报，透露给了他，并为张庆恩在归绥安排了两名助手，一个号称络腮胡子，一个叫杨阿七。
张庆恩赶在傅作义到归绥之前，抢先一步住进了万家春大旅店，他们巧妙地把装有炸药的皮箱放进了傅作义住的房间下面的仓库里。
傅作义果然住进了归绥大旅店，张庆恩不禁喜出望外。深夜11点钟。络腮胡子和杨阿七悄悄地溜进了万家春大旅店的前院。
前院中有一栋独立小楼，底楼二楼各两间，底楼是仓库，楼上就是全旅店最好的店房，今晚傅作义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小楼门前站着一个持枪的兵。楼上没有一点声响，络腮胡子和杨阿七想，可能是傅作义白天旅途辛苦了，这会儿早已进入了梦乡。于是络腮胡子悄悄地溜到哨兵身后，干掉了哨兵，把哨兵轻轻地放平在地上，摘下军帽套在自己头上，拿着哨兵的枪，照哨兵模样站在那里。
杨阿七一看这边已得手，便轻轻地溜过去，捅开仓库门，点燃了炸药的导火线。
“轰隆”一声巨响，小楼坍塌下来，两个杀手不由得会心地大笑起来。
爆炸成功了。但却没伤着傅作义一根毫毛。
原来傅作义经不住归绥县长的再三邀请，当时正在归绥县政府赴宴，因而逃脱了劫难。
爆炸事件后，傅作义收到了北平和包头的慰问电，董其武催傅作义速赴包头，并命令张世珍严加保卫，万万不可失误。
次日晚，傅作义安全到达包头。
张庆恩见暗杀未遂，也带着络腮胡子等悄悄地尾随傅作义来到了包头。
在欢迎董其武、傅作义的宴会上，赵思武以警备司令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宴会。赵思武意外地获悉傅作义将住进警备司令部，不由得大喜过望，立即通知了张庆恩。
凌晨3时许，警备司令部招待楼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杨阿七、络腮胡子等三人准备铤而走险了，他们怀揣着手枪，身穿便衣，匆匆地奔至警备司令部大门口，向岗哨出示了证件，自称是侦察队便衣，有急事求见长官。由于侦察队经常雇用一些临时侦探，所以岗哨不太熟悉这个处的成员，平时都是认证不认人，当下验看了通行证，把他们放了进去。
当杨阿七三人接近招待楼时，络腮胡子抽枪朝后院准备攀上楼，而杨阿七则从侧门强攻进去。
突然，埋伏已久的警卫一拥而上，从几处向他们奔来，顿时枪声大作。结果警卫人员被刺客打死打伤了四人，而杨阿七被生擒活捉，络腮胡子和另一刺客被当场打死，杨阿七被擒后当晚供出了全部情况，但杨阿七却不知道四号是谁。当张世珍驱车去擒张庆恩时，张庆恩已不知去向，悄悄地溜走了。
其实傅作义并没有住进警备司令部，吸取了万家春大旅店的教训，傅作义的吉普车在警备司令部转了一转后，悄悄地坐上了另一辆车，从后门离开驶进了董其武的官邸，而张世珍则派人在警备司令部设下了埋伏，准备将刺客一网打尽。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在傅作义的劝说下，宣布绥远全省和平解放。
毛人凤听说行刺失败，不由得大骂中统人员和赵思武等人太不争气，错失良机，连挪进窝的兔子都逮不着。
内部出现了叛徒
1949年，保密局内部的特务已出现分崩趋势。先有徐志道假戏真做，妄图与毛人凤相抗衡，后有周伟龙、张严佛投靠程潜，甚至保密局在湖南整个的特务势力均有动摇倾向。
大敌当前，共产党在大陆节节胜利。毛人凤深感此风不刹，甚至将动摇保密局在大陆的整个根基。他于是决定：严惩内部叛徒，并将有投共倾向的程潜纳入一体化行动。
周伟龙，军统的老牌特务，与戴笠有生死之交，是戴笠的拜把兄弟。
1927年，周伟龙在唐生智部任宪兵营长。12月，戴笠为调查唐生智部的兵力部署和内部状况，只身潜入汉口在唐军中大肆活动，不料事不机密，此事被唐生智发觉，唐下令搜捕，并以十万元悬赏通缉戴笠，宪兵拿着戴笠的画像到处设关设卡……终于戴笠被宪兵活捉，戴笠此刻性命危在旦夕，突然想起了唐部的宪兵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毕业生，与自己有同学之谊，遂提出求见周伟龙。周伟龙立即释放了戴笠，并且还与戴一同投靠了蒋介石，成为戴笠军统“十人团”元老，由此而平步青云，曾任复兴社特务处书记、上海区区长、军统局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和别动军总指挥。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周伟龙得知戴笠死讯后立即驱车赶回军统局本部，企图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人角逐军统局长的“宝座”。他满以为凭他与戴笠的交情，蒋介石对他的信任，自己又是军统“十人团”的元老，取代戴笠之位应该很有把握。但他最终十分失望。论资历，他不及郑介民，郑是黄埔二期，而他是四期生。论关系，他又远不及毛人凤、唐纵。结果，他仅被任命为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因此他感到十分地失意和愤懑。
但自从毛人凤当上保密局长以后，周伟龙便风向一转，去巴结毛人凤，毛人凤也认了这个拜把兄弟。为了投桃报李，毛人凤还将郑介民的拜把兄弟、交通警察总局长吉章简赶走由周伟龙继任局长。
然而，这个周伟龙也是一贯阳奉阴违的。当毛人凤决定把交通警察总队投入到与共产党作战的前线去时，周伟龙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一直竭力避免把交警部队和野战部队一样直接投入正面战场。淮海大战一结束，他便率领人马撤回了南京。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周伟龙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后回到长沙，在湖南停止征兵、征粮，实行二五减租，准备起义。这时候，周伟龙派他的政工处长易珍回到湖南以加强联系。同时，他还一方面停办交警队的反共刊物《警钟》，并让同乡张朗山接任文化专员，创办有亲共倾向的《前进》月刊，另一方面周伟龙又邀请他的陆大同学董克虎担任交警总局驻衡阳办事处主任，负责与程潜、唐生明联系，并控制驻湘的交警部队，稍后，他又把交警总队家属和2／3的工作人员由南京乘铁甲车抵达衡阳。
当然，这一切都没能逃出他毛人凤的眼睛。于是，毛人凤下令对他实行严密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