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毙汉奸黄浚，巧借兄弟雄威
1937年2月12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和日本方面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上蒋介石宣布了西安事变的“承诺”，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抗日方向转化的开始。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了。
国民党政策上的这一重大变化，使特务处工作顿失重要目标，一时不知对共所做，又不知对日所为。
戴笠毕竟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应变能力无人能比，蒋介石的心里早已揣摸透了。深知蒋之反共是终生矢志不移的国策，当前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只不过是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国内一致要求抗战的舆论而采取的缓兵之计罢了。认为反共活动仍然是特务处最重要的工作目标。必须在工作部署上有所变更的掩饰，公开的反共口号和旗帜不能再用了，可以加强秘密布置，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指导反共活动。
为了迅速应付和适应这一变化了的形势，戴笠多次召集特务处高级特务进行研究，对特务骨干进行训话，指出国家进入抗战时期以后，仍然是进行反共活动的大好时机，他说：
“国民党掌握了广大的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用逮捕汉奸的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党员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利诱、威逼。”
戴笠分析说：“共产党员，生活艰苦，又没有官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他们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产党”，“这一政策一定要坚持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
针对一部分特务对国共再度合作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戴笠训诫说：“我们特工人员在政治上本身有主张”，“我们不是政治集团，我们是领袖的耳目。”一切唯领袖之命是从，贯彻领袖的意志，替领袖分忧。从此，特务处的反共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戴笠是国民党内较早地认识并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与中共进行斗争的顽固派分子之一。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谈判正式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中间经常回到上海做短期停留，居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
戴笠闻讯后，亲自布置上海区长周伟龙调动大批特务进行监视跟踪。当时许多特务都不认识周恩来，戴笠就叫黄埔一期毕业的大特务吴乃宪去帮助指认，特务们在周恩来居住房间的西边和斜对过都开了房间，实行二十四小时连续不断的跟踪。上海区对监视结果每天都要向戴笠做详细汇报，但始终没有发现重要情报。戴笠曾多次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
1937年5月份，蒋介石派军委会中将高参徐里宗率领访问团奔赴延安，意在和中共接触，了解延安方面的情况。戴笠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共进行侦查的好机会，于是经蒋批准，乘机派遣中共叛徒、特务处军事科长杨蔚扮作访问团成员，随团赴延安搜集情报。但除了了解一些一般情况外，也没有能弄到重要情报，只得无功而返。
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戴笠意识到反共已不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目标，抗战已开始成为举国一致的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日军士兵失踪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这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上层干部对日抗战的思想。
7月8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手中。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大员因戴笠是蒋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了解和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阔论。
戴笠也是一个喜欢卖弄的人，他凭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对“七七”事变后的形势发表了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
众人听了，连说：“高见！高见！”
庐山训练班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即匆匆赶回南京进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
戴笠对所管特务管教甚严，亲自宣布，抗战期间，大小特务一律严禁结婚，违者重罚并处以五一十年徒刑。为了身体力行和减少家庭拖累，家庭安全，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任县长的弟弟戴春林，叫他“景泰县长不必做”，回家照料母亲，并建造一座戴公馆，以减少后顾之忧。戴春林遵命辞职回乡。后来由戴笠让他在忠义救国军里挂了一个少将军阶领薪水。
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一天，主持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的十余名骨干特务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几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口东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十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一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
这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这时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官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以及上海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
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口，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日方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只得再次点将：
“那就由沈醉出任组长，你看怎样？”
沈醉说：“我多年来也是一直搞行动工作，恐怕不适宜做潜伏。”
这时，戴笠插话了，他说：
“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沈醉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着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十四人，临出发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目标除日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沈醉受命出发，潜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上出些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一个月，终于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了出来。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
原来在8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贯彻“制敌机先”的战略，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
但是，这个命令还没有下达到有关部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在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警觉。
与此同时，当蒋介石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居然发现日本事先已经得到消息，企图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
种种迹象表明，有人严重泄密。
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特务军警宪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
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与闻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过筛排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象。
果然不出戴笠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子也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都与日本人来往较多。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与其收入严重不符，十分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
据此，戴笠进一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
一个星期天，玄武湖公园。
黄浚西服革履，皮鞋铮亮，走进公园，转了一会儿，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游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骆驼”牌香烟，用打火机点着，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着什么人。
是老婆？是情人？
过了好大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他的身边。问道：
“先生，能借个火吗？”
黄浚回答：“当然可以。”
说完，就把打火机递了过去。
那位中年男子点着烟后，又问：
“夫子庙怎样走？”
黄浚说：“这几句话说不清楚，不如我给你画个图吧。”
说完，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字，便交给那个问路的中年人，一切做得滴水不漏。
黄浚和那个中年人的一举一动，早被埋伏在这里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
结果，二人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下令将黄浚以卖国罪枪决。
戴笠虽与杜月笙拜把子，但是平时很少来往，这次他亲自登门，必有要事……夜幕已降临，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硝烟的气息，昔日喧嚣的大街像死一样静寂，又有什么事要发生……
8月4日，日落西山，傍晚时分，戴笠连夜乘着小汽车，从南京风尘仆仆的奔赴上海。他在枫林桥寓所沐浴更衣之后，立即让刚刚升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王兆槐，亲自开车出去一趟。
此时夜幕早已降临，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浓烈的硝烟气息，昔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此时变得像死一般静寂。
“戴先生，我们去什么地方？！”王兆槐发动了汽车，回头问张着大嘴、双眉紧皱的戴笠。
“华格臬路杜公馆！”戴笠简单地说了一句，又陷入了沉思。
“杜公馆？”王兆槐自言自语地低语了一声。他不明白，在这战火纷飞之际，戴笠亲赴上海，第一件事却是去找杜月笙！多少年来，特务处与杜月笙打过不少交道，不过大都是让他王兆槐去联系、交涉。为了工作方便，戴笠授意他参加杜月笙创办的恒社，拜杜为师。可戴笠很少亲自出面去找杜月笙，这次到底为什么？
“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先生。请他出面，把上海民众组织起来，协助国军御敌！怎么样？”坐在王身边的戴笠，愣愣地望着那些因避战而逃到法租界地，现在横躺竖卧在马路两旁的难民，半晌才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好是好！有那么多枪吗？”王兆槐信口问道。
“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据我所知，日本三菱银行与三井洋行的仓库里有大批的枪支弹药，你要设法把那批武器搞到手，抢运回来！”戴笠口气十分坚决地指示道。
王兆槐不禁大吃一惊。想从戒备森严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仓库把武器搞出来，谈何容易。
枪支弹药库位于黄浦江附近，白天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人来人往，夜晚，日军的军舰停泊在江面上，时不时的向江面上打探照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开仓库运走武器简直是虎口拔牙。就连靠近仓库亦并非常人所能。
黄埔的学生毕竟是黄埔的学生，终究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军令如山，再难也不能说半个不字。
“好！我明天就找沈醉他们商量一下，他们昨天已经从虹口区撤出来了。”王兆槐毫不犹豫地答道。
“哦！他们怎么撤出来了？！”戴笠惊诧地问。
“战事一发，日本人就把近一年内迁入日租界的中国人通通赶了出来。他们也怕租界里有我们派去的特工人员呀！”王兆槐有点沮丧地说。
戴笠听后，深深地叹口气，说：“是啊，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迟了……”
说话间，汽车已驶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口。戴笠让王兆槐留在车内等候，自己亲自登门，递上名片。在等待的瞬间，不禁浮想联翩……
自从1921年戴笠在赌场结识杜月笙，迄今已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间，两人的地位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月笙已取代了黄金荣，成了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而戴笠也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老蒋手下的大红人。当年在上海“流浪”的时候，戴笠虽不愿与帮会为伍，但任特务处长之后，总少不了与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辈打交道。为了工作之便，戴笠常常派部下去与杜月笙联系，自己则因公务繁忙很少登门拜访。
知道来人是戴笠，杜月笙也在想，这次戴笠亲自登门，定有要事。自战事发生以来，杜月笙也在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在华界的生意、店铺，就通通得关闭。他杜月笙的万贯家财和数千门徒，都将随着日本人的入侵而付之东流。几天来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希望国军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上海，也愿意亲自为此做些努力。但他毕竟对打仗的事一窍不通，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知怎么去做。
可是一见到戴笠的名片，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将有用武之地了。他兴奋得几乎是倒履相迎，连声高喊：“戴先生请！快请进来……”
“月笙兄，何必客气，叫我雨农吧！”戴笠笑容可掬地迎上去，并紧紧握着杜月笙那干瘦的手，直到走进客厅，才慢慢松开。
“月笙兄，好久不见，身体像比以前健旺了。”戴笠没话找话地寒暄。
“哪里，哪里，到底是不如以前啦！雨农兄，来，先喝口茶，等会儿我们兄弟俩好好喝两盅……”杜月笙接过一杯佣人沏来的香茗，放在戴笠面前的茶几上。
戴笠呷了口茶，漫不经心地瞅了瞅杜家那宽敞阔绰的摆着镂花硬木家具的中式客厅，开门见山地说：“月笙兄，改日再来喝酒吧，今天我特来有要事相求！”
“哦！雨农兄有什么事？只要我杜某能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