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胡子昂的侄女余克俊（美国茂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UIDI联合国际开发投资公司董事、中美妇女联合会理事、成都中环天然气集团董事长、北京科技业技术学院轮椅乐团荣誉团长）介绍，胡子昂每逢到成都开会，几乎都要到她的住家里看看，同亲戚朋友唠唠家常，并吃吃他们亲手烹饪的家常川菜。
1988年4月11日，为推动全国工商联集体领导的新老交替，胡子昂主动提出辞去全国工商联主席职务，并积极推荐和帮助较年轻的同志走上这一重要的领导岗位。
为此，王彦立（四川省民建、工商联两会主要领导）之子王宗力回忆称：此期间，胡子昂有意调王彦立去北京，以备 “接班”，但均被王彦立婉拒。
后来，虽然胡子昂辞去了一切职务，但人们仍推举他为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
1989年12月19日，胡子昂响应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关于撤销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善后工作方案的通知》，并表示妥善做好人员的安排工作。
1991年11月19日，胡子昂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自古以来，饮水思源、受益感恩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传统美德。如今，虽然胡子昂已经驾鹤西去多年，但是本文所列举的上述系列之举却让人难以忘怀。特别是作为直接受益者之一的广大工商从业者、下乡知识青年、残疾人、中医药从业者而言，一谈起胡老，其言词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浓浓的爱戴和眷恋之情！
坦陈直言的“猪鬃大王”古耕虞
苟晓敏 宣旗
1979年1月16日，原“猪鬃大王”、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外贸部顾问的古耕虞，突然接到通知：邓小平将于17日邀请包括他在内的民建会、工商联的领导谈话。因时间仓促，他立即请九儿子和儿媳帮忙，写了两份书面建议，以便翌日面呈邓小平。
17日上午，古耕虞早早地来到了会见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没有想到，古耕虞在这里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4位工商界老朋友。令古耕虞更没有料想到的是，自己与胡子昂和邓小平都是四川同乡，邓小平对四川家乡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古耕虞与4位老朋友一样，都曾是中国工商界巨子，在民族工商业中声名显赫，他们一直是中共的老朋友，也都在“文革”期间，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邓小平准时来到，他精神抖擞、笑容满面地与古耕虞等五位老人一一亲切握手。随同小平一起来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等随同人员。
随之，古耕虞等5位老人被安排与邓小平一桌，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与邓小平兄弟般地互相搀扶着来到餐桌前。桌上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涮羊肉火锅。其他随同人员一桌，大家边吃火锅，边畅所欲言。
白酒、白菜、涮羊肉、白水火锅、香辣调料，热气腾腾，气氛融洽，其乐融融。邓小平用一口乡音难改的四川话，与古耕虞等五位老人轻松谈笑。
谈话内容主要涉及当时的国际贸易、如何发挥工商业者作用等问题。为此，古耕虞在递交了书面申请后说：“从现在的情况看，为大陆上原来的资本家摘掉帽子，条件越来越成熟了，只是日期还未定。如果再拖两年，工商界退休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显得更迟了。我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为大陆的资本家摘掉帽子，这不仅对他们，对他们的子女和亲属是莫大的鼓舞，而且对全世界、对人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的这个要求，绝不是为我个人提出的，也不是现在才提的。过去我口头或书面向领导陈述过多次了。”他继续进言:“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来信。那里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我看首先要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统战干部在‘文革’中被冲击得厉害，说是投降主义，统战政策是毛主席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材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邓小平非常重视古耕虞等人的意见，当即表态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二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当天晚上从人民大会堂归来，心情激动、久久难以平静的古耕虞彻夜难眠，浮想联翩。
1月22日，也就是在邓小平与“五老火锅宴”后的第5天，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座谈会。在会上，乌兰夫重申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决定对“文革”时期查抄财物、扣减薪水、占用私房、人事排挤、福利不公等错误做法予以纠正和重新落实政策。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下，经国务院批准，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光大），由胡子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厥文和古耕虞共同参加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商）三大民营公司和周叔弢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天津建华经济技术咨询公司先后成立。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在民建三大会议上，古耕虞当选为民建常委。
1979年10月23日至1988年12月，古耕虞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并还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及其财经委副主任等职。
1981年，古耕虞提出发展长江航运的建议，主张开放长江。
1984年，古耕虞提出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建议。为此，古道热肠的古耕虞认为，自己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还要为国家多做贡献。他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要求，我不想对共产党说些门面话、好听话、空话，我要老老实实地既报喜，也报忧，有成绩就谈成绩，有问题就谈问题。”
1988年12月2日，古耕虞任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
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992年4月，已过80高龄的古耕虞给国家领导人写了《认清国际有利形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建议，建议争取各先进国家在我国独资建厂，用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先进的设备，改造我们的工业；实行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要重视和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提高知识分子工资；争取尽可能多的海外华人、留学生回来工作等。这份长达1万多字的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2000年4月29日，古耕虞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
日前，笔者在与李宗坊等四川工商界人士重新回顾古耕虞的勤奋务实、开拓进取、踏实工作的一生时，笔者等深有同感：邓小平请古耕虞等五老吃“火锅宴”的真实、深刻内涵，其实就是邓小平“搭建平台”，继而与胡子昂、古耕虞两位四川老乡和胡厥文、荣毅仁、周叔弢几位工商巨子一起群策群力，从而绘制出有关给著名工商业人士“摘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恢复经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等具体内容的宏伟蓝图。
苟晓敏（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政治史硕士）
无党派“儒官”陈次昌
鲜琦 鲜翔
陈次昌，1948年9月25日出生于四川乐山。1977年毕业于四川工业学院（现西华大学）水机专业，1981年在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中心获工学硕士学位，1989年在日本九州大学工学部机械工程系获工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江苏理工大学排灌机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日本九州大学副教授、访问教授；江苏理工大学动力系副主任、主任、博士生导师；机械部科技进步奖工程农机评委会委员；江苏省农机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四川工业学院副院长、西华大学副校长；西南石油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1993年2月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年1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2月27日继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期间，陈次昌作为第一提案人，与60名驻川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加快四川铁路建设，打造西部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议》的提案，引起诸多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3月8日，陈次昌在接受《四川日报》记者采访时侃侃而谈：“这里面饱含着60名驻川全国政协委员的共同心声！四川的优势很多，仅拿资源来说，就有水电、钒钛、天然气等，但资源优势不是放在那里就变成了竞争优势。四川枯水期电力紧张源于电煤紧张，根源则是运输紧张。透过现象看本质，值得深思。省委、省政府提出‘一枢纽、三中心、四基地’的发展思路，物流也好，金融、商贸也好，没有交通支撑都是空谈。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这个战略决策很有胆识，抓住了四川发展的‘牛鼻子’。战略机遇面前，人人都是兵。交通枢纽的建成，带来的变化肯定不仅仅是交通的四通八达，而是整个城市的方方面面。我觉得，应尽快争取开工建设一批海陆空项目，先发制人，抢先机就是抢战机。四川省铁路仅占全国通车里程的4%，路网密度居全国第27位。为此，恳请国家将成都至兰州铁路、成都至贵阳铁路、成都至西安客运专线、川藏铁路、成渝城际客运专线铁路、川青铁路等纳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适时开工建设，并在建设资金方面给予适当倾斜，适当安排国家资金，将西部枢纽列为全国性示范项目，变‘蜀道难’为‘蜀道通’。”
此前的3月3日，针对全国政协委员、2006年女首富张茵建议“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提案，陈次昌在接受《四川新闻网》记者采访时有感而发：“去年12月，省工商联举办了一次《劳动合同法》讲座，来自四川企业界的200多人学习并激烈讨论，讲座原定一小时的互动交流时间延长至近两个小时。企业普遍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太理解，质疑条款的合理性，许多企业都在考虑如何规避新法给自己带来的用工风险。在我们接触到的企业中，有七成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条文进行修改、调整。大多数企业认为，自身并未有相应措施，持观望态度，等待实施细则的出台。尽管存在担心和顾虑，也有不少企业认为《劳动合同法》从长远看有利于促进企业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劳动者们也有自己的担心。除了担心《劳动合同法》执行不利、担心企业钻空子，他们最担心的一条，还是失业。怕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和规避新《劳动合同法》制约，大量采用机械作业而裁员。从就业方面来看，一旦经营成本的增加造成大量企业裁员、破产、外资撤离，首当其冲的受害人就是劳动者。据我所知，广东已经有1000家制鞋厂关闭，制鞋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其中，说不定就有川籍民工失业。我认为，在《劳动合同法》的细则中，应该充分协调劳资双方利益，对争议最多的‘无固定期限’进行解释。解释为3～5年，是比较合适的。”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针对各受灾企业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在税收政策和银行贷款方面所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四川省工商联及各级工商联边积极努力向相关部门反映，要求能实行优惠税收政策和放宽一定时期内的贷款限制，边努力争取为受灾企业的灾后重建等工作，创造一个有更多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加宽松、良好的服务性环境。
为此，陈次昌代表省工商联，抓紧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努力为各受灾企业的灾后重建服务，为他们的品牌建设摇旗呐喊。
其中，陈次昌的《关于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切实保护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土地使用权的建议》，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代表作：
“‘5·12’汶川特大地震给四川省受灾地区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有的甚至是灭顶之灾，它们经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经营用房、办公用房、厂房、机械设备、原辅材料等遭到严重损毁。有的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经营用房、办公用房、厂房垮塌，有的则已成为危房，必须拆除。由于现有经营用房、办公用房、厂房垮塌的土地使用权，是根据现有法律和政策依法有偿取得的，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保护的一项重要物权。房屋灭失，土地使用权并不随之灭失，原权利人仍然享有原批准用途的土地使用权。”他还在文中呐喊：“灾后重建工作中，在坚持政府统一规划、有序进行的前提下，政府必须依法保护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
2008年8月25日，在首届川商论坛上，针对明清以来，中国相继崛起过九大商帮（豫商、闽商、鲁商、浙商、粤商、潮商、苏商、晋商、徽商），但川商未列其中的尴尬现状，陈次昌大声呼吁：灾后重建存在大量机遇，我们要抱团崛起，把“川商”品牌打出去！
12月，在四川省工商联召开的“四川省民营企业抓住‘两个机遇’为推进‘两个加快’做贡献座谈会”上，针对从9月份以来，全省恢复增长速度“三个下滑”（即投资增速下滑、工业增速下滑、财政增幅下滑）的突出表现，导致一些订单减少，经营困难，出现关闭、停业，农民工失业返乡达70多万，对就业造成很大压力等现象，陈次昌恳请社会各方出手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建议各级金融部门对民企进行金融支持；要着力提高民企的政策理解力，引导和推动他们研究和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和国家产业政策，用好和用活灾后重建政策，以促进企业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和自主品牌建设。
2009年，在一次有中共四川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四大班子一把手参加的会议上，陈次昌作了《关于世界金融危机对四川省民营企业的影响及建议》的重要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