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我看来,这案子并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
“福尔摩斯先生,您所说的超出了我所预料的。您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吗?”
“你能讲清楚事情的方方面面吗?”
“这有什么难的。我查清在出事那天,内尔根来到勃兰布莱特旅店,他假装来玩高尔夫球,因此住在第一层,这样可随便出入旅店。那天夜里他去了屋得曼里,而且还去了那间小木屋,他们曾争吵过,于是他叉死了当事人。在跑出去时,因为惊慌恐惧他把本子丢在了那儿,他带那笔记本是想问清有关证券的事。你肯定注意到了那些标出记号的证券,大多数都是没有的,有些标出的在伦敦市场发现了,其他的也许还在彼得手中。按他所讲的,内尔根急切地想让这些证券归其父所有,以便能够归还债主,给他父亲讨个清白。在他逃掉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进那间小木屋,但为了获得他要的情况,只好冒险来拿。这事情还不明显吗?”
福尔摩斯笑着摇了摇头。
“这里有一个漏洞,他本人绝不可能去杀人。你用鱼叉叉过任何一种动物的身体吗?没有吧?亲爱的先生,这细小的事你要特别注意。我的朋友华生会告诉你的,我曾用一整个早上做过这种练习。那件事并不很容易做到,它需要强有劲的臂力,投掷必须准确无误才行,钢叉投出去得非常迅猛,叉头才能进入墙壁。你再仔细考虑一下,那个瘦弱的青年会有那般凶猛之力吗?半夜与黑彼得一起饮酒的人会是他吗?两天前在窗帘所看到的侧影会是他的吗?不,不,霍普金斯,那个人一定非常强壮,我们有必要把他找出来。”
警长的面孔在听了我的朋友的一席话之后愈拉愈长。他的希望和雄心壮志全部被粉碎了,但他不可能不经过斗争就放弃固有阵地的。
“福尔摩斯先生,您不能完全肯定那晚内尔根就不在现场。笔记本就是证据,既然您想挑毛病,我的证物仍能让陪审团满意的。可是您讲的那位可恶的罪犯在哪儿呢?”
福尔摩斯安详地说:“我想他就在楼梯那儿。华生,我看你把枪放到容易拿到的地方吧。”他站起身把一张带字的纸放到一张靠墙的桌子上。他说道:“我们准备好了。”
一听到门外有说粗话的声音,赫德森太太就把门打开了,有三个人要见巴斯尔船长。
福尔摩斯说道:“叫他们一个一个地进来。”
首先进来的那个人,身材矮小,样子很可笑,脸还红红的,一脸斑白、蓬松的络腮胡。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问他道:“你叫什么?”
“詹姆士·兰凯斯特。”
“很抱歉,先生,现在位子都满了,先给你半个金镑,麻烦您到那间屋去等会儿。”
第二个进来的人,干瘦细长,平直的头发,两颊深陷,他叫休·帕廷斯。他同时也未被雇用,不过也得到了半个金镑,还要让他等会儿。
第三个进来的人,外表很奇特,凶恶的面孔如同哈叭狗般藏在一团蓬乱的头发与胡须中,有一对向下悬着的浓密而且成簇的眉毛,在下面是一双黑黑的凶狠的眼睛。他朝我们敬了个礼,像个水牛似的站到一旁,还不停地转动他的帽子。
福尔摩斯问道:“你叫什么?”
“帕特里克·凯恩兹。”
“叉鱼手吗?”
“是呀,先生,总共出海二十六次。”
“我想是在丹迪港附近那一带吧?”
“是的,先生。”
“每月挣多少钱?”
“八英镑。”
“你愿意立即与探险队出海吗?”
“只要东西准备好了,我就可以出发。”
“你的证明呢?”
“在这儿,先生。”他从口袋里了取出一卷揉搓过的单子,上面带着油渍。福尔摩斯看完后又还给了他,说道:“你正是我所要找的人。合同在挨墙的那张桌子上,你签完字后,事情就定下来了。”
福尔摩斯靠住他的肩膀,双手伸向他的脖子。
他说道:“这就可以了。”
我随即听到金属的撞击声与一声怒吼,如同一头被激怒的公牛在叫喊,水手和我的朋友滚成一团,虽然福尔摩斯很轻快地把手铐给他戴上了,但他力大如牛,要不是霍普金斯和我赶去援助的话,想必我的朋友很快将被他给制服。当我用枪对准他脑袋的时候,他才明白反抗根本没用。我们拿绳子把他的踝骨绑得紧紧的,然后才气喘吁吁地站起身来。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霍普金斯,很抱歉,恐怕炒鸡蛋早就凉了吧。不过,你看到案子进展得这般顺利,你吃饭都会觉得香了。”
斯坦利·霍普金斯惊诧得不知说什么了。
他羞红了脸,还没想好就说:“先生,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感觉一开始我就愚弄了我自己。现在我明白了一点,我永远是您的学生,而您永远是我的恩师。我刚刚虽然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但我还是不理解您是怎么办到的呢?”
福尔摩斯高兴地回答道:“好吧,经一事长一智。这回你的教训就是不能守着一种方法不放手。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年轻的内尔根一个人身上,而忽略了帕特里克·凯恩兹这个真凶。”
水手用吵哑的声音打断我们之间的讲话。
他说道:“先生,您这般折磨我,我无话可说,但我希望你们把事情弄清楚再说。你们认为我杀了彼得·加里与我自己承认杀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可能你不信我的话,更有可能你们觉得我在说谎骗你们。”
福尔摩斯说道:“不会的,先让我们听听你会讲些什么内容。”
“我向上帝发誓,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我对黑彼得这个人很了解,当他把刀抽出来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俩当中必有一死,于是我就拿起鱼叉朝他叉去,这样他就死了。怎么叫谋杀呢?黑彼得的刀要是插在我心脏上或是用绞索勒住我的脖子,同样我也会死的。”
福尔摩斯问道:“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
“我从头跟你说吧。先让我坐下好吗?这样讲起来会方便些。那是在1883年8月发生的一件事,彼得·加里是‘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我做叉鱼手。当时我们正从北冰洋返航,是顶风前进。我们在海上救了一只小船,那是从南方吹过来的,当时猛烈的南风已刮了一周多了。当时在这艘小船上只有一个人,他是个新水手,大伙儿认为那是由于大船沉了,这个人不得已才乘小船去挪威的,我想肯定是其他的船员都死了,总之,我们把这个人救了。他在船舱里与我们谈了很久。随着这个人一起打捞上来的还有只铁箱。谁都没问这个人的名字,反正我不知道,可第二晚上他就失踪了,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来过这条船一样。别人都说这个人不是跳海自尽,就是被坏天气卷走了。我想当时只有一个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人就是我。我是深夜值第二班的,亲眼目睹了船长绑住他的双腿,把他扔到海里去了。大概两天后我们到了瑟特兰灯塔。
“这件事我跟谁也没说过,想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结果。来到了苏格兰,这件事被压下来了,根本没有人再提起过,对于一个生人出事故而死,谁都不会去多问的。没过多久,彼得退了休。好多年后,我才知道他的下落。我想他也许就为了那个铁箱子里的东西才会杀人的吧。我认为他现在应该能够给我一笔钱来叫我闭上嘴。
“在伦敦时,有个水手曾看到过他,我就是从这个水手那里得知他的地址的,我随即来找他要钱。第一天晚上他倒挺讲理的,说好要给我一笔钱,使我一生不用再出海了,讲好两天后办理此事。我再去找他时,他喝醉了,而且脾气坏透了,但我还是和他一起喝酒,聊过去的事。他越喝越多,我就觉得他的表情不太对劲儿。我看到墙上挂的那把鱼叉,我想在我死之前还能用得上它。之后,他大发脾气,对我又骂又打,眼睛里露出要杀死我的凶光,手里拿着一把大折刀。不等他刀出鞘,我就用鱼叉刺穿了他。天啊!他的那声尖叫真恐怖,他那张面孔在我眼前慢慢地不清楚了。我当时真的傻了,浑身都溅满了血。过了好一会儿,四周静得出奇,于是我鼓起勇气向四周望了望,看到架子上那只铁箱子。应该说我俩均有权得到这个箱子,因此我拿着它离开了那里。我居然傻到把烟丝袋忘在了那里。
“现在我再告诉你一件很古怪的事。当我从屋子里走出来时,听到有一个人走过来,我赶紧躲进矮树丛中。那个人偷偷摸摸地走过来,进屋后大喊一声,如同见鬼了一样,拼命地跑,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不管他是谁,要做什么,这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走了大约十英里,在顿布芝威尔兹上了火车,去了伦敦。
“我打开箱子后,里面什么钱都没有,只有一些证券,但我不敢去卖。我没能把黑彼得抓在身边,现在又独自呆在伦敦,连一个先令也没有,唯一有的只有技术了。我从广告得知有人出高薪雇叉鱼人,于是就去了海运公司,他们让我到这儿来,这全是真的。我再重说一遍,黑彼得是我杀的,不过法律应该谢谢我,我为他们节省了一条绞绳。”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点上烟斗说道:“说得很清楚明白了,警长,我想你还是把这个罪犯快点儿送到安全地带。这个房间不太适合作牢房,况且他身材高大,在屋里占用很大的空间。”
霍普金斯说道:“先生,我太感激您了,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您怎样让犯人自投罗网的呢?”
“幸运的是,在案子一开始时,我就抓住了线索。若我知道有了那个笔记本的话,很可能我的思绪会被带到别的地方去,如同以前你的想法一样。但我得知了一点是那人有超凡的力气,能出神入化地使用鱼叉,还有罗姆酒和那装有粗烟丝的海豹皮烟袋,这一切都让我们联想到一个捕过鲸鱼的海员。我肯定那烟袋上的字母也许是种巧合,不一定就是彼得·加里。平常他不抽烟,在屋里更找不到烟斗。你是否还记得我问过你,他屋里有威士忌和白兰地吗?你说有。一个不出海的人家里有这些酒,为什么还要喝罗姆酒呢?因此我绝对肯定那就是个海员。”
“您又是怎样找到他的呢?”
“亲爱的先生,这问题太容易了。如果是个海员的话,肯定是‘海上独角兽号’上的。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彼得·加里只登过这一艘船。我往丹迪发了封电报,三天后便查到1883年在船上那些水手的名字,当我看到叉鱼手帕特里克·凯恩兹的名字时,一切就都明白了。我推想他可能在伦敦,并且想离开这儿一段时间。于是我就去伦敦东区住了一段时间,设计了一个北冰洋探险队,提供丰厚的报酬,目的就是寻找一个叉鱼手,在船长巴斯尔手下工作。结果就出来了。”
霍普金斯大喊道:“妙,妙极了!”
福尔摩斯说道:“你最好快点儿放了内尔根,还必须向他道歉,把铁箱子还给他。不过,彼得卖掉的那部分我无法收回来了。霍普金斯,外边有马车,快点带人出发吧。如果你想让我们参加庭审的话,我俩地址在挪威的某个地方,以后再告诉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