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直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士官生群体，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舞台上，曾扮演了非常重妥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留日士宫生是在二十世纪末清政府普练新军又急需军事人才的背景下崛起的一个群体，甲午战争清军战败后，清政府开始创练新式陆军，感于现代军事人才的缺乏，在聘请洋教习训练军队和开办军校的同时，还大量遣员到国外学习军事。当时，号称陆军最强的要数德国和日本，但德国远在西洋，而日本则为近邻，于是，自1898年起，清政府开始向日本选派军事留学生。受甲午战争战败和列强不断瓜分中国的剌激，不少爱国男儿，怀着报效国家，富国强兵的朴素愿望，弃文从武，赴日本学习军事。1901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由科举步入仕途的路子己被断绝，更多年少的书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日俄战争后，日本也以其不可告人的长远利益出发，对中国派学生赴日本留学进一步放开，使得大量的青年涌入日本，每年仅官费生就达一百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己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自费赴日学习的也日渐增多。
中国派赴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最初均是从各省武备学堂的武学生中选送的，大约从1899年起，文学生也可以选送。中国军事留学生到日本后所入的军校，主要有日本陆军测量学校、骑兵学校、炮工学校、海军学校以及私立东斌学校等，但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位于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于明治维新后的1874年创建的一所初级陆军军官学校（并非培养军士的士官学校〕。该校在日本、在东亚，甚至在全世界都颇负盛名。二战中的日本陆军元凶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均毕业于该校。
按规定，凡欲到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须先入军事预备学校成城学校（1903年后改为振武学校）学习一年到一年半，结业后，再到陆军连队（团）进行下等兵至下士资格的实习半年到一年，然后，再以下士资格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到一年半，结业后，仍需再到连队实习三个月到半年，期满后毕业，以“少尉资格录用”。
士官生毕业回国后，按照清政府的规定，还要经过再考核，成绩合格的授“协军校”（少尉），特别优秀的则授“副军校”（中尉）。但由于这一时期的留日士官生人数少，肯廷的新军编练工作又刚刚开始，百事待兴，人才急缺，所以，士官生归国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破格使用，分发到部队的最低也妥给以管带（营长）职务，且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升迁，如士官六期的黄国梁、阁锡山，1909年回国后，次年便分别担任了山西新军混成协仅有的两个标第85标、第86标的统带（团长），五期的殷承瑜、六期的程潜则子毕业回国后的当年便分别担任新军第17镇、第19镇的正参谋官（师参谋长）。
其他还有许多。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共练成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士官生毕业回国最早的也不过8年时间，便己有6人升到统制（师长），即王遇甲、吴禄贞、陈宦、张绍曾、潘祭椒、萧星恒等。至少有20人以上升至统领（旅长），根据本人并不完全的搜集，有陈文运、张树兀、贾宾卿、邓承拨、孙铭、杜淮川、王麟、许崇智、张毅、蔡铐、曲同丰、蓝天蔚、魏宗瀚、应龙翔、姚鸿法、刘湘、毛继成、张哲培、蒋尊堡、胡景伊、赵恒惕、良粥、王廷板等除分发到部队直接带兵的外，当时清廷主管全国新军编练事宜的练兵处、陆军部和主管作战的军咨府中，也集中了较多的士官生，如铁良、良粥、陈宦、晗汉章、卢静远、陈其采、唐在礼等，而作为各省练兵机关的督练公所和陆军小学堂，则几乎清一色的全是士官生在主事。此时的士官生，称得上炙手可热。
在后来的新军阀混战时军队膨胀至数百个军的情况下，一个旅长、团长可能无足轻重，但在清末，一共才只有十几个师又十几个旅，而各省兵力多者一个镇，少者仅一个标的情况下，一个统制（师长）、统领（旅长）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辛亥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士官生之所以能够迅速举义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行动及历次反袁运动中，留日士官生成为各省起义武装的中坚。
清廷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军事，具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想把他们造就成为腐朽的清王朝的鹰犬，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怕他们在海外受到民主革命的熏陶，危及大清皇朝的天下。因此曾于1904年规定，凡报考日本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否则不准出国对于已在日本的自费生，则派出使日本的大臣和学监进行监督，凡认为忠于清室者，可许其改为官费生，凡认为倾向革命者，则设法剔除出去，如后来成为光复会领袖的陶成章，就是在成城学校时被开除学籍的。可见“政治合格”这一条，在什么时候都是放在首位的。
但规定是规定，思想是无法限制的，而只能愈加引起留学生们的反感实际匕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们，不论是学军的，还是学理学文的，不论是由各省督抚保送的官费生，还是自费生，太多具有反满革命思想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宣传革命，他把留日的中国学生作为宣传、联系的主要对象，而许多年轻的留学生也纷纷聚拢在孙中山周图，这其中，便有一批又一批的陆军士官留学生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这时的东京，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海外据点。
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许多留日士官生踊跃加入，仅云南籍的留日士官生，便有40人加入。为能在回国后武装夺取政权，在孙中山的认可下，少数士官生中的同盟会员，更在同盟会内部秘密组建纯军事干部组织铁血；.夫团。该组织极秘密，成员极少，活动亦不公开。
至于人数，则有25人、28人、32人、36人几种说法。不论哪种说法为确，这为数不多的秘密团员，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中，“南北各省发难及主持人物，丈夫团几居大半”（《黄膺白先生家传》）。如领导云南起义的唐继尧、李根源、殷承辙，领导江西起义的李烈钩，领导山西起义的阎锡山、温寿泉，领导陕西起义的张凤棚、张益谦，领导湖南起义的仇亮、曾继梧，领导广西起义的赵恒惕等都在其中。由此可见，在孙中山先生及同盟会的领导与号召下，早在日本留学时，在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受到民族压迫强烈剌激的年轻的陆军士官生心底，便已埋下了推翻清朝的种子，并为此积极地做着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回国以后，由于懂得现代军事知识的人才奇缺，士官生们受到中央及各省练兵大员的格外青睐，儿乎全部执掌了兵权。对于士官生中的同盟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来说，这无疑为他们实现以武力推翻清朝的宏图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有利条件，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此时己将工作重心由运动会党转变为运动军队，新军中的革命秘密工作加紧了加重了，到辛亥革命前夕，南方各省的新军中，已遍布秘密的革命组织，湖南新军中，“标有标代表，营有营代表，队有队代表，排有排代表，棚有棚代表”（《邹永成回忆录》）。广西新军中，＂连排长多为革命党”（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云南新军中，“营长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具有推翻清朝思想的革命人物”（王冠军《辛亥云南反正亲历记》）。湖北新军中，参加各种反清秘密组织的官兵已近全体官兵的三分之一。南方是如此，即使在北方的山西、陕西的新军中，自上而下，领导权也基本掌握在同盟会员手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全国各省纷纷起义响应，宣布独立。在这伟大壮举中，留日士官生们表现得无比活跃，几乎每个起义和独立的省区，都能看到士官生们的名字武昌起义后，面对清军的反扑，士官五期的李书城充任革命军总参谋长。旋即组织北伐军（后因议合成功而北伐取消〕，共组成3个军，士宫四期的杜锡钧任第1军总司令，六期的李烈钧任第2军总司令，也是六期的赵恒惕任第3军总司令。
武昌起义后的10月22日，湖南新军起义，起义军迅速扩充至6个师，并组织北伐军支援汉口民军，其中，北伐军总统向瑞琼、第师师长余钦翼、第3师师长曾继梧、第4师师长王隆中、第5师师长梅馨、第6师师长程潜，全都是士官生。就在同一天，陕西新军起义，士官六期的张凤翔出任起义军大统领，旋任独立的陕西都督。29日，山西新军起义并宣布独立，士官六期的阎锡山、温寿泉分任山西正副部督，同是六期的黄国梁和孔繁蔚分任军政司长和参谋司长。30日，云南新军起义，宣布独立，土官三期的蔡铐任云南都督，士官六期的李根源、殷承谦和韩建锋分任云南军政府军政总长、参谋总长和军务总长。31日，江西新军起义并独立，士官六期的李烈钧、欧阳武先后出任江西都督。
11月3日，上海起义，士官六期的李显读出任起义军总指挥，旋即组成威武军援豫，其总司令张国威、副总司令张鸦领也都是士官六期生。4日，浙江新军起义，士官四期的周承菜任独立后的浙军总司令，士官三期的陈仪、吴恩豫分任军政处长、国官处长。同一天，贵州新军起义并独立，士官七期的杨主革城出任贵州都督。8日，安徽独立，士官六期的胡万泰出任安徽陆军总司令并一度代理安徽都督。9日，广东新军起义并独立，士官三期的蒋尊盆、魏邦平出任广东军政府军政部正副部长，蒋并代理广东都督。同日，福建新军起义独立，士官三期的许崇智出任福建国民军司令官，二期的玉麟任参谋长。12月8日，四川新军起义独立，士官六期的尹昌衡出任四川都督，六期的周骏和八期的王祺昌分任军务部长和参谋部长。
在北方的直隶和奉天，有“土官三杰”之称第20镇统制张绍曾、第6镇统和吴禄贞和第2混成协统领蓝天蔚也积极响应南方的革命，举行“靠在1-兵谏”，并谋组燕晋联军，以直捣黄龙，但终因直奉乃清王朝的统治中心而壮志难酬，三人中一个被罢官，一个被杀，一个被迫逃亡。
至1911年底，在已经脱离了清王朝宣布独立的14个省市中，留日士官生们举旗犯难，担当武装起义的组织指挥大任，实现了他们的意愿，为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即使在北方未能独立的省区，士官生们的革命行动也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革命，于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负责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的陆军部和参谋部中，留日士官生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主口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其下属的副官长何成竣、军衡局局长仇亮、军务局局长张孝准、军械局局长翁之麟、军学局局长张承礼，参谋部下属的总务局局长罩师范、第一局局长史久光、第二局局长王孝续、第三局局长胡龙骥、第四局局长黄慕松和陆军军宵学校校氏金永炎等，全是士官生回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虽不长，军事建设上亦未能走上正轨，但在这开天辟地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共和政权中，士官生们在其中占据着儿乎全部的军事岗位，表现得相当活跃，不能不书上一笔1913年夏，袁使人杀害了革命党领袖宋教仁，江西“湖口”首先发难，爆发二次革命，以武装对抗袁世凯血腥统治，讨袁军总司令李烈钧、赣军都督欧阳武又是土官生。虽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是第一次有人胆敢以武力与袁相抗，极大地动摇了哀的统治。
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称帝，云南爆发了护国战争，留日士官生们又一次担当了讨袁护国大任。在护国军的3个军14个梯团中，第1军总司令蔡铐、参谋长罗佩金，第2军总司令李烈钧、参谋长何国钩，第3军总司令唐继尧、参谋长痰恩扬全是士官生，14个梯团中的12个梯团长也都是士官生。护国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维护了共和。这次战争的胜利，固然得益于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全军将士的奋勇，但构成护国军各级骨干的留日士官生，起了重要的发动和指挥的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
1917年秋，民国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军政府大元帅，孙的身边，组成军事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如陆海军兀帅唐继尧、参谋总长李烈钧、参军长许崇智、陆军总长张开儒、卫戍总司令方声涛，还全是士官生。虽然这场战争的革命性并不强，成果也不明显，但它粉碎了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迷梦，造成了直皖军阀之间的裂痕，其意义仍是进步的，士官生们在此战争中的贡献仍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综观这4时期的留日士官生群体，是占了手中握有兵符的便利，二是乘了辛亥革命的腿风，三是凭着在日本接受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狂热，使他们在转眼数年间，成为埋藏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掘墓人，不管他们的后来如何，历史都将永远地记住他们。
随着北伐的完成和全国的“统一”，清末学成归来的绝大多数留日士官生先后退出了军政界，但归宿却多不尽人意。大致说来，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一直追求民主与进步，对抗复辟与倒退，直到北伐完成，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才逐渐远出军政界的。如李烈钧、张开儒、许崇智、方声涛等，从辛亥革命始，一直到后来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到孙中山二次在广东建立政权，都始终不渝地站在革命的一边，屡仆屡起，不屈不挠地同南北军阀做着坚决的斗争，直到旧军阀被彻底打倒。在这一部分人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李烈钧，不论是在辛亥革命中率兵援皖、援鄂，还是二次革命中湖口讨袁，还是护国战争中率第2军东征，还是护法战争中参赞中枢，李每每都站在进步的一边，冒险犯难，充当着革命军的前锋大将，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但现在人们好像已经把李遗忘了，即使有些人还知道一些护国战争，也只知道蔡愕，却并不知道其功绩绝不在蔡之下的李烈钩，这是不公平的。
第二种，是在进入民国后，或是认为功成名就，或是不堪承受空前复杂的政治纷争，数年之内，便在军界悄然消失了。有的解甲归田，是隐乡里：有的遁入空门，潜心佛事；有的尽管仍在军政界挂名，但己变得无声无色，无足轻重了。如曾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胡景伊，曾任贵州都督的杨王军城，曾任上海起义军总司令的李显漠，曾任浙江都督的蒋尊策，曾任陕西都督的张凤翔，曾任江西都督的欧阳武，曾任湖北义军总参谋长的李书城，曾任浙军总司令的周承袭以及曾任民军师长以上职务的向瑞琼、陈之骥、高佐国、朱熙、孙杰、王隆中、余钦翼等。他们在成就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后，都还只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其前途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革命的事业正等着他们继续挂帅长征时，他们却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之所以会如此，除了缘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等人们经常说到的特点外，也还与相当多的留日士官生阅历不足和革命的思想准备不充分有关。
许多士官生出国时，都还只是十七八岁的年轻秀才，到了日本，受民主革命的熏淘，逐渐萌发了革命热情，但对于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准备。辛亥革命成功后，清政府被推翻，民国建成，便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可以安心建设了，对于袁世凯及其官僚军阀所玩弄的政治伎俩，不仅缺乏足够的警惕，甚至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建设国防、发展和改革军事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蔡铐便曾在1913年表示，“袁是中国一个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议裁军，的口号哄骗下，南方各省执掌兵权的士官生们，本着整伤国防、避免内战的美好幻想，纷纷带头裁军，不到一年时间，便将由南方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四五十万大军裁减到十万余人。紧接着，一些士官生中颇具影响的实力派人物，如蔡愕、蒋尊堡、张凤刻、胡景伊、痰恩扬、陈仪等人，又将兵权拱手让出，而后只身进京，辅佐袁世凯，实现他们的强军梦去了。待他们逐渐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却已成为袁的高级俘虏。于是，部分土官生心灰意冷，从此伴食京门，无所作为。那些留在各省的士官生实力派人物，由于兵员被大力裁减，当北拌军阀向他们进攻时，竟无反击之力。有的流亡海外，有的成为袁的阶下囚。一些人经此打击后便一獗不振，未能重新再起。由此可见，许多留日上官生就是随着梦幻的破灭而宣告他们军旅生涯的终结的。
清末留日士宵生毕业回国后，仅数年之内，便登了很高的权位，当他们的日本同学还是少尉、中尉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已经是少将、中将了回如士官八期毕业的王祺昌，1911年5月毕业，回国后当年的11月便出任四川军政府的参谋部长，仅仅半年时间，按说他还在见习期昵。再比如士官七期的杨王军城，1910年毕业，次年便被推贵州军政府都督的宝座，执掌独立的省军政全权。我们来看一看当年各独立的省份中执掌军政大权的士官生在夺取政权前的军职其中云南都督蔡愕、浙江都督蒋尊篡、福建国民军司令官许崇智主人军职较高，均为协统（相当日后之旅长），任标统（团长）的有阎锡山（山西都督）、周承袭（浙军总司令）、刘之精（苏军大统领）等，其他如陕西都督张凤翔、贵州｜前后任都督杨葱诚、唐继尧、上海商团军总司令李显漠、江西前后任都督李烈钧、欧阳武、湖南北伐军总统向瑞琼、湖北义军总参谋长李书城、四川都督尹昌衡、安徽陆军总司令胡万泰等，均只是管带（相当日后之营长）或相当于管带的兵各处提调、各种陆军学堂的监督等再看一看各省独立的军政首领们的年龄：其中张凤翔30岁，阎锡山28岁，李烈钧29岁，蔡铐29岁，蒋尊窒29岁，杨主革城29岁，唐继尧29岁，尹昌衡27岁，李显漠29岁，周承英29岁，许崇智24岁。在各种政治矛盾和斗争几乎突然之间变得异常表面化和激烈化的民国初年，以士官生仅有的初中级带兵宫的资历和不满三岁的稚嫩的双肩，来担当如此大任，也实在是勉为其难。这种职务与自身阅历二者之间极大的不协调，导致许多士宫生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难于应付，这太概也是造成清末留日士官生罢花一现的一个原因吧。
二十年代后半期，许多黄埔生也是在数年之内便升到师长旅长的高职的，而早期的声音埔生在校学习的时间仅有半年到年，远不及清末留日士官生所受到的军事教育的程度，但黄埔生却在军界站稳了脚跟，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黄埔生有******这棵大树可以背靠。其次，那时的师旅长的地位和所要承担的责任都远不及民初各省都督，其内外部环境比当一个基本独立的各省的都督主要单纯许多。再有，黄埔生系土生土长，对当时国内的政治风云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还是在校期间，便已经历了两次东征和平定商团叛乱的实战锻炼，毕业后，又即刻踏上了北伐的征途。虽然他们升迁也很快，有一年连升两级的、三级的，但却都是从部队的最基层逐步升起来的，尽管每一级所经历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但由于当时几乎天天在打仗，他们几个月积累的作战经验，可能比平时几年时间所能积累的经验还要丰富得多所以尽管其升迁很快，但阅历却是十分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并不短缺。
而士官生则不同了，他们是在与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国惰的异国他乡学成归国的，回国后，又全部没有经过连以下部队基层的锻炼，也没有在政治派涡中呛水，更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使一下子升至标统、协统甚至更高的权位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连一个队几口锅煮饭都不知道，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虽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却是相对和平时期，士官生们回到离别四五年之久的自己的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去经受锻炼和考验，甚至还没有来的及对国情、政情、民情、军情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和认识，便一下子被拥上了政治、军事斗争的风口浪尖，就像是一个初学游泳的人被突然地投入大海，去面对他们从未见过的险风恶浪，其结果便不难设想了。
可见对个带兵官来说，部队基层的阅历，实在太重要了。记得笔者刚刚毕业任排长时，我们那位在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团长说过一句话：你没有和土兵一起在整壤里打过滚，没有和士兵在一个行军锅里吃过饭，没有和士兵在一个大通铺上睡过觉，没有闻过士兵身上的汗臭味，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带兵宫。现在回过头想起来，这话说得太正确了。
在辛亥革命前后，曾做出过杰出贡献，又过早地返出军界的士官生中，有两人不能不挺，那就是有“再造共和”之功的民初杰出的军事家蔡铐和有“兵学泰斗”之称的军事学家蒋方震。二人同是士官三期毕业。早在1900年，蔡著《军国民篇》和蒋著《军国民之教育》两书便由日人合编为《军事篇》出版，后该书曾七次再版，而此时的蔡蒋二人，都还只有十八岁。回国后，蔡铐29岁使领导了云南起义，并首任云南都督，1915年33岁时，又与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共同领导了著名的护国起义，并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但不幸于1916年病逝，时年仅34岁。
其1911年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后来成为黄捕军校的必读之书。蒋方重回国后，先任东三省军事总参议，时年仅26岁，后于1912年30岁不到又出任著名的保定军校校长，护国战争后脱离军界在野，其对中外古今军事理论和战术原则融会贯通，颇多真知灼见，所著《国防论》成为近代著名军事著作，既在德日等国亦有极高声誉，赢得“兵学泰斗”美誉。曾由其执教的保定军校的学生，许多人成为民国军事史）仨极有影响的人物。虽然二人的军旅生涯都很短暂，但不论是军事理论，还是革命实践，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据着一定的地位，第三种，是在民初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逐渐堕落成为军阀，是随着北佯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而被历史所淘汰的。
他们中，有的从一开始，便投入军阀怀抱，充当爪牙，并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军阀。如皖系的徐树铮，直系的孙传芳，奉系的杨宇霆等。有的则在辛亥革命和历次讨袁战争中曾做出过较大贡献，后来才逐渐蜕变成为军阀的。如滇军唐继尧、川军刘存厚、湘军赵亘惕和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等。这部分人，在成为军阀后，或因其思想上仍旧有着某种进步的东西没有泯灭，或为了某种自身的利益，又几度站在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大旗之下，在客观上壮大了革命阵容，对于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又有过一定的贡献。给这部分人画像是很难的，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千人一面，也不能一言以蔽之。
当初极其狂热的士宫生为什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原因其实很简单。士官生国留学时，是怀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的。有不少人本来就是为了将来立功封侯而去的，只不过在有这种思想的人中，有些义夹杂了一些反清排满的狭隘民族情结而已，尤其是北伴选送的学生，有这种动机的更多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当时东京的政治风潮影响下，也曾顺应潮流，追求革命，如后来成为军阀的阎锡山、唐继尧、孙传芳、姜登选等，便都曾加入同盟会，有的还是铁血丈夫团的团员，但那时的他们毕竟涉世不深，受当时当地环境的影响，一时兴起，投身革命，有的只是想推翻清政权以取而代之，有的即使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而这思想树立的是否牢固则很难说。而且，从小就被灌输的封建道德，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的留学生涯中被荡涤干净。回国后，继续被包图在封建旧势力还远未根除的环境中，没能继续改造自己，思想逐渐逆转，便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至于那些最初怀着天真的富国强兵的愿望去学习的人，而最终却成为军阀统治的工具，则既是他们的悲哀，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部分士官生的必然。
第四种，是将大半生的精力致力于中国军事科学和教育的改革与实践，成为职业的军事专家，基本上也是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而走舞台的。在北洋军阀存在的数十年间，先后有两任参谋总长和七任参谋次长、六任陆军总长和十二任陆军次长是由士官生担任的，著名的陆军大学和保定军校的历任校长、教育长中，士官生亦占绝大多数，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蒋作宾、贾德耀、张厚豌、尹扶一、张承礼、毛继成、金永炎等。
这一部分士官生，虽然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充当过一些不好的角色，但由于他们所从事的主要是纯粹的军事工作，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及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和军事科学理论的发展与进步，也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最值得一说的，一个是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的成功，一个是一系列军事法规的制定。保定军校的历史地位早已被多人肯定，本人不想多说了。由陆军部1910年颁行的《新定步兵操法》，却少有人论及。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式向全国陆军部队颁行的步兵作战条例较之袁世凯在小站所编的练操法详晰阁说》又向前跨越了革命性的一大步。
其所强调的图绕以步兵为主的诸兵种协同作战理论、所强调的攻击精神和军队士气对于作战胜负的影响，以及关于进攻战斗中集中优势兵力兵器于主要突击方向、防御战斗中变专守防御为积极防御等战术观念的改变与确立，一直到今天，仍旧闪烁着夺目的光辉，在中国兵学理论史上，是一部划时代的兵学论著，有着里程碑的地位。该部《操法》的编撰，正是由当时任职于陆军部的留日士官生们集体努力而实现的。当然，值得肯定的还远不仅仅是这两件事总的来说，清末民初时期的军事变革，涉及面是广泛的，其意义是重大的，深远的，许多成果至今仍没有被超越。在这场军事变革中，留日士官生们充当了积极的鼓动者和实践者，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
随着北伐的完成和北猝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民国历支进入到国民政府时期，曾经在民初军事政治舞台上扮溃了各种角色的清末留日士官生群体，多数已经不再活跃，只有极少数人直相伴着民国走完它的全部历程，并继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如程潜、陈仪、阎锡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