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鑫公司主要是经营波斯土、川土、云土和北口土。波斯土在高桥的东海滩提取，云土先运至四川，然后和川土一起运到宜昌，再通过长江运到隆茂码头由三鑫公司派人提取；北口土则在怡和及金利源码头提取。提货由公司职员在巡捕的保护下进行，公司的飞龙汽车队负责运送，沿途有安南巡捕武装押运。鸦片人库后，由公司和捕房分别开条盖戳，并从土商那里得到保护费，保护费通常是鸦片总值的10%。土商们缴纳了保护费，就如向保险公司交了保险一样，如鸦片被抢劫偷盗，就由公司照原价赔偿。
公司的另一项业务是垄断法租界的鸦片交易。它与法租界当局协商规定，凡租界内销售的烟土，都必须贴上公司的“三星”印花，否则不得出售；公司出卖印花可以得到大量收人。鸦片商人虽要缴纳保护费和印花税，但却可避免令人头痛的鸦片失窃，并得到租界和流氓帮会的双重保护，而这笔钱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去。因此他们都乐意依附在三鑫公司的门下。
法租界的烟馆和燕子窝也是三鑫公司的禁育。公司规定对界内的烟馆、燕子窝进行保护，每盏烟灯须向公司缴纳“烟枪税”大洋三角，公司将保证其正常营业，一旦发生烟馆、燕子窝遭其他流氓骚扰或被巡捕冲击事件，公司将全额赔偿其损失。公司雇佣数十名流氓为检查员，专门轮流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的，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同时，三鑫公司也直接参与鸦片的贩卖。它直接设有中华烟馆、宝裕里烟馆等。三鑫实际上成为了包销鸦片的超级大型土行，且由于它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使它能够操纵鸦片价格的涨落。就这样，黄金荣集团凭借着流氓帮会的巨大能量，以及租界殖民者和军阀的背景，使三鑫公司的贩毒不仅独占了法租界的鸦片市场，而且还插足公共租界，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公共租界的地下鸦片市场；不仅如此，其业务还扩展到了全国各地，随着时间的推延，其涉及的地区更加广阔。
据此再加上烟枪捐与自设烟馆的收人，则三鑫公司的年收人在5000万元左右，应不会有太大的出人。1916年中国国家财政总收人2.95亿元，直到1925年也只有3.45亿元，而三鑫公司的收入竟相当于当时北京政府年财政收人的16%~12%，真是富可敌国了。这些巨款由公司职员及与之有关的人员分润。公司的职员大约有150人，直接经营公司的上海流氓员，所获最多。其内部按“大三股”、“中六股”和“小八股”来分配。大三股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分享。中六股赏给范回春、金廷荪、顾嘉棠等六个心腹。小八股则分给再次一等的流氓。公司为收买人心，对上海帮会的头面人物也支付孝敬费，每人每月达300大洋。法租界当局是瓜分公司利润的另一股势力。鸦片税包括烟馆土行的执照税、营业税、燕子窝的烟打捐等，作为法租界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一直在其财政收人中占据重要地位。
潮帮烟土商人在三鑫公司的保障下，也能得到稳定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比起以前来讲，要少得多，因此他们也曾尝试摆脱三鑫公司的控制，1923年，他们与青帮大字辈首领、原通海镇守使张镜湖联手，开辟贩毒新线路：鸦片从公海运至长江北汉的启东海门，然后用小船接到苏北，再转运各地。为此，三鑫公司收入曾一度锐减，但这种情况没维持多久，次年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占领上海，潮帮的运土路线就此被堵死。无奈之下，潮帮土商只得再度寻求三鑫公司保护，在它的保护下分得余利。
同样，中国地方政府及军警当局也无一例外地分享着鸦片的好处。黄金荣凭借其上海地头蛇的特殊地位，前后与各种军阀势力结为莫逆。无论是卢永祥、何丰林、杨善德，还是齐燮元、孙传芳、张宗昌，对可坐享巨额军饷的三鑫公司均大开绿灯，并尽力保护，当然，三鑫公司方面也会不时地相助军饷，因此黄金荣被军阀们引为知己。
20世纪20年代，军阀之间混战连连，但对黄金荣的三鑫公司，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相反公司的生意愈加红火起来。
自1924年齐、卢江浙战争后的两年间，统治上海的军阀曾五易其手：卢永祥之后齐燮元据沪；到第二次奉直战争，齐燮元败逃，卢永祥再度返沪；不久卢永祥被奉军杨宇霆替代；随后孙传芳又将杨宇霆逐走。然而不论是哪个军阀控制上海，黄金荣都有办法拉拢，并让他们保护鸦片的营运。
1925年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加人奉军的张宗昌乘胜南下进入上海。通过青帮大字辈师父李微五的介绍结交了黄金荣，黄金荣邀请张宗昌到黄公馆吃喝玩乐，并且对他说：“你现在拥有十多万军队，薪响开支很大，如果只靠着奉天发给的那点经费，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可以在上海帮你的忙，给你筹划一些。你可以考虑看看我们合作，有钱大家一起赚。”本来就贪财的张宗昌立即同意并与之达成协议，以贩毒筹集军响。协议上规定：张宗昌派军队保护三鑫公司旗下土行的毒品输入，而鸦片商人们则预付300万元的“保险费”。当张宗昌奉命撤离上海后，奉军命李奎元为驻沪办事处处长，专门负责与黄金荣等商洽护运鸦片以换款子事宜，并留下王栋负责毒品进口后的安全输运。
1925年10月，孙传芳控制了上海，与黄金荣谈妥，以张啸林、杜月笙为高级参议，与三鑫公司合作，．照样派兵保护鸦片，并帮助公司取缔其他黑道上的对手。而公司每年支付孙传芳部队1500万元的报酬。
20世纪20年代也是中国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期，上海人民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斗争，而黄金荣等在这时更是大肆活动，趁“各界对土案不逞顾及……华界连日召集大小同行磋商推销营业办法，订立各城乡凡愿担任分销者，且由日销50箱增至70箱”，继续大量贩毒，以捞取金钱。三鑫公司巨额毒品利润对租界税收的支撑，使得法租界当局十分满意。
1925年5月下旬，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布卢姆再次与三鑫公司签定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三鑫公司在法租界内可以开设20家鸦片零售店和一些土行；公司首先向巡捕房支付14万元，以后每月向巡捕房预付烟税八万元，并负责提供保镖制服等，此外还要向所谓的“欧洲委员会”支付进库鸦片每箱250元，另外，每家烟土零售商还要每月向租界交纳500元；在启运鸦片时须事先通知巡捕房，巡捕房将对非公司的土商等进行打击，以保护公司的利益。该协议不仅扩大了公司的营业范围，而且进一步保证了三鑫公司对鸦片的垄断权，并巩固了公司与租界之间的牢固的同盟关系。1926年，法租界当局迫于中华国民拒毒会的禁毒压力，在租界内举行了一次象征性的搜查，虽然这次搜查并没有什么紧要的关系，但部分鸦片零售商也为此感到了恐慌。这一来却又给三鑫公司带来了商机，立即将营业重心从保运进而发展到保销。
三鑫公司的发展，使黄金荣集团与殖民者和地方军阀的联系大大加强，其政治能量空前增长；不仅如此，而且还使黄金荣集团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和同行，势力日益膨胀。黄金荣集团因此而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最为庞大、最有势力的近代城市帮会组织与开设三鑫公司是密切相关的。三鑫公司的成立和发展是黄金荣达到“事业”巅峰的标志之一。
★黄楚九辞世，接管大世界
在近代中国，娱乐业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尤其京剧。民国时期是除“文革”以外，京剧拥有观众最多的是时代。黄金荣痴迷于京剧，终其一生控制了上海大多数的娱乐场所，近代许多上海戏馆的兴衰都与黄金荣有关联。
共舞台是黄金荣最早经营的戏馆，戏剧名角梅兰芳、王凤卿、李万春、谭富英都曾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过。共舞台只是黄金荣进军娱乐业的一个开端而已。1919年，黄金荣又承办了位于三马路的大舞台，改名为荣记大舞台。大舞台是当时上海著名京剧演出场所之一，黄金荣接手后，当年就出资重建，将大门由三马路移至靠近南京路的二马路，新建的大舞台十分富丽堂皇，当时的报纸还曾称大舞台是中国戏院的典范。在9月10日重新开张时，黄金荣特地邀请了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来出演揭幕戏，而且还在当时的《申报》上做了大篇的广告，开幕的当天，就有大量的观众涌进了大舞台。1928年，黄金荣又联合杜月笙在爱多亚路开设了安乐宫，这个游乐场所除设有舞池、酒吧外，还附设旅馆。1930年，又增设了华都舞厅。
在开设了安乐宫的第二年，黄金荣又创办了黄金大戏院，据说戏院的地皮原是黄金荣的旧情人阿桂姐的。刚开始这里是日新池浴室，一楼是浴室，二楼是茶馆，后来黄金荣将从三鑫公司赚的大量资金在这里投资兴建成了黄金大戏院。黄金大戏院建成后，可容纳近2000人，建筑面积达到了近4000平方米。最初这里既放电影，也演京剧，后来成了专门的上演京剧的场所，并且成了上海最主要的京剧演出场所之一。中国私人开设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京剧艺术学校富连成社曾专程到黄金大戏院演出，他们的精湛技艺受到了上海观众一致好评。在合约到期后，富连成社还与黄金大戏院续了一个月的合同。之后，梅兰芳带着他的承华社也进入了黄金大戏院，让上海的戏迷过足了瘾，当然也鼓了黄金荣的钱包。1930年，黄金荣又在康递路开设荣金大戏院，上演电影和演出戏剧，这个戏院虽然由于地段不佳，生意不如大舞台和黄金大戏院红火，但也是上海重要的演出场所。此外，黄金荣还曾与杜月笙等出面组织了鸿祥股份有限公司，集资10万元，在小东门北舟路口民国路上创建了东南大戏院。除了戏院外，黄金荣还曾经营过一些浴室、茶楼等娱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