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师，除了广交同学之外，毛泽东还有幸聆听了一批学识卓绝的老师们的教诲，如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符定一、张干、罗元鲲等等，他们当中有的和毛泽东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友谊，有的当年虽不能理解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反叛行为，对毛泽东时有责难，但其治学、其人品、其学识，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影响，有助于青年毛泽东的成长。
毛泽东与徐特立保持了一生一世的师友关系，他在徐老60寿辰写的那封著名的祝寿信，已经广为人知。而他与一师校长张干的恩恩怨怨，却很少为外人道。
张校长恼火万分，要挂牌开除毛泽东
1913年春，年仅20岁的毛泽东自愿报考湖南公立第四师范。校长看了他的作文试卷后，大加赞赏：“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结果，名列榜首的毛泽东被该校录取。这位校长，就是张干。张干原是数学教师，因精明能干，言辞练达，很有社会活动能力，不到30岁就当上了校长。四师和一师合并后，张干曾向省政府建议，学生每人每月须交纳10元学杂费，遭到了学生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在校园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利用当年为张干所赏识的文采，写了一张犀利的《驱张宣言》，尖锐抨击了张干如何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弊政。此事令张干十分恼火，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后在全校师生的强烈抵制下，开除未成，张干自己反倒卷铺盖离开了一师。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邀请原湖南一师的师生王季范、徐特立、周世钊等人吃饭。席间，大家谈起了几十年的往事，周世钊说：“张干这个人主席可还记得？他现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家庭生活困难。他托我向主席提出请求，适当给予照顾。”毛泽东听说张干一直在教书，很受感动。他放下手里的筷子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三十多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结果没有。他现在还在划粉笔，这是难能可贵的。”周世钊接着把张干一家的生活窘迫和愁苦心境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感慨系之，不假思索地说：“张干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去。经过几十年还没有爬上去，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就算有一定的操守。对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谈起往事，毛泽东还不无几分自责地说：“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学生多交十元学杂费，也不能归罪于他，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
此后不久，毛泽东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说：“张次（张干字——编者注）、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省政府每月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的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多饿饭等语，亦请省政府酌予救济。以上张、罗、袁三人之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老生予以慰问。”
于是，前后两次，1200斤救济米和人民币15万元（旧币）送到了张干家。
张干感激异常，夜不成寐，含泪给毛泽东写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敬启者，……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弟）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言喻？”
接信第二天，毛泽东就亲自给张干写了回信，言对张干的生活困难“极为系念”。这一语牵动心肠，力重千钧，张干以他的学生中出了这样一位伟人而高兴。全家人将信看来看去，笑逐颜开。张干将过去一直讳莫如深的要开除毛泽东学籍一事，也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l951年秋，张干应毛泽东之邀赴京。毛泽东和张干、罗元鲲，李漱清、邹普勋等少年时代的师友一起吃饭。席间，毛泽东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校长和师友，并诙谐地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叙谈间，张干想起了当年的那场学潮，一边吃，一边检讨。毛泽东缓缓地摆摆手说：“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饭后，毛泽东陪他们参观中南海，看电影。几天后，又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来为他们检查身体。
在京两个月，张干不但国庆时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游览了京津名胜，还乘飞机鸟瞰了长城风光。
回到湖南后，张干不久就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省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的聘金，加上学校的薪水，使一家生活有了保障。他常参议国家大事，应邀作报告，深为人们敬重。
1963年，张干在病中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请他设法帮助其女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接信后，毛泽东一面积极给老校长排忧解难，一面给张干回信说：“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世钊）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信中提到的“薄物若干”，谁知竟是毛泽东托省委书记张平化捎来的2000元钱！
亦师亦友、推心置腹师生情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一班。当时，黎锦熙受聘在这所学校担任历史教师。在这里，他结识了毛泽东。第二年，四师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升入一师本科班，黎锦熙仍任历史教师，亲授毛泽东历史课。从此，这师生二人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开始了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直到两人相继去世。
在湖南一师时期，黎锦熙与毛泽东除了在教学上有许多接触外，更频繁的交往是在“校外讲学”活动中。当时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一师的进步教员，创办了一家“宏文图书编译社”，以介绍欧美新书和编纂中小学教科书、民众课本为首务，兼行自由讲学。编译社还附设了一个名为《公言》的杂志社。编译社以长沙浏阳门正街李氏芋园为社址。黎锦熙全家及一师的这几位教员的全家都寓居于此园中。他们还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这个“哲学研究小组”由杨昌济主讲，一师的教师和同学们都可以自由参加。因此，每逢节假日和课余时间，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都来听讲或参加讨论。有时毛泽东暑假不回家就移居“李氏芋园”，师生们一起切磋学问。在这个“哲学研究小组”中，师生是平等的，可以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张。黎锦熙经常介绍、指导毛泽东阅读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课外书籍，与他谈读书方法。在深入的接触中，黎锦熙认为毛泽东是个大可造就的人才，因此对他特别器重。
黎锦熙有记日记的习惯，并且终其一生没有间断地记了70多年。从黎锦熙在1915年4月至8月所记的日记和黎锦熙1952年写的《毛主席六札纪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与他交往的密切：
1915年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读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月11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编者注）至，讲读书法。
4月18日，星期日。润之、少青及执钦相继至，共话社事。
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李氏芋园”——编者注），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学术。
5月9日，星期日。润之至，稍话读书事。（后来，黎锦熙追述道：“查我上一天即8日日记：‘日本已于昨日即5月7日下哀的美敦书矣！’故9日对读书只是稍话。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的消息是详谈的。当天下午日记云：‘公报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48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于是群情大愤’。毛主席写了‘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于他所读的书上。”）
5月30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
7月11日，星期日。上午章甫（陈昌——编者注）同润之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编者注）功夫做法，余谓宜读《说文段注》。
7月13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时放暑假，两人都离校住宿《公言》杂志社中）。
7月15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章。与润之说研究法。
7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7月20日，星期二。收拾《公言》杂志社编辑室。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
7月21日，星期六。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看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力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8月8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谓易于引导群众）为佳。
8月11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
8月14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章甫处，章甫前日来此住，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到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
8月15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
8月29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平子（张平子，公言杂志社同事，时正组办湖南大公报，九月一日创刊。同日我动身往北京。）偕。
从黎锦熙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在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共去拜访黎锦熙近20次，在这些求教及相互交谈过程中，毛泽东很有收获。毛泽东对黎锦熙非常尊重信赖，他在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称：“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1915年9月，黎锦熙应教育部之聘，离开长沙到北京，担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兼文科主任。毛泽东失去了向黎锦熙当面请教和谈论学问的机会，于是两人就采用通信的方法互相交流。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毛泽东与黎锦熙的通信中，保留下来的就有6封。在这些通信中，两人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当时的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治学的方法，到锻炼身体，无所不包。在这些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甚为尊重，有的称为“劭西仁兄”、有的称为“劭西先生”，落款则为“润之弟毛泽东”，或“小弟泽东”。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如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探讨了人生社会的“大本大源”问题，毛泽东写道：“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表达了一个青年学子的深深忧虑。他立志救国救民，并提出了救国必须有本领的观点，认为：“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圯。”毛泽东还提出了改造全国思想，已达到国家富强幸福的观点：“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在这封长达3000多字的长信中，毛泽东还表达了自己对立志、对治学、对社会的看法。黎锦熙接到这封信后，深为毛泽东的大志所感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表达了自己对黎锦熙的敬重和钦佩之情：“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
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筹备赴法勤工俭学工作事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黎锦熙当时已经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得知毛泽东在北京生活清苦，给了他许多关照。1919年的春节，毛泽东就是和黎锦熙一家一起在北京过的。当时，在茶余饭后，他们侃侃而谈，评论时政，探讨学问和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冬，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北京，再次见到了黎锦熙。据黎锦熙回忆，两人又像当年在长沙一样互相讨论读书心得。当时毛泽东的桌子上放着一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向黎锦熙介绍说：“此书可以精读。”不久，毛泽东离开北京，从此这对挚友天各一方，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有机会再次聚首。
毛泽东投身到艰苦的革命生涯中，黎锦熙则一直关注着自己的这位“高足良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他把毛泽东的信和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及五期《湘江评论》装在一个精制的盒子里珍藏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都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献。
抗战时期，黎锦熙随北京师范大学迁往陕西，在西北联大任教。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特意给黎锦熙寄赠了一本自己的著作《论持久战》，黎锦熙接到书后，立即组织同人进行研读。一次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马师儒回陕北老家，毛泽东知道他和黎锦熙同在汉中城固，特意宴请了他，席终嘱咐说：“返回陕南后，代我问侯我的老师黎劭西先生。”
1949年，黎锦熙坚决拒绝了国民党请他去台湾的建议，留在了即将解放的北平。这年3月，毛泽东到北平后，在6月17日这天亲自到北京师范大学宿舍看望黎锦熙，并宴请了黎锦熙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教师，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会面时，毛泽东想请黎锦熙出任新中国的教育部长，但是黎锦熙只想从事文字改革和教书工作，婉言谢绝了。晚饭后，毛泽东用汽车送黎锦熙回家。据黎锦熙回忆，毛泽东出门时，院中儿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说：“这就是你们先进教育发生的影响。”这是他们阔别30年后的第一次会面。
1949年10月1日，黎锦熙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黎锦熙同住在北京，黎锦熙被推举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后，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黎锦熙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对黎锦熙的学术研究，毛泽东给予了支持和肯定，在生活上，也给予了一些帮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黎锦熙犹如五雷击顶，数日不思茶饭。不久，他病倒，身体更加衰弱了。1978年3月27日，黎锦熙病逝，享年89岁。
在一师，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当属杨先生
应该说，在一师的所有老师中，给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还是杨昌济（怀中）先生。杨昌济出身书香门第，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尊重。一师的学生一般都家境贫寒，深知读书机会难得，学习刻苦用功。杨昌济感到这些好学向上的青年十分可爱，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从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希望，感到无限的欣慰，发誓要把他们培养成才。他曾挥笔写下了两句著名的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毛泽东考入省立第四师范时，杨昌济正在四师任教。后来四师和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一师任教，毛泽东也随之转入该校。杨昌济看到毛泽东这个农家学生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看到杨昌济这位老师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也非常敬佩。杨昌济住在长沙时，寓所门上挂着一块一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每天课后，都有成群结队的学生去“板仓杨”寓向他请教。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人，更是他家的常客。杨昌济住在浏正街李氏芋园时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就有黎锦熙、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杨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读书、哲学等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每次碰到一起，大家都把自己一个星期看的书籍以及心得体会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别人的日记看看。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熊光楚等人都没有回家，就居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黎锦熙等人指导进行自学。
就是在与导师的这些频繁接触、讨论和交流中，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千金杨开慧日益熟悉、了解和知心起来，为他们后来的恋爱、结合奠定了基础。
杨昌济通过和学生的这些接触，对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了解。他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曾有这样一篇记载：“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经过杨昌济和许多其他进步老师的长期教育和熏陶，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日趋成熟。他们经过反复讨论，深感要使个人和社会向上，不仅要有统一的思想，而且必须结成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团体。于是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导致了1918年4月新民学会的成立。
新民学会的成立，固然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的根源，但与杨昌济本人的巨大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毛泽东谈到创立新民学会的缘起时，在指出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后，又接着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新民学会从酝酿到成立，即从1915年到1918年，杨昌济不仅热情地向这群青年介绍和传播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伦理观点，而且传授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学风，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同时，还和他们一道严肃地讨论当前的时事政治，热情地向他们推荐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是《新青年》在湖南最早的读者和宣传者，曾自己出钱买了一批，分赠他的一些得意的学生。他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治生篇》、《结婚论》等论著和译文，还推荐了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等文在该刊发表。据统计，新民学会成立时的21个“基本会员”，除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外，其余20人都是一师的学生，都曾或长或短地“与闻”过杨先生的“绪论”。罗章龙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与毛泽东建立密切联系以后，也经常去“板仓杨”寓聆教。新民学会章程中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和“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都是和杨昌济的一贯主张相吻合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这个学会是在他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当时新民学会基本成员的重要主张和观点，都与杨昌济的进步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1918年，杨昌济受聘为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举家迁往北京。毛泽东因联系新民学会部分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滞留北京。杨昌济便推荐他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师生之间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过从关系。就是在北京城里，在杨昌济的赞许下，毛泽东和杨开慧明确地肯定了恋爱关系，两人经常漫步在北海桥头，欣赏着古都风光，体验着初恋的甜蜜。
1920年1月，杨昌济不幸病逝。毛泽东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章士钊、黎锦熙等人一起，在《北京大学日刊》联名发表《启事》，广为募捐。2月中旬，他将导师的灵柩一直护送到武汉。
杨昌济的过早逝世，使毛泽东对导师的敬重和感戴全部转移到了岳母向振熙的身上。1949年8月，长沙解放，毛泽东从妻兄杨开智处得知老太太健在的消息，十分高兴，当即回电：“来函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9月，当他获悉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要回湖南省亲时，便托朱仲丽给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以御风寒。
1950年向振熙80大寿，毛泽东嘱长子岸英前去拜寿，并带去两棵人参，让老人家滋养身体。人参是别人送给他的，但他觉得老岳母比自己更需要进补。毛岸英的到来，使老太太十分高兴。她摸着岸英的头说，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可惜现在做不了了。次年，毛泽东又派次子毛岸青回湖南看望老人，以慰天年。全国由供养制改为薪金制后，毛泽东每月给老人寄生活费，有时秘书忘了，他便叮嘱要补寄过去。
1962年，惊悉老太太逝世，毛泽东心情十分哀痛，很快给杨开智发去电报，以示悼念。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字里行间，情真意切。
毛泽东对杨老太太的牵挂和关怀，寄托了他对导师杨昌济的尊敬，对夫人杨开慧的思念，也寄托了他对所有早逝的长辈亲人的一片孝心。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的生活是清贫的，但精神世界却极为丰富。他除去刻苦地向书本学习外，还广交朋友，倡言联合。后来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檄文，名叫《民众的大联合》。文章说：“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
基于这种思想，毛泽东在行动上，极为注重结友联社。从“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征友启事，到结成讨论哲学问题的学习小组，从岳麓山爱晚亭的聚会到橘子洲头的畅游；从结伴考察农村开设工人夜校的实践，到组织具有实践性质的新民学会，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五年半时间里，走过了一条从爱国主义到民主主义的成长道路。
概观毛泽东早年的交友历程，不难看出，交友，对于这个初离山乡、跋涉人生的少年来说，不仅是一种求生、求学和求知的本能需要，而且是一种求理想、求人格、求志向的自觉要求，反映了他开拓进取的强烈愿望。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战斗的友谊和精神的渴望，他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学识，跑出了祖祖辈辈没法脱的窠臼，成了新时代的弄潮儿。因此，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学业上，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毛泽东都是一个交友的受益者。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受益的过程中，毛泽东感受到了交友的乐趣，培养了以诚待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情操。可以说，早年的交友活动，奠定了毛泽东一生交友的基础。虽然后来身居高位，但他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交友范围中，没有富贵的区别，也没有贫贱的划分。对正直者，他可以捐弃前嫌；对变节者，他可以嫉恶如仇。要认识毛泽东这样一个对当代中国施以巨大影响而且还要继续施以这种影响的伟大人物来说，抓住他的人际交往圈子，不能不说是把握住了一个透视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