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生活
1918年6月，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从一师毕业了。由于他急切地需要把自己学得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因此一毕业，他便立即开始“实验自己的新生活”。他邀聚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在省城对岸的岳麓山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的“新村”生活。他们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的岳麓书院半学斋，一面自学，一面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与探索。每天过着赤脚草鞋、拾柴挑水、蚕豆拌饭的工读生活。在毛泽东看来，“新村”就是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互爱的“共产主义”细胞。他后来二上北京期间，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王光祈等人组织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并立即写信给陶毅介绍女子工读团的情况。后来他又给周世钊写信，提出想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并构思了具体的实行方案：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在这所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和陈独秀、王光祈、彭璜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工读互助团”，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尝试。
1918年6月下旬，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劝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学习，同时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曾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提出“勤于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并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主办此事。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在新民学会成员中展开讨论，并请蔡和森赴北京筹备。
蔡和森于6月23日离开长沙。到北京后，连续给毛泽东写信，告之在京接洽的情况，急切希望毛泽东能尽快赴京。蔡在信中说，杨昌济老师希望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学习。尤其是蔡和森自己负责联系的赴法勤工俭学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毛泽东立即复函，同意来京。蔡和森收阅后，极为高兴，再次写信说：“昨夜奉读表示，极忠极切！”只要你能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问题，盖所依赖于兄者，不独在共学适道，抑尤在与立与权也”。
8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昆弟、罗学瓒、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从长沙登船北上，16日抵达汉口，随即改乘火车，行至河南郾城漯河寨时，因铁路被洪水冲断，一时不能前进，毛泽东便利用候车时间，组织大家到附近的农村去考察，了解北方农村的风俗习惯和农民生活情况。待水退路通后，才继续乘车到京。
在北京，毛泽东先是住在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后来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和蔡和森、罗学瓒等8人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8个人同住在一间小屋子里的炕上，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谁要想翻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否则就动弹不了。
毛泽东与梁漱溟
刚住进杨昌济先生家里的时候，毛泽东很快就认识了一个矮瘦的广西人，叫梁漱溟。梁漱溟当时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在北大任教，与杨昌济是同事，过从甚密。梁漱溟经常到豆腐池作客，毛泽东虽然从不加入他与杨先生的高谈阔论，但对梁漱溟这个人，却是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相反倒是梁漱溟对毛泽东没有太大的注意，尽管杨昌济向他介绍过这是湖南一师的学生，有才有为，叫毛泽东。
2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以中共领袖的身份接待了梁漱溟。见面时毛泽东首先提到了当年在北京的相遇，并说明了自己与杨昌济先生的关系，梁漱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杨先生极力称道的青年，果然不可小视。
这次相聚延续了十多天。在延安，梁漱溟白天进行参观考察，晚上常与毛泽东作彻夜长谈，内容涉及军事、政治、哲学以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最关心的还是当时中国是否真的会“速亡”，毛泽东则和盘端出了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思想，使他疑虑顿消。
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内战危险一触即发。梁漱溟作为“第三方面”的调解人。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希望以和代战。1946年初，毛泽东再次在延安接待了梁漱溟先生。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地交谈，诚恳地交换和谈的意见。梁漱溟深为毛泽东为民族大计，以诚求团结的胸襟所感动。
国共和谈破裂后，梁漱溟一直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1949年，毛泽东电告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让他们送梁漱溟出川。行前梁漱溟给毛泽东拍了一封电报，表示“现在可以到京”。但因水路耽搁，他到京时毛泽东已到苏联去了。后来毛泽东返京时，统战部长李维汉安排梁漱溟等人到前门东站迎接，并特意让他站在前排，毛泽东下车后立即认出了梁漱溟，并约他到中南海叙谈。
此后，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经常派车接梁漱溟去谈话。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同党内领导人见面的机会多，而党外人士能够坐下来同他议事极为难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梁漱溟为人耿直，敢于直陈己见，令毛泽东极为欣赏之故。
然而也许正是由于后一个原因，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场众所周知的激烈的争论，双方都说了一些气头上的话。会议结束后，梁漱溟也感到自己谈话太唐突，冒犯了中央领导，因此作好了接受处分的思想准备。后来他写信给当时在全国政协主持工作的李维汉和陈叔通副主席，说明自己现在闭门思过，静候处分。这封信既表明了他的态度，又可作为“假条”，就此“隐居”起来。
然而转年一月份，全国政协召开讨论制订宪法的座谈会，梁漱溟仍被照常通知到会。同年12月，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仍继续当选为政协委员。政治生活一切照常，连经济待遇也依然照旧，这使梁漱溟很奇怪。他很快明白了这是毛泽东的特意照拂，于是在这次大会发言中，检查了自己认识上的错误，指出自己是“老一套的思想观点盘踞在脑子里，很难拔除”。
此后，又是20多年过去了。在1975年9月的国庆招待会上，毛泽东仍然惦记着他当年的论敌和朋友——梁漱溟。他在国庆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上作了批示，同意邀请梁漱溟出席。他在批示中用“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话语对梁漱溟作了公开的评价，算是彻底了结了20多年前的那桩公案，也算是他对与自己有着近60年交往历程的老朋友的全面认识。
毛泽东与章士钊
初次上北京，毛泽东还认识了另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章士钊。章士钊是湖南耆宿，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国会议员、教育总长等职。1926年“3·18”惨案，他曾参与其事，遭到鲁迅先生的指斥。但章士钊早年曾同杨昌济在英国厄北淀大学同窗，后又曾推荐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与杨昌济过往甚密，私交不错。后来杨昌济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介绍信中说，毛泽东、蔡和森“二人是海内的人才，前程远大。请兄务必尽其可能帮助”，还说：“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这封信，给章士钊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和继续组织一部分青年人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钱款。他去上海找章士钊，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听后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各界社会名流捐款，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1963年，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帮助毛泽东学英文。一次，两人谈起当年借款的事，毛泽东笑着对章含之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来造反闹革命了！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元。”
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使章士钊十分不安。他转告毛泽东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传话后微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知道行老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
自此以后，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秘书给章士钊送去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问章含之给她父亲的钱送去没有，章含之说：“今年没有送。”毛泽东问为什么，章含之答道：“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毛泽东听后笑着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那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章含之说她父亲肯定不会收，因为他当初说定只收十年。毛泽东接着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后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请应该是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说完他又补充说：“这个钱一直要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辈的遗产。”
在学习英文的那段日子里，毛泽东多次对章含之提到对她父亲的评价。一次，在等待开饭前，毛泽东问她：“你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啊？”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
毛泽东接着问：“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有什么根据？”章含之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她父亲的指责，说她父亲当过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所以鲁迅骂他。他后来同蒋介石关系也不错，1945年还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谈判，毛泽东听后，很不以为然地制止了她，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的好事吗？”
看到章含之答不上来，毛泽东便继续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地认识行老，他一生很不简单。他年轻时代还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也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行老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这就是毛泽东对章士钊一生的全面评价，也是他对章士钊保持一生的交往关系的个中原因。
毛泽东与北大师生
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毛泽东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即使是每月很有限的几块钱生活费，也无法解决，因此感到非找个社会工作不可。1918年9月底，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登记来图书馆读报者的姓名。这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每月工资也只有8块钱，但它不仅解决了毛泽东必需的生活费用，而且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毛泽东从中吸收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为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就是在这里，毛泽东认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还与张国焘、刘仁静等人有了交往。
刘仁静是1918年初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考入北京大学的，与毛泽东进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几乎同时。一进校后，他就钻进红楼图书馆读书看报，很快与毛泽东相识了。刘仁静比毛泽东小九岁，年纪很轻，又爱读书，因此与外界联系很少。看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就曾对他说：“你这样爱读书是好的，但是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书呆子，要把读书同实际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1921年7月，刘仁静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中共“一大”，并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翻译。会上，他滔滔不绝地谈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许多意见。会后，毛泽东以朋友的身份，郑重地对他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这当然是针对刘仁静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不能结合实际、空发议论而言的。此后，两人便各奔东西，刘仁静走上了托派道路。
全国解放后，刘仁静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脱离托派立场的政治声明，但在“文革”中仍然受到了冲击，关押了十多年。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很表关心，曾指示公安部门和军代表：对刘用不着监护，可以让他写写回忆录。使刘仁静的处境得到改善。早年与毛泽东的这段交往，直到70年后，刘仁静仍不曾忘记，屡屡向人提起。
更为重要的是，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得到了李大钊的直接关怀和帮助。李大钊不仅直接安排了毛泽东的工作，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而且还和新民学会的成员一起集会陶然亭，并合影留念。在这里，毛泽东及时阅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图书馆工作之余，毛泽东还经常在北大各科旁听，并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文学研究会。1919年2月19日，他出席在北大文科第34教室召开的新闻学研究会。不久，便获得了“听讲半年”的证明书。在参加这些学会的过程中，毛泽东认识了许多名人学者，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邵飘萍当时是北京《京报》社长，在研究会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他对毛泽东这个没有文凭的会员很欣赏，甚至超过对许多知名学者的评价。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拜访过邵飘萍，并得到他在经济上的援助。
首次上北京，毛泽东还遇上了老朋友邓中夏。邓中夏曾与蔡和森在湖南高师同班，同为杨昌济的学生。经蔡和森介绍，毛泽东很快与邓中夏相识，成为挚友。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一直与毛泽东保持通信联系。
邓中夏对毛泽东这次来京十分高兴。两人经常到老师杨昌济家中会面，畅叙离别之情，商谈个人前程和国家命运。后来两人又都参加了北大哲学学会，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研究新思潮、新理论，一道进行社会调查等活动。1919春，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毛泽东也被邀请参加，两人曾一起去长辛店考察铁路工人的生活状况。后来毛泽东离京回湖南后，仍与邓中夏保持密切的联系。
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牺牲，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也处于被排挤地位。1937年，邓中夏的夫人夏明到达延安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老朋友的牺牲十分悲痛，他安慰夏明说：“不要忘记启汉、中夏同志的遗志，要继承他们的事业。”
首次上北京，使毛泽东有机会跳出湖南的局限，将他的人际交往圈子扩展到了北京，延伸到了全国。北京，作为当时中国思想和文化最为活跃的地方，天天有新思潮，处处有新青年。在这里，毛泽东接触的每一个人，无不是作为一种主义而存在，无不为一种理想而献身，在他们身上，反映了整个时代的躁动。与他们的接触和交往，无疑有助于青年毛泽东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因此回到湖南以后，毛泽东立即将他接触的许多新思潮和新主义付诸实践。他利用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的社会职业，广泛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接触，走访长沙几个主要学校的教师和新民学会会员，向他们讲述自己几个月来在北京的经历，介绍自己接触到的一些值得钦佩的著名人物。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立即领导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学校，亲拟传单，动员青年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走三湘、下武汉、二上北京、三赴上海、驱张、斗赵、建团、建党、派法、游欧、创刊、办报……着实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他本人，也从中走过了一条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成长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