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一批热血青年在湖南的活动确实惊动了当时的一批大人物。胡适称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可以与著名的《每周评论》相媲美，陈独秀在上海亲自接待了毛泽东，并嘱他负责湘省的建党工作。当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人际交往并不都是大人物，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而又可歌可泣的“小人物”。他为这些小人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样的志向，一样的追求。
许志行从一个学徒工走上了革命道路
1919年12月，毛泽东以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赴京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途经武汉，在一家小旅馆里，碰见了一个处境狼狈的少年，叫许志行，因一心想读书，不愿做学徒，刚从一家商店逃出来，正在走投无路。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对许志行深表同情，表示愿意资助他先回家乡，待北京之行后，再想办法帮助他。许志行接受了毛泽东的劝告，先跟毛泽东一起搭船到了上海。毛泽东中途来沪的目的是送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人赴法勤工俭学。抵沪后，他们住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三天后，送别了蔡和森等人，毛泽东给许志行买了一张回浙江老家的火车票，两人就分别了。
许志行回家不久，便收到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信，并寄给他《新生活》和《星期评论》等报刊，让他好好学习。
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回到长沙，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他筹集经费，在小学高年级附设了一个“成人失学补习班”。一天，许志行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让他去长沙读书。他喜出望外，当即偷偷离家，直奔长沙。毛泽东将他插在补习班内读书，并负担他的一切费用。当时，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也在这个班读书，小弟弟毛泽覃则在小学部六年级学习，四人亲如兄弟，毛泽东每周给他们三人上一次“公民”课，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和故事。寒暑假来临，许志行便和毛泽民、毛泽覃一起回韶山，在毛泽东家的阁楼上温习功课，把韶山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922年，毛泽东亲自介绍许志行及自己的两个弟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许志行在长沙读了一年多书后，毛泽东帮他回到浙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间，他买书和零用的钱，大部分仍由毛泽东接济，许志行学习刻苦，写得一手好文章，颇得国文教师俞平伯先生的赞赏。
1924年前后，许志行由俞平伯介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到1928年，他将其中的十多篇收集在一起，选编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为《孤坟》出版，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注意，得到了茅盾的好评。
“五卅”惨案后，许志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参加工运工作。1926年春，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得悉许志行的情况后，立即给他写信，邀他到广州负责对上海方面的联系。同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到武汉，许志行又随毛泽东到了武汉，并由毛泽东介绍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要秘书，同时担任了共产党支部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志行离开武汉，回到上海、杭州，先后在上海闸北区委和浙江省委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他回到家乡海宁，策动农民暴动未遂。此后几十年，便一直从事教育、书店工作。
1949年，上海解放。许志行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4个多月后，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信中回复了他询问的有关情况，并勉励他：“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育就是为人民服务。”
此后，他们书信不断。毛泽东还邀请许志行去北京做客，到北戴河避暑。1957年暑假，许志行提出重访韶山冲，毛泽东亲笔给韶山乡人民委员会和生产合作社委员会写信，要他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他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500元，送给许志行作旅费。许志行到韶山后，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接待。
时隔数十年……
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还结识了另一位学生朋友——李振翩。当时李振翩是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代表，跟随毛泽东率领的“驱张请愿团”一起上京请愿，慷慨陈词。在共同的斗争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去了上海，而李振翩则继续留在湘雅医学院学习。当他们分手时，李振翩给毛泽东留言说：“你从事政治运动，我则专心医学，将来重逢。”
此后一别几十年，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1945年李振翩在贵州，毛泽东去重庆时托张维给他捎信，可惜没有收到。1956年毛泽东又问从湖南来北京开会的医学家魏曦，李振翩在哪里？魏告称，在美国。其时李振翩正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小儿麻痹症病毒疫苗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突破了二十多年的隔绝状态，李振翩立即给毛泽东写信，期待与其会面，并表示愿为中美关系的和缓效力，1972年10月，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美国，毛泽东即托代表团成员林巧稚给李振翩捎话。当中国医学代表团出席华盛顿美国各界的欢迎酒会时，林巧稚同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见了面，传达了毛泽东对他们的问候和访华邀请。
仅隔半年多，李振翩和夫人及其他几位美国朋友来到了北京，实现了他多年来热切向往返回祖国、看看新中国变化和发展的心愿。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里，亲切接待了这位五十多年前的挚友，他们用湖南家乡话交谈了一个半小时，畅叙过去的友情。当毛泽东讲到“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时，李振翩说，“自己当初研究医学的目的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会见后，毛泽东还把自己菜园里种的苦瓜和苋菜等新鲜蔬菜送到李振翩下榻的北京饭店，请他们夫妇品尝家乡风味。
返美后，李振翩积极筹办并于1974年创建了美中医学科学中心，同我中华医学会密切合作，邀请我国医学界人士赴美讲学或参加讨论会，为中美两国民间往来和医学科技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他还是全美华人协会创始人之一，被选为第一届全美华人协会华盛顿分会会长。
毛泽东与周世钊的情谊
在与毛泽东相知的许多平凡而又普通的朋友中，周世钊恐怕是与他诗书唱和得最多的一个。
周世钊在湖南四师和一师，曾与毛泽东同学五年半，两人曾分别担任过一师学生会教育研究部部长和文学部部长。在校期间，毛泽东以非凡的胆识与机智、特殊的领导和创造才能而著称，而周世钊则以人品敦厚、待人赤诚以及在文学、诗词方面的造诣而为师友们称颂。在1917年全校组织的“人物互选”中，两人分别当选为第一名和第二名。
1919年第一次到北京回湘后，毛泽东居无定所，便找到在长沙修业小学教国文的周世钊，周立即给他联系了在该校担任历史教员的职位。在五年半的同学生活之后，两人又开始了新的同事生活。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积极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周世钊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两人还共同指导学生办了一个《小学生》半月刊，受到了长沙《大公报》的好评。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和周世钊的生活特别清苦，而友谊则更加纯笃了。两人的住房仅一墙之隔，冬寒时节，毛泽东的被子单薄，寒冷难当之时，便卷起铺盖到周世钊床上同睡，共度难关。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周世钊则继续从事自己的教书职业。两人一别就是23年。周世钊常常挂念自己的友人，并赋有一诗，其中写到“九州明月系离肠”，反映了他对关山远隔的朋友的深刻思念。当毛泽东在延安、重庆时，他常常冒着风险致函问候。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后，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教师联名给毛泽东致贺电贺信，由已任湖南一师校长的周世钊领衔。毛泽东很快给周世钊回信，其中谈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先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如此评价，自然令老友周世钊欢欣无比。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特邀周世钊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途经河南许昌，周世钊顺口吟出了《五律·过许昌》一诗：
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
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
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
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车到北京后，周世钊即将此诗赠给毛泽东。
六年后，毛泽东致函周世钊。信谓：“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信中所说的“水调歌头”，即后来公开发表的《水调歌头·游泳》。六年前得周世钊一诗之赠，六年后仍然念念不忘，二人感情之深笃，由此可见一斑。
1955年8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工作，周世钊陪同游览长沙岳麓山，写了题为《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诗一首：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
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
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毛泽东读到这首诗后，曾作有一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1961年，毛泽东为了抒发对湖南故乡和友人的怀念与祝愿，曾写了一首《七律·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诗中所答的友人是谁？周世钊是也。
1976年，周世钊和毛泽东这两位相知了63年的友人相继去世，留给世人的则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信任、友谊和诗书唱和。
“没有人怪您”
毛泽东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并非总是受益者，特别是在与一些普通而又平凡的朋友们的交往过程中，无论是政治上、思想上还是经济上，他都是投入的多，付出的多，给人帮助的多。经济上的帮助如前面写到的许志行，政治、思想上的帮助则更是难以胜数。
1921年春，周谷城到湖南一师任英语兼伦理学教员，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由于两人当年都从师于杨昌济、袁仲谦等老师，工作地点和寓所靠得又近，因此接触机会甚多。两人经常互相造访于寓所，促膝谈心于校园，聊天散步于乡村田野。毛泽东常送些有关“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方面的书籍给周谷城学习，还邀请周谷城一起去给工友们讲阶级斗争，帮助周谷城进一步确立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信念，也提供了两人以后互相理解，信任和支持的基础。
1925年春，周谷城陪同一位老同学参观访问广东的新形势。到广州后，住在越秀路越秀酒楼。毛泽东当时已从长沙来到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得知周谷城到来后，当即前去探望。在交谈中，毛泽东热情挽留周谷城留下做农讲所教师，周谷城由于思想上准备不足，又由于各种实际困难，没有答应。一周后仍回了湖南一师。
不久，北伐军进驻湖南，毛泽东又回到了长沙。这次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带动下，周谷城答应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任顾问兼农讲所讲师，并到毛泽东主办的自修大学——船山学社教书，进行革命工作。
1927年春，周谷城到了武汉，在邓演达主持的总政治部做整理农民运动材料的工作。邓在组织战区农民委员会开赴前线时，要周谷城担任委员会秘书。周谷城觉得自己更适宜于做学术研究工作，便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谢绝了。事后，毛泽东知道了，便亲临周的住处——黄鹤楼下的一个名叫“一枝栖”的小旅馆里去拜望，邀请他到全国农协任干事，周谷城欣然同意。
国共合作破裂后，毛泽东离开武汉去湖南组织秋收起义，周谷城则去了上海。这一别，直到18年后才有机会重逢。
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在中苏文化协会召开的欢迎会上，一个人上前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打量着问：“您是周谷城先生吗？”周谷城点头答：“是的。”意外的重逢使毛泽东非常激动，他伸出手指，打着手势说：“一十八年了！”一句话，说得周谷城也落下了眼泪。
解放后，周谷城继续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1949年9月，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从此经常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因而和毛泽东接触、交往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一次在上海，周谷城正与毛泽东在交谈，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来了，毛泽东马上告诉他：“我认识周先生，比认识你们早得多。”周谷城插话说：“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毛泽东连忙摇手，并大声说：“没有人怪您。”他深深知道，和敌人战斗，不仅需要血与剑，还需要舌和笔；他也了解，周谷城过去对革命事业所给予的宝贵帮助以及他们进行的各种反帝反封建活动。因此，周谷城每次到北京，毛泽东都要邀请他去做客，而且总是用带辣味的家乡菜来招待。周谷城后来经常对人说，毛主席念旧之情很深，关于当初没有同他一道走的事，他全不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