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由于我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坚持实行爱国统一战线，使大批知识青年和文化艺术界的进步人士纷纷投奔延安。他们的到来，给延安带来了勃勃生机。但是，由于这些文化人与工农分子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因此如何将这部分人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即如何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成为当时摆在我党面前的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全党做出了表率。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早年在长沙读书时，曾与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是同学。1936年10月10日她从西安启程到保安，而在此之前，她已是出过十多本作品集的著名作家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丁玲对这类人物相当熟悉，思想上有共同之处，感情上也不乏同情，因此在写作时往往能“爬进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心里”，刻画出他们的心魂。其中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甚，以至有人认为莎菲就是写作者自己。
对丁玲和她过去创作的情况，毛泽东是相当了解的。丁玲到保安时，毛泽东亲自接待过她，不久又赋《临江仙》词一首相赠。词云：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词中对丁玲这样一个过去文弱的女作家，现在要穿上军装随军到前线去，表示了热情的赞颂，也概括了丁玲过去人文方面的突出特点。
到陕北后，丁玲即以革命战士的姿态出现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坛上，思想和创作上逐渐起了变化。后来毛泽东曾亲笔给她和欧阳山写信，为他们的新文学道路而庆贺，并约他们去吃晚饭。
1937年春天，丁玲从前线回到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曾对她说：“你开始做工作就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后来，丁玲果然坚持深入工农兵，并在《三日杂记》一文中记述了她跟村长老婆——柳拐子婆姨睡在一个炕上谈家常的情景。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很是高兴。他对丁玲说：“唉！丁玲，你能够和柳拐子婆姨聊天。”言语之间，对丁玲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十分满意。
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因为写有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而受到批评。而康生及其老婆曹轶欧等则乘机落井下石。一次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曹轶欧这个不搞文化工作的人却振振有词地批评起丁玲来，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大有将丁玲一棍子打死之势。在总结时，毛泽东出来说话：“《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三八节有感》作了中肯的评价。从而保护了丁玲。高干学习会结束后，毛泽东仍然信任丁玲，分派她去负责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工作，领导那里的学习和整风。
后来，丁玲曾去请教毛泽东：“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毛泽东中肯地解释，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优点，缺点又说得过分，当然人家不高兴啰。
令人遗憾的是，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丁玲被错误地打成了“大右派”，《三八节有感》也被诬为“反党反人民的大毒草”，进行了所谓的再批判。出现这样的失误，就毛泽东本人来说，恰恰是违背了他当年所说的“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
“伟大的不是我，而是他”
在延安，与毛泽东交往甚多的另一位著名作家是萧军。
1938年春，萧军第一次到延安。当毛泽东获悉这位曾在鲁迅身边成长、战斗过的文学青年到达的消息后，非常重视，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并提出想安排时间见见萧军。当时萧军一方面由于对毛泽东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孤傲不想惊动领袖人物，因此就客气地回答说：“不见了，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当时丁玲正好与萧军住在同一招待所，听了萧军这样的答复，就对他说：“毛泽东这人很了不起，你应该见见再走。”事隔不久，毛泽东穿着半旧的军装，面含微笑，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一些文艺界人士，并同萧军亲切握手，热情地问长问短，接着又随和地同大家一起用餐，边吃边聊。这次会见，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军在延安住了两个星期后，因丁玲热情邀请，改变初衷，于4月初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前往西安。出发前，毛泽东、洛甫等领导同志在陕北公学大操场上招待边区文艺工作者。粗陋的木桌上摆着几碟菜，大碗酒。席间，毛泽东讲了许多鼓舞人心的话。虽然当时春寒料峭，风尘时起，沙土蒙碗，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是火热的、舒坦的。这是萧军第二次见毛泽东。
鲁迅逝世周年，在陕北公学纪念会上，毛泽东曾作了一个精彩的报告《谈鲁迅》，其中引用了鲁迅给萧军信中的几句话。直到这时，萧军才知道毛泽东不仅对鲁迅早有研究，而且对鲁迅与自己的关系也比较熟悉，联想到自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之前的态度，心中颇为愧疚。过了半个世纪，萧军谈起这件事时，还很感慨地说：“毛主席主动来访，是看得起我。那伟大的不是我，而是他。”
延安时期，一些文艺工作者由于来自各方，原先的环境、条件、习惯、斗争特点以及思想方法、理论水平各有不同，在文艺观点上也出现了不少分歧，思想很不统一。1941年夏，萧军因为这种分歧的缘故，打算离开延安，赴重庆继续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临行前，他以作家和党外人士的角度向毛泽东连书二封，直率地反映了延安文艺界以及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要《毛泽东抗战言论集》等书，以便随身携带学习。8月2日，毛泽东给萧军复信：“两次来示都已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这封信既有分寸适度的规劝，又有对萧军人格的敬重和准确的评价。萧军一口气读完后，内心里先是觉得震动，灼热，继而又感到由衷的佩服、温暖和熨帖。之后，他如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推心置腹地交换了许多意见。毛泽东很赞赏他的见解，并希望他继续留在延安，多做工作。毛泽东真挚的感情、坦诚的态度再一次打动了萧军的心。最后，他取消了离开延安的计划。在此后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接连给萧军写了十来封信，而互相串门、面谈的次数，那就更多了。而这在毛泽东与文艺界人士的交往中，是极为鲜见的。
1941年8月10日晚，毛泽东派人送给萧军一封信说，“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在这次谈话中，萧军说：“最近来了一些作家你都没见过，有的来挺长时间了，他们奔延安，一方面是奔革命，另一方面也想会会负责人，你是否同他们见一见。”毛泽东当即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傍晚，夕阳灿烂，他就漫步从杨家岭来到蓝家坪半山腰上萧军所住的窑洞。因事先没打招呼，萧军赶紧叫人去通知，结果只有艾青大约过了半小时赶到，而罗烽、舒群正巧外出，没见到。第二天清早，萧军尚未起床，通讯员就送来毛泽东的信：“萧军同志：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有必要的。”这天上午，萧军约好几位作家及其夫人们如约来到毛泽东那里叙谈。到了吃饭时间，毛泽东便请他们共进午餐。
由于毛泽东对批评持有如此虚心、认真的态度，使得萧军开始主动接近他。两人之间的了解日渐加深，见面时常常无话不谈。一天晚上，毛泽东在窑洞里向萧军谈起了自己的经历，说他从陈独秀那次“左”倾算起，先后在党内受过大大小小的处分达11次，他的正确意见往往得不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心里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但作为一名党员，忍受委屈，保留意见，组织决定仍然必须服从，在执行过程中再劝同志们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认为，这种境况对革命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在闪闪烁烁的煤油灯下，毛泽东侃侃而谈，直至深夜。回家的路上，皓月当空，万籁俱寂。萧军迈着缓缓的步子，细细地回味着刚才那番谈话，从中体会到了毛泽东帮助同志的那股耐心，而这种耐心又来自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同志的真挚爱护。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萧军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谈锋甚露，为避免在会上因意见不同而发生与别人的争执，打算到延安以西的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堡）去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毛泽东理解他的心情，但不赞成他的举动。他对像萧军这样有思想、态度认真、敢提意见的作家不到会感到惋惜，因此几次找萧军谈话，劝他用积极的态度对待这场讨论，想方设法让他畅所欲言，尽抒己见。此后，他又三次写信挽留萧军，萧军只好坚持开完了会。会上尽管大家意见纷纭，但对毛泽东的两次报告都是满意的、服气的，最后各种意见都在毛泽东讲话的基础上得到了统一。
1945年11月，萧军被派往东北工作。出发前几天，毛泽东正忙于开会，他见到萧军时说，会一开完就派马来接他。后来果真派来了一辆军用救护车改装的“小面包”。这天，毛泽东先在自己的窑洞同萧军话别，然后又一起到朱德住处吃饭。
回到东北，萧军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党和人民政府的文化事业做了不少工作。但不幸的是那里的工作一度出现了“左”的偏差，使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和组织处理。困境没有使他气馁、消沉，因为在他心中，有对延安岁月的美好回忆，有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任。此后，他潜心在一部反映工业建设题材的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的创作中。
1952年书稿在北京写成后，有关部门不予出版。萧军万般无奈，只得上书毛泽东。他的爱人王德芬雇了一辆三轮车，把信和书稿一起送到中南海。之后，有关部门回信说，毛主席批示，你的书可以出版，请再同出版社接洽。当时萧军的感激之情是难以尽叙的。毛泽东对老朋友的信任、支持，以及实事求是，力排众议的精神，使他终身难忘。1954年，此书终于得以问世。
也许是毛泽东那天生的诗人气质，也许是毛泽东那慷慨的革命豪情，使得他在延安时期与大批知识分子交往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广为人知的佳话。这中间不只是上述的丁玲、萧军，还有艾青、舒群、柯仲平、范文澜等许许多多知名不知名的、党内党外的、文艺非文艺的、根据地以及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与他们之间的交往，使毛泽东真正认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力量之所在，看到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先导作用。正是在与他们交往的基础上，毛泽东写出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文章，作出了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必须以青年为生力军以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等决定，这对当时革命统一战线的扩大，对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对发展民族的大众的革命文化，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固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而这些稳固和发展，与毛泽东同广大知识分子的交往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