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指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
——陈毅语，1959年4月在诗刊社座谈会上的谈话
读遍历代诗与词
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的张贻玖，曾将毛泽东阅读、圈点、评论过的中国古代诗词曲赋，清点，整理，归类，统计，竟计出1590首的巨数！其中：诗1180首，词378首，曲10首，赋20首。张贻玖深表遗憾的是，毛泽东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以及毛泽东所到之处读过、圈过、评过而又散失于各地的诗词曲赋，不知还有多少。
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离骚》、《楚辞》到汉乐府，再到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历朝名家的诗词曲赋，乃至现代文豪鲁迅的诗作，毛泽东一一有所涉阅。他既读各种总集、合集、选集、专集，也读各种诗话、词话、音韵、词律等等论述诗词的著作，不一而足。从内容到体裁，博览广收，兼容并蓄，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胸怀之中。
融会贯通，据为己用，是毛泽东热爱、学习、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重要特色。平时，毛泽东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论证事理、表达感情，在著述中，常常旁征博引古诗词；而于日常言谈时，更是触景生情，诗词典故脱口而出，琅琅有声。直至80多岁高龄时，他还能整段地背诵《西厢记》中的某些曲词。1975年，正值“四人帮”横行霸道之际，晚年的毛泽东常常以手击拍，喃喃念诵南宋爱国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还有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这些词每首都在百字以上，虽然毛泽东已是年老、多病、体衰，却能字字记忆清晰，念诵起来，节节有声。
毛泽东有着诗人胸怀、出口成章的天赋，但我们倘若能够潜入毛泽东的书房，对他的藏书稍作翻览，毛泽东生前读书时孜孜以求的刻苦与勤奋，可说俯抬皆是。毛泽东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他读书不仅常写批注，还有各种圈、点、勾、划等标记。据说，毛泽东每读过一本书、一首诗，常在书的封面上或诗的标题前划上一个大圈，几个大圈就表示读过几遍。诗的标题前连划几个小圈，是表示对这首诗的重视或欣赏。对诗中好的句子和值得注意的地方，则划着直线、曲线，或加以密圈。有时一页书里，红、蓝、黑三种颜色的笔迹纷呈，大圈套着小圈，直线加着曲线，密密麻麻……这些圈、点、勾、划，无一不形象地显现出毛泽东读诗时反复吟诵、出神入化的交融过程。
毛泽东读书主张“三复四温”，读诗就更不止于此了，一部《离骚》，毛泽东从青年读到老年，常读常新，此中的心得也随之不断变化，不断深入。毛泽东常读的诗集一般都有不同版本的好几部。仅他批划过的《唐诗别裁集》就有6部，《唐诗三百首》5部，《古诗源》5部，《词综》4部。这些书的封面或函套上，有的划着一个大圈，有的划着两个大圈；翻开书，同一位诗人的作品，有的在几部书中都被圈划了，有的在同一本书中被多次圈划……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诗词集中的作者简介、诗词评论，也常加圈点。对于书中的错别字，他加以改正；一些读音的平仄，他加以注释……
于此其间，我们是否可以悠然想象：毛泽东埋头苦读、高唱低吟、沉浸于诗的世界里的栩栩身影？
诗最爱三李，词最合稼轩
1951年，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噩耗传来，毛泽东强忍自己内心的巨大悲痛，写信劝慰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要她多读些李白的诗，说李白的诗可以开阔胸襟。
其实，这番劝慰又何以不是毛泽东对自己痛苦内心的自我安慰？
李白是一位卓越的时代歌手，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颠沛流离，放浪无踪。得意时，“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失意时，“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挥洒不羁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情深义重如“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的诗，毛泽东反复圈读过的有十余首。这些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读来“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直抒胸臆，心情明快时如此，而心情苦恶时更是一种如醉、如仙、如狂、浑然于天地之间物我两忘的超拔体验。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陈毅的信中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他称李贺是“英俊天才”。
李贺是继李白之后，唐代又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出身于家道衰落的唐朝宗室，博学多才，政治上怀有强烈的进取愿望，却只活了27岁。李贺短暂的一生，遭际坎坷，内外因素，造成他非常复杂的思想感情，交织在他的诗歌中。李贺与他的诗可谓诗如其人，人如其诗：时而愤懑激越，时而低徊哀叹；时而是清醒地剖析人生的哲人，时而又是及时行乐的厌世者；时而是一首高唱歌颂人生的赞美诗，时而又会发出憎恶社会的詈骂之声。但是，李贺作诗，“百炼千磨”、“镂金雕琼”，几乎篇篇都是呕心沥血的结晶。李贺诗，以他奔放凝重的情怀，奇峭独特的构思，驰骋丰富的想象力，加之瑰丽多彩的语汇，形成别具一格的诗风。李贺，也被世人称为“鬼才”。
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藏有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诗歌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等。翻开这些书，每本都有毛泽东的圈划。李贺流传于世的诗约有240首，毛泽东圈划过的有83首。其中有些诗圈划过四五次。
李商隐是晚唐的著名诗人，他的诗继承了李白、李贺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又受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李商隐诗主要是这样两方面的内容：讽喻时政的咏史诗和爱情诗。毛泽东和周谷城谈诗时脱口而出的那首《马嵬》是咏史诗，同时毛泽东也极爱李商隐的爱情诗。一首《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毛泽东就圈划过5遍。还有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著名诗句下面，毛泽东圈划过的笔迹更是重重叠叠。
毛泽东圈划得最多的还是辛弃疾的词，约98首。一部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稼轩长短句》，共有四册，每册的封面上，都有毛泽东用粗重的红铅笔划着读过的圈记；还有几部《词综》，内中辛弃疾的词也是圈划量最大、次数最多的。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辛弃疾的这两首词，毛泽东是爱不释手，百读不厌。
辛弃疾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军事家、政治家，然而他的理想却不得实现，郁郁终生。有相当数量的辛词是抒发对往昔战斗生活的怀念和壮志难酬的苦闷。辛弃疾作为一名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寄英雄的忧愤于词，长存悲歌慷慨之气，将一腔的爱国热血与赤心抒发得淋漓尽致。
正因为辛弃疾不仅仅是位词人，因此他的词更有一层除文学赏析以外的耐人寻味之处。试读辛词《木兰花慢》一首：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毛泽东在这首词的标题前连划三个大圈，对小序中的每句话加了圈点，对词中每个疑问句后，都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1964年8月，毛泽东和周培源、于光远漫谈哲学，认为生活在700多年前的辛弃疾，已观察到地球的运动规律，即对宇宙人生有了辩证的认识。
辛弃疾的词最合毛泽东的意了。
“浮想联翩”与“哼”
作诗填词的艺术构思是怎样一个过程？毛泽东精辟地道出两个最基本的环节：先是“浮想联翩”，然后情不自禁地“哼”出。这也是诗词创作艺术构思的基本特点。
所谓“浮想联翩”，照传统说法，近似“神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诗人的想象的飞腾。古人刘勰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文心雕龙》）这几句话把诗人通过“浮想联翩”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写成音韵铿锵的文字，具有风云变幻的风格，作了形象化的描绘。“浮想联翩”就是“神与物游”，是统一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纽带，是联系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桥梁，是从生活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起点，是孕育艺术境界的手段。一个诗人之所以能够立足现实又高于现实，主要是因为他有“浮想联翩”的本领。毛泽东诗词之所以善于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主要是因为他在艺术构思时充分发挥了“浮想联翩”的作用。像“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固然是“浮想联翩”，就是从“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转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样新旧不同的境界，也是“浮想联翩”。再就凝字炼句看，“莽昆仑”的“莽”字，“鱼翔浅底”的“翔”字，以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现成词句的利用，乃至对大自然发号施令的“而今我谓昆仑……”之类的句子，无一不是“浮想联翩”的结果。
“浮想联翩”体现在毛泽东诗词创作的艺术构思中，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展开想象的翅膀，抛出联想的纽带，从现世实在的生活基地向有目的的理想世界跃进。只有这样，诗人的构思，才不致沾滞于现实或游离于现实。
第二，诗人以形象思维来考察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然后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构成一定的艺术境界。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
当然，作为诗的艺术构思的“浮想联翩”，是要受不同世界观制约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的“浮想联翩”是因共产主义世界现的“浮想联翩”。毛泽东由“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到“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正是在这种世界观关照下的“浮想联翩”。
至于“哼”，是一般所谓咏叹或吟诵的意思，这是诗人在“浮想联翩”的基础上，尚未定稿时，通过“哼”来审查自己的“腹稿”或草稿。“哼”是诗词创作不同于其他形式创作所特有的必经阶段。为了对字法、句法以及韵律反复推敲，“哼”是必不可少的。杜甫有“新诗改罢自长吟”之句，说明杜甫在作诗时是边哼边改，改而又“哼”的。贾岛推敲诗之一字的故事，更是众所周知。
毛泽东在他《词六首》的序言中说，那些词只是他当年在马背上“哼”成的，似乎很不足为道。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文章中，一把抓住了毛泽东“哼”诗的真谛：“‘哼’这一个字，我们不要轻轻地看过了，在这一个字里面正包含着反反复复的推敲。诗是语言艺术的最精炼的形式，它总要有高度的音律性，无论是悲壮或是优美。所以诗总要能上口，严格地说时，诗总是‘哼’出来的。有的是从书斋中‘哼’出来的，有的是从田园里‘哼’出来的，有的是从工厂里‘哼’出来的……而主席的诗词则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
“哼”是使诗词的内容与形式互相适应的构思过程，是促使艺术形式更好地为思想内容服务的一种手段。打一个比方，“哼”诗是艺术构思的熔炉，它能把诗的意图以及体现意图的艺术形式与风格加以锤炼，使之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毛泽东的诗词，无不构思缜密，反复咏叹，句稳字妥，读时不难体会出写诗的甘苦和“哼”诗的滋味。
这样说吧，“浮想联翩”是诗的胚胎期，“哼”则到了成熟期。“哼”的目的是精益求精。为了“哼”出好诗来，仍然要以“浮想联翩”为基础，离开了“浮想联翩”，“哼”就只能在原地踏步，就诗改诗。毛胚如果较好，还可能改成好诗，如果毛坯不好，便很难有质的飞跃。
总之，毛泽东的“浮想联翩”是在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的关注中进行的，是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联想”开去的，而“哼”则是他在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之中，情不自禁溢于言表的一种慨叹。这种慨叹用什么形式抒发和表现呢？——诗词。
自解诗词
毛泽东创作诗词的本意是：作诗就是作诗，抒发胸臆而已。
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本文物出版社刻印的线装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1958年9月出版。在这本诗词集的第一页《沁园春·长沙》词的开头、地脚以及标题间的空隙，填满了毛泽东苍劲的墨迹：“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之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谢注家，兼谢读者。……”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菩萨蛮·黄鹤楼》（1927年春）
毛泽东对词中“心潮”二字自注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大家知道，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1927年4月12日上海大屠杀，标志了孙中山逝世后的国共破裂，而与此同时，共产党内仍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据领导地位，4月27日至5月9日，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不仅被拒于大会领导之外，甚至被剥夺了表决权。“茫茫……”、“沉沉……”、“苍苍……”，这就是那一时刻毛泽东“苍凉”心境的底蕴。“苍凉”然而却不“愁苦”，否则就不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毛泽东了，也就没有此后坚韧不拔、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黑暗绝境走向光明的中国共产党了。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
毛泽东在“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处注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反击蒋介石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最终还是失败了。其中除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外，当时王明所谓“正规打法”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内部原因。而从1932年宁都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的毛泽东，此时只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他曾对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提出许多关键性建议，都未被采纳。眼看革命事业遭受损失却又无能为力，毛泽东的心情如何不“郁闷”？然而，恰是在这种“郁闷”的心情下，毛泽东却写出“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样对革命事业没有丝毫动摇的自信与决心的诗句。面对又一次历史性的失败，只有如毛泽东那样的对革命理想矢志不渝的诗人胸怀，才能如此挥洒地写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这样的豪情壮志！是的，革命，只要有一息尚存……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
毛泽东对这整首词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遵义会议，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这首词写的便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攻打娄山关的一次战斗。毛泽东并没有因自己被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心情舒畅”些，尽管革命有了新的转机，然而已付出的代价，比之这一线的转机不知要大多少倍。从1927年春起，经历了万般挫折的毛泽东，虽然站在新起点的当口，其“沉郁”难言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西风”、“长空”、“霜晨”的天地之间，凛冽的寒意，如嘶的雁鸣，如咽的号角，疾疾的马蹄声，足以把那颗“沉郁”的心碾“碎”。革命在一个新起点上又出发了——毛泽东正是怀着这样沉重的心情，坚毅地走在了革命的最前列。他的面前，是一片“如海”的“苍山”，是一轮“如血”的“残阳”，还有一路“如铁”的“雄关”。毛泽东，和他的革命征程便是在这种情境下“从头越”的。从中，我们仿佛看到一个逐日不舍的巨人身影——夸父。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沁园春·雪》（1936年2月）
写这首词的时候，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过了岷山，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了……”长征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是不可言喻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长征却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了！在陕北清涧县袁家沟的一座窑洞里，毛泽东填下此词。那种“苍凉”、“郁闷”、“沉郁”的心情已是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腔气吞山河的激情与豪情。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柳亚子先生曾“索取诗稿”，毛泽东即将《沁园春·雪》手书相赠，从此流传于世，并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和《大公报》分别刊行。一时间，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和诗人词客，赓和相联，交口赞誉；当然，同时也有国民党文人的攻击和诋毁。《沁园春·雪》发表之初，重庆国民党御用文人攻击词作有“帝王思想”，毛泽东得知后，以“鸦鸣蝉噪，可以喷饭”一笑置之。解放后，有人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泽东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
后来，毛泽东可能是对“蜂起”的“注家”们“招架”不住了，对“雪”一词作了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1957年，毛泽东对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只能这样写，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
本来，毛泽东于1936年2月填《沁园春·雪》时，只是抒发“柳暗花明又一村”、“豁然开朗”的心情，不想竟“惹”出这么多的“麻烦”。
“我冒叫一声……”
一次，毛泽东与梅白谈及中国古典诗词的未来，他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百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这番话，是毛泽东把自己的爱好说得最直接了当的了。毛泽东热爱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对这份文化遗产珍爱不已。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实践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古典诗词不只限于欣赏、玩味，也没有停止在摹拟、效仿上，而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发展、改革了古典诗词的历史局限，使“旧体”换了新颜。
但是，毛泽东没有因个人的爱好忽视了旧体诗的局限。1957年，他在应诗刊社之约交付自己诗稿的同时，附上一信，表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甚至出于这一原因，最初他连自己的诗词都不愿公开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
为什么毛泽东自己写旧体诗而又提倡世人写新体诗呢？因为新体诗更富人民性和时代感，尽管《诗经》起初也大都是来自人民，但它距今毕竟已是隔了两千多年了。因此毛泽东为现世的诗歌发展找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捷径：走民歌的路子。1958年，毛泽东对当时《诗刊》杂志的负责人又是诗人的臧克家、袁水拍等人说：“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新诗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以后，他又在不同的场合和时候多次申明自己的倡议。20世纪60年代初，郭沫若、周扬合编了一本《红旗歌谣》，这本《歌谣》充分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代风貌，很具有典型性。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经常鼓励他的诗友以及他所熟识的诗人们写新诗。他对陈毅说：“你还可以写新诗”，“你会写自由诗”。他对袁水拍说：“你的《摇头》写得好，你应该多写些。”他不时提醒臧克家等人：“把你们的作品送给我一份啊！”当然，毛泽东自己也尝试写新诗，我们今天见到的是他1963年写的《杂言诗·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无论写旧体诗还是写新体诗，或是谈论诗词改革，都十分重视这种文学形式自身的规律。他经过自己长时期的学习、研究、探索、实践，之后，慎重说道：“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并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
虽然，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没有诗词公之于世，但他始终牵挂着旧体诗的继承、新体诗的发展。进入70年代以后，毛泽东得知大学文科不讲古典文学了，书店里也买不到古典诗词书籍了，很想带头编一部书，“选它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二十篇赋。”1975年，党中央传达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停刊近10年的《诗刊》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于1976年1月得以复刊；他还建议编一本《新诗韵》，专为学习写新诗用韵较广的人使用，便于提高。
毛泽东热爱诗，爱得有时近于忘我。我们不妨把他的这份热爱之心看成是毛泽东作为个人的“业余”爱好。然而，倘若细心去想，毛泽东身上所独具的中华民族两千年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诗人气质”，恐怕恰恰就是他不同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