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我的体”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他能博采众长、熔百家于一炉，无独家之容，而有百家之貌。在中国传统的书法共性中见其个性，又能超出百家、自成一体。毛泽东以过人的天分和惊人的记忆，经常读帖，吸取历代大家的精华，但他从不临帖，更不独学一家。他说：“各个体，我都研究，各个体都有缺点，我都不遵守，我写我的体。”
毛泽东的书法在章法、结构、用笔上确有独到之处。他写的字仰首阔进，很有气势，挥洒自如、从无定法，善于抓主笔、突出主笔，大胆夸张。其章法气势磅礴、变化无穷、意境妙高：犹如大海的波涛，奔腾向前；犹如飞瀑直下，气吞山河；犹如千帆竞发，百万雄师过大江。笔意中每每呈现出超群脱俗的战略家的风度和超群不凡的气概，他的字从不雕琢，而是以势取胜，扣人心弦，充满革命的激情，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唐代书法家李北海（邕）曾云：“学我者病，似我者死。”此语极为深刻，道出了书法艺术上继承与发展关系的真谛。毛泽东的书法在吸收唐代狂草特色的基础上，跳出前人的窠臼，推陈出新，创造出自己热情奔放、开阔活泼、不拘古板、酣畅流利的风格。他的书法，确有云水翻腾之势，风雷激荡之姿，可谓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从楷书到狂草
毛泽东书法的笔法以圆为主，方圆并施。他的墨迹无论是提按、顿挫、粗细、轻重、强弱、疾徐，还是提笔与收笔都极富艺术匠心。毛泽东早年尚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毛泽东早年使用狼毫和兼毫等较硬的笔，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则改用羊毫，同时也善用长锋羊毫，其笔法不像南派书风那样过于秀美多姿。他的笔法以圆为主，在方圆并施中融入了磅礴之气。这是我们从公开发表的一些照片和手迹中可以窥探到的。除用毛笔书写外，他起草文稿、批阅文件喜用铅笔，也用钢笔，其笔法于刚硬中见圆转柔和，轻重有致，与毛笔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皆具运笔如风、点画精妙、刚健雄拔、流韵宏壮之特色。毫端所致，兴致淋漓，涉笔成趣，轻重疾徐，张弛有致，有开有阖，忽断忽续，豁达流畅，飞动自在，无不出现“字有八面”的气势。
此外，毛泽东墨迹的结字风格有着明显的阶段性。总的来讲，他的字在点画的结体上采纵长之姿，并分阶段形成扬左抑右或扬右抑左的以侧势结字为主的独特书风。一般说来，在青少年时期，他的字纵长、工整（如《夜校日志》封面的题字），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字，纵长而扬左抑右（如1923年9月给团中央的信，1938年2月给何长工的信），20世纪40年代的字纵长，大体固定在扬右抑左的结字风格上（如1941年1月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1946年给蔡博等的信，1949年9月起草的给陶峙岳、包尔汉的复电稿），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基本保持了这种风格（如1970年12月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示）。
毛泽东的字体随着他的革命生涯，他的人生经验，他的胸怀和境界，渐渐地构成了他书法艺术的独家特色，为世人所称道，那是以后的事了。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几十年的书法家陈秉忱回忆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书法基础。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笔帖，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形成以后变化万千的风格。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有600多种，看过的也近400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总之，毛主席从青年到晚年，虽然一生经历着革命的狂风巨浪，但也没有放弃在书法上踏实地用功夫，由于长期的刻苦钻研，因而，达到了精邃的功力素养。”
“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可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草，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碑帖的情形和大量的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陈秉忱的这些回忆，粗略地勾画出毛泽东书法活动的轨迹，是很有道理的。从书法的角度讲，毛泽东的书法在20世纪50年代升华，形成今天我们熟知的“毛体”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别具一格的一个流派。
墨法与章法
毛泽东书法的墨法飘扬洒脱，变化无穷。古今书法家，无不通晓枯湿浓淡、知白守黑这重要一环。墨法得当则可显示字的高雅风神，使人感觉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润燥互应，飘扬洒脱。墨太浓则板滞，墨太淡则无韵。润可取妍，燥可取险，润燥相杂，气韵兼得。毛泽东的墨法是达到了这种境界的。1958年11月，他为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题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一幅，其用墨极为精妙。这幅书作共为四行，第一行“横”字浓而“对、千”两字燥；第二行“夫”字润极，但不失气韵；第三行“为孺子牛”均以燥墨为主，笔断神不断，墨断意不断，“牛”字收笔一横的一顿润而适度，通篇墨迹浑然一体，意趣高雅，观之似有一种魅力，真是匠心独运，足见其用墨之功夫。
毛泽东书法的章法气象浑穆，全章贯气。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他的书法作品中，无论是长卷还是小幅，其章法都非常严谨，极富法度。书法作品的章法最根本的是横直有续，左右牝牡，相得益彰。在章法的艺术处理上，必须使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疏密得当，大小互宜，照应错综，顾盼有情，字里行间，脉筋相连。否则，便杂乱无章，松弛散乱，使人看了感觉碍眼费神，不易卒读。毛泽东书法的章法在布白上，是崇尚自然参差而不故作神态的。他的书作无论是横书（如《送瘟神二首》），还是直书（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都是横列无纵行，纵行无横列。纵有行横有列的作品在他的墨迹中少见。但他的书作，横书或直书的行与行中都有空，字与字间也呼应相让，各字无定格，且随式布白。在字的结构上，除个别书作中有一笔连写数字的外，大为字字独立，间或两字相连。毛泽东在他书法作品的起行和末行的经营上，是没有开头显得拘泥，结尾又过于仓促，使首尾与中间的章法呈现差异的。他的书法作品开头如有出处者，均单书一行，结尾落款和正文相接而下，一气呵成，自然地形成格局的整体美。
不拘纸质，落笔生辉
毛泽东作书并不太讲究纸的质地，这与他俭朴的生活是一致的。一般情况下，他常用的是四尺宣纸十二开幅，每幅写三行，兼有写四行的。有时用信笺纸书写，他的长卷墨迹《琵琶行》（藏故宫博物院）便是用八行信笺纸书写的，有时，他不拘纸张，别人寄给他的信的背面也可书写，如“新北大”三字就写在别人给他写信的信封背面；还有时，他兴之所至，可信手拈来片纸书写。1971年8月他在武汉书写的“韩小弱同志。1971年8月20日毛泽东”，竟写在香烟盒上。
1959年9月，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兴冲冲地买了两大张国庆纪念邮票。国庆节那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罢焰火回到中南海，意犹未尽。少年杨绍明鼓足勇气端着墨盒、毛笔走进毛泽东的书房，请毛伯伯在他的国庆邮票上签个名。毛泽东拿起一整版纪念邮票端详一番，问：“签在哪里呢？”少年指着整个版面：“就签在这上面。”“那不把邮票弄坏啦？”毛伯伯笑道。“就是要这样，那才有意义哩！”杨绍明认真地说。于是慈祥的毛伯伯笑吟吟地就在那张光滑的邮票上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大字，顿了一下，还特意注上“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杨绍明捧着一版签有“毛泽东”名字的国庆十周年纪念邮票，欢天喜地地走了。
是的，无论在什么纸上，毛泽东的墨迹，都不失其独有的风格和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