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法是非常讲究师承的，没有师承便谈不上书法修养。中国的书法以点画构成造型美而称为一门艺术，为人们所赞赏和喜爱，其源甚远，其流甚长。要具备这方面的修养，诚非易事。远古的“金文”、“钟鼎”，周代的“大篆”，而后的隶、楷、草书，至东汉末年，各种字体发展较为完备。两千多年来，历代书法家，群星璀璨。纵观历朝书法家学书实践，无不经历数十年的苦练，始成一代名家。毛泽东毕生博览群书，谙识个中奥秘。毛泽东与前代书法家一样，自从临帖习字开始，就和书法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的书法是体现在一份份文稿、书信中，是号召人民斗争的武器；到了晚年，书法成为这位伟人抒发情怀的重要渠道，也是他养心怡神的一种文化方式。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夫人、书法家于立群的信中这样写道：“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这也许是毛泽东自己对书法作用的一种观点。
别具一格的“毛体”书法
毛泽东从小就极有主见。在初学书法时，他不蒙填红模字，而要自己放手写，据说写得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但是，稍长，他也开始认识到学书法必须从临摹着手，打下相当的基础后，才有可能融会贯通，进行自创一格。最初，毛泽东练习的是欧（欧阳询）体。
毛泽东少年时代就读湘乡东山小学堂时，便对写毛笔字非常感兴趣。每至临池，总是一笔不苟。课余时间，喜欢临帖拓碑，寻访古迹，他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帖，爱不释手，他的小楷写得极为工整秀丽。东山小学堂附近的东台山顶绿阿丛中有座“贞元观”，刊有湘乡县草书名家肖礼容先生和其他书法家的碑刻。星期天，他常常邀上一、二位同学登东台山，临摹碑刻。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尽管当时课业繁重、紧张，毛泽东仍以极大的毅力临习碑帖。那时候，毛泽东在书法方面主要是学魏碑，学颜真卿。1915年，一师师生集资刊印了一部《明耻篇》，毛泽东在他读过的那本上的批语，用的就是魏碑体。1918年毛泽东写的《夜学日志》，也是魏碑体。他说：“字要写好，就得起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
从那时候毛泽东留存下来的手迹看，他当时的用笔就严谨而开拓，较有功力，似已讲究师承，受到魏晋唐楷书和魏碑地影响了。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书法，从一些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可见一斑。1915年9月中旬，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发出一个“征友启事”，意欲结交对学问、时事感兴趣，又具强烈爱国心的青年。“启事”寄发到长沙一些有名学校，并在信封上注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启事”发出后，据毛泽东回忆“应者五六人”，其中有罗章龙。据罗章龙回忆说，他到第一中学访友，见到墙上贴有这个“启事”：
“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即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
毛泽东曾说：“学字要有帖”。他初练魏碑，酷爱“二王”，后又学苏轼、黄庭坚、郑板桥，学怀素的草书。毛泽东学碑帖，的确是下了很深的功夫，临摹过不少碑帖。他的用笔、结字均有来历，布局有渊源。但是，他学习书法又不囿于学古人碑帖，他非常善于博采众长。学习的范围很广，他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地学习研究书法。即使是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遇到碑刻好字，他也驻足好久，细心揣摩，而且经常是恋恋不舍地离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临帖写字的环境好了很多。在工作之余，他常常喜欢翻阅字帖，或挥毫写字。例如在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他秘书田家英写信：“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馆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外出，专门要求秘书准备一批书籍，其中有一项就是“字帖和字画”。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经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但是，毛泽东又不囿于怀素《自叙帖》，他善于创造。毛泽东曾经说：“字要写得好，就得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炼。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毛泽东历来主张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有自己的风格特点，要能适用，雅俗共赏，才能引人入胜。
他临摹碑帖多，见识广，能博采众长，特别是加上他的博大的胸怀、领袖的气质，在书法上他又加进了不少自己独特的东西。这就在笔画上，结字上与怀素《自叙帖》又有所不同。怀素的笔画细圆遒劲，毛泽东的笔画细圆柔韧；怀素的结字较长，毛泽东的结字长中多欹侧。因此，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又形成了自己的独创风格。
“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来到了江西永新县，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秀才）和贺子珍知道他喜欢书法，愿用毛笔起草文件、书写文稿，便经常帮他购买笔墨稿纸。毛泽东还喜欢用铅笔，在江西福建做调查和记录时大都用铅笔，起草文件、书写材料亦然。他对毛笔、墨、砚、纸“文房四宝”特别爱护和珍惜，每次用完毛笔都说好，将笔插入笔帽。他有时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
贺子珍也酷爱书法艺术，喜欢写毛笔字，并且写得一手清秀俏美的字。对毛泽东的字体她也十分喜欢。她知道毛泽东爱好书法艺术，在江西和他结婚时，没有赠送别的纪念品，而是用了几天时间亲手特制了一只多用挎包，送给了他。这个挎包是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缝制的，设计奇特而适用，专有装“文房四宝”的大小多层口袋。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赞赏地说：“我的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这个挎包毛泽东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扎营住宿，公务员、警卫员的首要任务是将主席笔墨砚纸“文房四宝”摆好，随时可以工作、看书学习。他吃完饭或未吃饭就经常提笔批阅文件、书写文章。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或转战赣南时，尽管战争环境恶劣，斗争艰苦困难，工作异常繁忙，但只要有空，他就抓紧时间练习书法。他说：“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
有时贺子珍也陪着写，并品评和切磋书法技艺。书法艺术成了他们美满婚姻的媒介，是他们爱情生活和革命斗争中的一种追求和享受，是崇高的精神寄托，是战争间隙的一种难得的休息。
现在还保存了一张毛泽东1934年为瑞金叶坪“红军烈士塔”题词的照片。题词全文是：
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地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
这幅题词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是一篇隶书题词，殊属鲜见。现在人们已经熟悉了毛泽东的草书，如行云流水、苍劲有力，而这份隶体题词，则显得异常清秀健美、端庄大方。追本求源，从中可见毛泽东早年墨迹的功底与风格。
在延安，毛泽东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日理万机，但是一套晋唐小楷字帖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他的书法已日臻完美，显示出用笔恣肆，刚劲挺拔，大气磅礴之势。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有机会、有条件更多地阅读法帖。为了研究草书，他收集了大量碑帖，就《千字文》字帖而言，他就有30多种。从晋以后各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頫、康熙直到近人于右任的字帖他都收集了。1949年出国访问，他还随身带着《三希堂法帖》。无论多忙，他都挤出时间研墨挥毫。他对“二王”帖、孙过庭的《书谱》、怀素的草书帖时常披阅，置诸榻前，爱不释手。对唐朝怀素的《自叙帖》、《论书帖》、《苦笋帖》以及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草书百韵歌》等更是反复临写、反复吟咏、反复品味、反复琢磨，时而凝目视其神韵，时而掩卷摩其法度，一片苦心，天日可鉴。
娄山关前的感叹
毛泽东学习书法不局限在书帖上，他学习研究的范围很广，走到哪里都研究学习。红军时期他率军队转战各地，走到贵州省遵义县北娄山关时，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问警卫员陈昌奉等人：“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许多人回答不出来，他便给大家解释：“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之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他赞扬“娄山关”三个大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的石刻也非常精美，匠心独具，惟妙惟肖。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划上临摹运笔学字，不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和修建于何代？”边说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在广西与江西交界处梅岭关上有个石碑，碑上刻有很好的碑文书法，在这里毛泽东也向随行的工作人员提问：“此处为何有碑所立？”接着指出此地是分界要地，是古代战场，因而立有石碑刻有碑文。武夷关有个庙，庙内有不少碑文，毛泽东也曾经在那里观赏研究。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之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
与朱光争字帖
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青年作家舒群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途中，在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四册名著和《石索》、《三希堂法帖》残卷两卷，如获至宝。在行军路上，虽然朱德总司令多次通令轻装，他始终爱不释，带到延安。
朱光素有苏区、长征才子之称，与毛泽东交好相知，又和朱德同乡，仪表堂堂、神采飞扬、谈吐风趣盎然，常走动于毛泽东与朱德两家之间。那天，朱光和舒群谈得投机，即兴引荐他去见毛泽东。不想毛泽东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一如故人邂逅，竭诚欢迎，殷勤款待。一时间，舒群感动不已，情不自禁将一挎包辛苦背到延安的“宝贝”一股脑地掏出，欲赠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正两眼放光搓着双手连声称好，不料一旁的朱光手疾眼快，一把将莎士比亚的四册名著夺了过去。
“岂有此理！”毛泽东大怒。
“见面分一半……”朱光强词夺理，面无愧色，振振有词地说：“字帖先不说，剧本应该归我。”
“谁说应该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喜欢读他的书。他的二女婿说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也说莎士比亚是家里的《圣经》。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所有权问题，怎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我是南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莎士比亚的剧本归谁。”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舒群在一旁足无措，连忙调停，结局是平分秋色。朱光强行夺走了《奥赛罗》、《李尔王》及《石索》碑帖。毛泽东得到了《哈姆雷特》、《仲夏夜之梦》和《三希堂法帖》残卷。
“这样分配合理吧？！”朱光拿着夺到手的书问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一眼这位比自己年少10岁多的朋友，无奈地点点头，“气愤”不已。
“不够朋友，够英雄”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的职务，退居二线，暂时放下繁忙的政务，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他与民主人士来往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知道后便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有时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卫士喊他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觉得这幅真迹太过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毛泽东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的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了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尹荆山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
卫士长李银桥也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尹荆山：“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流传到日本的毛泽东书法作品
毛泽东的书法不仅被中国的书家所看重，有的还流传到日本。在这些东渡的书法中，最早的一幅竟然是毛泽东写于1917年的一封信，毛泽东当时只有24岁。
1917年2月，前一年去世的著名革命党领袖黄兴的灵柩归葬故乡长沙。黄兴生前好友和战友、日本人宫崎寅藏专程从日本赶来长沙，参加葬礼。宫崎寅藏自号白浪滔天，在清末曾经协助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共和事业不遗余力地奔走相助，作出了很大贡献。孙中山对他甚为倚重，黄兴也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得知白浪滔天来到长沙的消息后，便与同学好友萧三联名，由毛泽东执笔，给宫崎寅藏写了一封信，要求面见请教。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上
萧植蕃即萧三。两人这封信写出后，毛泽东虽然没有能与白浪滔天面谈，但此信却被白浪滔天保存下来。
39年之后，1956年底，宫崎寅藏的儿子宫崎龙介应邀来华访问，并出席“五一”观礼。4月30日晚，周恩来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欢迎他们。5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宫崎龙介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握着宫崎龙介的手，说：“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给滔天先生写过一封信。”
宫崎龙介被毛泽东的这番话说得既兴奋又不知所措，他心想：怎么从没听父亲讲过这件事啊。但毛泽东这么讲了，肯定确有其事。宫崎龙介回到东京，立即在父亲的遗物中寻找，翻箱倒柜，终于在一箱书信旧物中发现了这封用毛笔写的信。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的信，居然被德高望重的日本名人遗留给了儿子，这正是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话，也是毛泽东书法艺术生涯中的一件奇迹。这封信是最早流入日本，也是最早流入海外的第一件毛泽东手迹。1967年7月3日，这件毛泽东早年的手迹首次刊发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原件至今还保存在日本。
此外，举世公认的毛泽东还有三幅书法作品现在在日本：
一是毛泽东书写的鲁迅的《无题》诗。那是1961年10月，毛泽东接见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国庆节代表团的10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的10名成员、以安斋治为团长的日本翻译《毛泽东选集》协商代表团的3名成员，以及日本著名人士西园寺公一等24位日本客人。在接见时，毛泽东送给了黑田寿男这幅书法。
毛泽东深情地说：“中国过去处于黑暗的时代时，中国伟大的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人鲁迅先生写了这样一首诗。诗的意思是说在黑暗的统治下看见光明。大家这次来到中国，我们表示感谢。我也没有什么好赠送的，就写下了鲁迅先生的诗，把它赠送给大家。诗由四句话组成。”黑田寿男迅速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个90度的躬，然后伸出双手接过了这件真诚的礼物。黑田寿男小心翼翼地展开毛泽东的手迹，并向四周展举。一行行遒劲的书法扑入人们的眼帘，竖式书写行草，共14行，鲁迅原诗《无题》和长长的落款各占7行，浑然一体地书写在一页横幅纸上：
万家墨面没蒿莱，
敢有歌吟动地来。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在落款处写道：“鲁迅诗一首。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
二是毛泽东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题词。那是1962年9月18日，毛泽东为日本工人朋友们题写了一件书法作品。这件书法长达近百字，带标点符号，分写在8页宣纸上。前5页写：“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后3页是落款，写的是：“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这幅书法作品文笔雄健豁达，以劲直之笔为主，略带圆转之笔，纵势结体挺拔傲岸，既有颜筋柳骨般的笔力，又有黄庭坚的大刀长矛般的点画。
三是毛泽东书赠日本友人石桥湛山的一首曹操《龟虽寿》诗，写于1963年10月7日。首行写：“曹操诗一首”。落款写：“应石桥湛山先生之嘱为书，毛泽东，1963年10月7日。”这件作品，点画雄浑，似用羊毫软笔所书，走笔纵向奔放，浓墨酣畅，给人以浑厚老成的感觉。
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一段“笔墨官司”
《兰亭序》是我国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名作，也是一部在我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书法帖。这部字帖在流传过程中，相传曾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真迹，后世历代帝王重臣都大力宣传。但也不断有人提出疑义，谈其真伪，成为书法史上的一桩公案。
1965年3月，郭沫若根据当时在南京附近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以及《颜刘氏墓志》提出，《兰亭序》这一著名书帖并不出自王羲之之手。文章还进而考辨了《兰亭序》这篇文章的真伪，提出：世传王羲之《兰亭序》的书帖和文章，都是后人伪托的。
郭沫若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的《光明日报》和同年第六期《文物》杂志上面。文章发表后，反响较大。然而，南京市文史研究馆一位馆员高二适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也举出若干论据的考证，认为郭沫若提出的“《兰亭序》伪托说”是“站不住脚的”。
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并没有立刻发表，而是寄给了自己的文友章士钊。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也都看到了高二适文章的原稿。这篇文章经章士钊指点，高二适加以修改，又于7月14日寄给章士钊。同时，高二适还寄给章士钊一封信，说：“窃吾国书法自东晋迄今，端在正草诸体。帖学如废，后生将如何取法耶（元明人工书，清代无佳翰札，可信帖学不兴）。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
7月16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介绍高二适情况，并推荐高的文章，希望能发表。章士钊在信中说：
润公主席座右。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矣，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昔，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志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遂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此籍叩
政绥
章士钊
七月十六日
章士钊把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认真读了的，并概括了高的重要观点。在1965年7月18日致章士钊的信中表示：“争论应该是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劝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同时还把高二适的文章及他答复章士钊的信，一并寄给了郭沫若。
郭沫若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高二适的驳议文章很快发表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面。据当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的穆欣回忆：8月12日，郭沫若又写了与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8月17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队干部时，又向康生问起郭沫若和高二适的讨论情况。康生当天写信给郭沫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地告诉了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
郭沫若读这封信后，当天把自己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八月十七日信及两篇文章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的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临川王是该书作者刘义庆的封号，在清样上，后面有一处出现“王义庆”的字句。毛泽东读至此，在一旁批注：“《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著《世说》。一九六二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
8月21日，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场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展开，持续达六七个月。文物出版社编辑部于1973年，曾将这次讨论中郭沫若以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连同与郭沫若观点相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为《兰亭论辩》一书。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场讨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浓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背景进行的，但是保持了较好的学术气氛。人们恐怕不会想到，这场讨论虽起因于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端于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却成就于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的两封信。这当中，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自也起了重要作用。
伴随伟人一生的书法情趣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都深深体会到，毛泽东非常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注意练习书法，学会写好字。他对大家要求严格，很关心大家的学习和习字。不少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调到前线或外地工作之后给他写信，他看到谁学习有长进，字写得好了，就很高兴，常常给大家讲，谁谁文化提高了，字也写得好了，他总以夸奖的口气鼓励大家练好字，学好文化。
晚年，毛泽东虽腕力不支，可仍不忘作书。1975年4月，董必武同志病逝，毛泽东极为痛惜，数日感伤，不思饮食，竟起而书写了辛稼轩、陆放翁的词若干，以抒发对老战友的缅怀之情。
毛泽东病逝后，据统计，他的书房中所存的拓本和影印本的碑帖约有600多种，经他看过的即达400多种。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毛泽东的墨迹中，很容易找到“二王”、怀素、孙过庭书体的踪迹。正因为毛泽东十分重视祖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了自己深厚书法艺术基础和精邃的书法艺术修养，才使得他的书法具有杰出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