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读书极其勤苦。他失学在家时，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完账以后，还挤出时间看书。为了不使外面看见灯光，他就用蓝布被子堵住窗户，在小油灯下苦读，常常读到深夜。在中学读书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进行冷水浴或做体操，然后就朗读古文或外文。晚上同学们睡觉了，他还在灯下看书，一直到很晚才睡。据毛泽东的生前好友回忆，二十四史这部毛泽东爱不释手的史籍巨著，就是利用两个学期的晚上时间读完的。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他经常是手不离书。他觉得读书人要珍惜眼前的一时一刻的时间，否则，时间飞逝，学而不成，追悔莫及。古人云：“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毛泽东抱定青春韶华正是开拓思想、好好学习的好时光这种信念，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常常接连几个小时不休息，甚至夜以继日，锲而不舍，以致使他的老师和同学都担心他把身体搞垮了。毛泽东这种苦读精神深深感动了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连他也多次劝毛泽东多休息。
毛泽东也从自己的切身实践中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宏伟志向，远大抱负，就必须勤奋，必须下苦功读书学习。古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人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饱学之士，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如果懒惰，就会“废其所学”。他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来警戒自己：“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而退步，继而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由此可知，懒惰本身不仅可以贻误一个人的前程，甚至可以葬送一个国家。既然懒惰如此可畏，因此勤劳、刻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实际上，毛泽东始终是把刻苦学习作为读书人的天职的，他对于历史上刻苦读书的人是特别推崇的，并时刻以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中国历史上就留传有“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矢志苦学的故事，这自然在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心里留有深刻的印象。宋朝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少时贫困力学，《宋史》说他“尽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堪，仲淹不苦也”。青年毛泽东在笔记中记下范仲淹“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的事迹，用来鞭策，鼓励自己，并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信条，推崇备至。对于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王船山等人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都仰慕不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出了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气魄和胸襟，所有这些，深深感动了毛泽东。他主张“实意做事，真心求学”。他提倡奋斗精神，说“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这些读书笔记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倾向。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的生涯在毛泽东的生活篇章中是极具意义的，对此，他与美国记者斯诺交谈时有过述说。他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在一师学习期间，同学们称他为“智囊”、“毛奇”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比较满意的一所学校。上师范学校除了免交学费，食宿便宜之外，主要是这所学校的教师比较开明，而且教师的职业在当时还是很有吸引力和地位的。当时的一师设备和条件都不错，学校的校训是：“从实践中寻求真理”。实际上这里的教学和建筑、师资都是中西兼顾、中西合璧。在一师的求学生涯中，毛泽东上午读中国历史，下午学德国哲学。通过从书本中汲取营养，毛泽东开始选择了人生的正确方向。当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品德哲学加报纸，毛泽东认为通过道德教化可以拯救这个国家，通过报纸可以通晓世事风云，从而把握住社会行动的脉搏与门径。在一师中，毛泽东个性鲜明突出，真正做到了见贤思齐，他不满意学校刻板的清规戒律和单调的学习生活。在一师，毛泽东特别讨厌绘画，其中有两则轶事为证。如在静物写生绘画考试时，他一笔在试卷上画个椭圆，题名“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在另一次考试中，他画了一条水平线，又在线的上边画了一个半圆，并赋以“半壁见海日”的意境。尽管最终毛泽东的绘画考试不及格，但从两个例证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想象力和他那种独立不羁的人格和个性。
在一师中，毛泽东最喜欢看的书是社会科学书籍，自然科学书籍偶尔也有所涉猎，他对于社会科学方面常常有独到的和惊人的见解。他抱定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希望找到医治病态中国的药方，同时自己也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精神去面对需要更新的中国现实。为此，他抱定“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宗旨，刻苦学习。在学校中，除了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之外，他坚持自学，借助于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与此同时，他对时事政治倾注了自己的激情。当时图书馆订有北京、上海和湖南等地一、二十种流行的报刊，他是最积极的读者，并且认真地作读报摘记，积累资料。在与同学们分析讨论时事政治时，常常见解精辟、独到，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他关心社会，为工人办过夜校；深入农村调查过农民生活和风俗风情；组织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组织过学生活动，抗议军阀统治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侮辱。总之，在一师的读书生涯为毛泽东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极其深远。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五年，是毛泽东塑造自身的五年，他在一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学们在敦品、胆识、文学、口才几方面把他作为学校的楷模，赢得了同学们的爱戴，同学们称他为“智囊”，称他为“毛奇”。在一师求学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完善自身，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他将挑战、探索、鉴别、反抗。他看到了中国的荣耀，他相信个人奋斗，他已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惊心动魄的社会变迁中，必将有新的思想先驱和新的革命运动莅临出世。一师的求学生涯锻炼了他各方面的才华，为他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一师的求学生涯使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初通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和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他能言善辩，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的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他正在为领导这一变革作准备。
有志者，事竟成
青年毛泽东是怎样自学的呢？这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自然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关系到毛泽东以后的成长道路。同时通过缅怀先哲的求学之路，可以给后人以教育和启迪，使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伟人是怎样从平凡的人生历程中走出一条彪炳千秋的人生之路来，吸引人们去思考，去探索……
“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是毛泽东自学的座右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陈列着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叫《明耻篇》，封面上题写了四句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下面端正地写着毛泽东三个字。正是生活在遭受列强欺侮、军阀混战割据的中国，使毛泽东确立了为国献身的崇高理想。
实际上，毛泽东很早就有为救国救民而学习的思想，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深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折服，非常欣赏康、梁倡导的民主主义和进取精神，并在内心中以康、梁为榜样，他曾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子任”，表示以解救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
1913年，毛泽东到一师求学时，他每天必到的地方就是阅报室。看报时，他总带着三样东西：世界地图、英汉词典和一个笔记本。他说，这是一举三得：学了时事，又学了地理和英语。报纸上外国的地名及人名，他尽一切可能找出原文，用长条纸记下订成一本，以便随时翻看，看不懂的地方，也记下来，随时请教老师和同学。由于毛泽东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求得真理，因此他学习知识总是如饥似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正是抱定救国救民的理想，毛泽东的世界观无时不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与转折，他再也不迷信任何人了，他学会了独立思考。他认为康、梁所主张的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必须对这个世界加以彻底全面的改造。他写道：“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无忧也。唯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发，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
“百丈之台，始则一石”，“不积跬步，无以千里”，这是毛泽东自学的重要方法。毛泽东读书严格认真，一丝不苟，态度非常严谨。对于读书治学，毛泽东深有体会，他在给同学的题词中写道：“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致于万石焉。学习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在一师的五年半时间里，他的读书笔记就有一大网篮，有讲堂录、随感录、日记、抄本等。内容涉及哲学、历史等学问的见解，有中外思想家、历史名人的言论，也有所读课文中的典故、词文、要旨和警句，这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实意做事，真心求学”的精神。
好学深思是青年毛泽东的学习态度。毛泽东对此有过论述，他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毛泽东都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去请教。“船山学社”是省内外学者经常讲学的地方，他常和同学们去旁听，去参加讨论。他还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学者，建立了通讯联系，研究学问。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从他与黎锦熙的书信交往看，他们研究探讨的问题极为广泛：有国家大事，有治学之道，有体格锻炼，有哲学社会科学思潮，有救国方略等等。
对于有缺点、毛病的老师，毛泽东还是听取他们有益的教诲。国文教师袁仲谦老先生，是前清举人，很有学问，深得桐城派真传，但是性情暴烈，架子甚大。袁先生对毛泽东的教育，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毛泽东当时的文风深受改良派英雄梁启超的影响，而袁先生认为梁启超只是半个文人，因此袁先生对毛泽东运用康梁体作文十分反感，批评他的文章报馆味十足，给毛泽东的震动颇大。袁先生建议毛泽东熟读韩愈的文章，学着做古文。毛泽东听了袁先生的话，买回《昌黎先生文集》，细心校勘苦读，每天一大早就起床背诵韩文，因此毛泽东深得享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文体的神髓，因而他的文章做得越来越好，经常贴在成绩展览处“传观”，袁先生称赞他的文章“议论纵横，气势磅礴。”几十年后，毛主席满怀深情地谈及这件事说：“要感谢袁大胡子，倘若需要，至今我还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文风的改变，使康梁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偶像与楷模地位消失了，他走上了一条探求真理的路。
“从万事万物而学之”是青年毛泽东另一条重要的治学之路。毛泽东认为，单从书本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走出书斋，走出校门，向实际学习。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关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为此，他受司马迁游历全国各地而作《史记》的影响颇深，认为通过游历进行实地考察，是从实际中探求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根据这个想法，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同学萧子升步行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后来，他又和蔡和森等人围绕洞庭湖东岸和南岸，步行游历了几个县。他在同农民和各方人士的交谈中，了解到农村和各方面的情况，特别重要的是使他认识到多数人生活不好，是少数人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为他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提供了一把钥匙。
毛泽东认为读书有两忌，一是懒怠，他认为“怠惰者生之坟墓”，“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为此，青年时候的毛泽东抓紧一切可资利用的时间和条件去学习，为了培养自己的抗干扰能力，甚至有意识地去喧闹的地方去练习闹中求静，静中求学的本领。正是由于勤学苦思，集中精力，使青年毛泽东成为才华出众的人。在一师校志中，我们可以看出，全校四百多名学生投票选举最优秀的学生，毛泽东得票最多，优点细目也最多。一般优秀学生，优点只有一、二项，最多不过四项，而毛泽东的优点有六项：敦品、自治、文学、才具、言语、胆识。其中“胆识”一项，只他一人有，“才具”一项，连他只有两人所有。读书另一大忌是读死书。读书要活，要善于独立思考，富于研究和批评精神。他1919年写的《湘江评论》创刊词和《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两篇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思想。他说，在学术方面，人们不应迷信传统和权威，主张彻底研究，要富于研究和批评的精神，决不盲从，但是也要破除自足自满的成见。实际上，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始终是以这样的精神去贯彻的，对于书中正确的部分他都能很好地消化和吸收；对于书中不正确的部分，他能够认真地加以分析批判，因而每读一书都有收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勤学苦读，辛勤探索，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激励着我们为中华的崛起，为中华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而读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生于国难深重的年代，从小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深切了解，同时也十分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要求，他认识到拯救人民脱离水深火热的生活，挽救国家的危亡是每个人的职责，这也构成了毛泽东刻苦学习的原动力。无论是启蒙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无论是学校生活还是自学生涯，他都注意阅读进步书报，关心国家大事。通过学习，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觉悟，他明白了世界上之所以存在多数人遭受痛苦的不合理的现象，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合理。他认为要消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得靠青年。青年能够做的事情很多，所以青年人责任重大，前途广阔，要勇于承担社会与历史赋予的重任。
《新青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颇深的。毛泽东始终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有一段时间，毛泽东看书、说话和思考问题都离不开《新青年》。《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迷信和独裁，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剥削制度，这些新思潮无疑在毛泽东的思维中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促使他更进一步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对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非常向往了，并且寄希望北上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1918年，毛泽东因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来到了北京，通过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他得以在他崇敬的人物李大钊手下工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胸怀大志，热心追求真理的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一优越的条件，不断地吸收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除了孜孜不倦地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还经常去拜访名流学者，虚心求教，工余时间去北大旁听他所喜欢的课程。他参加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积极地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毛泽东当时没有选择出国求学的道路，他认为他的前途，中国的前途并不在西方，他的心灵已被中国的传统、美丽的山河和近来所受的耻辱所占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不多，我呆在中国或许更有用。”
在北京，使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与日俱增，思想愈来愈激进了，如果说在1915年前后，他的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他憧憬的是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那么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已开始结识马克思和列宁了，开始涉猎马克思主义了。尽管这时毛泽东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他心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无政府主义，但是毛泽东知道他所反对的东西。由于他还没有认识到知识武器可以用来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因而不知道如何去与之抗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这对要求革命的中国人民无疑如同夜行人见到了灯光，迷航者找到了指南针，使无数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和方法，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20年，毛泽东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主义的启蒙刊物，这本书使毛泽东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且使他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艰苦历程。
《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理论武器，是宣告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战斗檄文。《共产党宣言》不仅为毛泽东指出了共产主义的光辉远景，还给予了他在中国实现这一美好理想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开始全面清理自己的思想，彻底同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决裂。从他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无政府主义予以清算，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因为它主张依靠教育实现共产主义，但是教育离不开人、财、物，而这些均把持在资本家手中，因此无政府主义只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可以说，毛泽东从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起，就不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满足，他时时注意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毛泽东在北京逗留了六个月，其间还深入京汉铁路工人中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了解中国的现状，了解贫苦大众的愿望。可以说，北京之行为毛泽东成为我国第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赴上海，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将陈独秀，随后返回了长沙。
回到长沙之后，毛泽东为了唤起和组织民众，在长沙创办了第一所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列主义的文化书社。毛泽东为此发表了《文化书社缘起》一文，阐明文化书社的宗旨。文章说，湖南还没有新文化，全中国也没有，全世界也只有一枝新文化的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又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自此文化书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发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