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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血字的追踪(9)

原本他打算回到内华达矿呆一年就回盐湖城,继续报仇雪恨。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结果他不得不呆了五年。五年过去了,往事在他心中却依然无比清晰,他对仇人那刻骨铭心的痛恨也丝毫没有改变,复仇之心依然是那么的强烈。此番,他乔装改扮,改名换姓,回到了那曾经使他痛苦不堪的地方。刚刚回到盐湖城,他便听到了一个对他来说非常不好的消息,摩门教内部叛乱,年轻一派要推翻长老的统治,很多人都脱离教会,离开了这块肥沃的土地,而德雷伯和斯坦格森也在其中,并且现在下落不明了。据说德雷伯几乎把全部财产都变成了现钱,因此走的时候是大富翁。而斯坦格森与他相比则寒酸得多。茫茫人海,去哪儿寻找他们呢?眼前困难重重,但侯坡并没有打消过复仇的计划。他带着所有的积蓄,每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整日奔波,几乎要把整个美国都找遍了。很快,他的钱用光了,就靠打零工维持生活。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头发渐渐花白了,脸上也增添了几分岁月的痕迹,但复仇是他的人生目标,这件事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心底。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他终于从一个车窗里看到了仇人的面孔,虽然只是一瞥,但他确定无疑——他要找的人就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城。回到暂时居住地后,他开始了紧张的准备。不巧的是同一天,德雷伯竟然也瞅见了侯坡,并且觉察到了他那藏在内心深处的仇恨,于是赶紧让他的秘书——斯坦格森找到当地的治安法官报告,说有人要谋害他,结果杰福逊·侯坡被逮捕了。由于没有亲朋好友,也没人愿作他的证人,这次他一连被拘留了几个星期,等到出来时,德雷伯和斯坦格森早已动身去了欧洲。

一个绝好的机会侯坡没有把握住,但是经过这一次挫折,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了。由于没有路费,他只好找工作攒钱。最后,他终于攒够了钱并去了欧洲,但欧洲这么大,该从何寻起呢?他到过巴黎、彼得堡、哥本哈根,都没有找到那两个亡命之徒。最后,他在伦敦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在伦敦发生的一切,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就不再叙述了。复仇行动

罪犯的顽强拒捕事实上并不是对我们几个有多大敌意,因此当他发现抵抗已是无济于事时,竟突然冲我们笑了笑,问是否刚才因他的抵抗而伤到我们。我们摇了摇头。他对福尔摩斯说:“你们是要把我带回警局吧?那好,我的马车就在下面,现在给我松绑,我自己走下去。不然的话,你们恐怕很难把我抬起来。”葛莱森和雷斯瑞德听了以后,互相对视了一下,认为他的要求有点出格,而福尔摩斯却真的为他解开了捆在脚腕上的绳子。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显得很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对他的相貌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是那么的健壮,好像整个身子都是肌肉组成的。他黝黑的脸上流露着一丝喜悦,这让他显得更加精力充沛。“我觉得警察局长这个位子对你来说最适合不过了。你对我这个案子的侦查确实很有一手。”

“咱们一块儿去吧。”福尔摩斯对葛莱森和雷斯瑞德说。

“好的,我来赶车。”雷斯瑞德说。

“华生,你也和我们一块走吧!来,葛莱森和我们坐在一起。”

我欣然同意,大家一块儿上了马车。那个罪犯确实没有逃跑的意思,他十分规矩地上了马车。雷斯瑞德驾起了马车,很快,我们就到了警局。一位警官把我们领进了一间小屋,另一位上前把罪犯的名字和被害人的名字登记了下来。他们都面无表情,机械化地履行着程序。“犯人将在本周内提交法庭审讯。杰弗逊·侯坡先生,在你受审之前,还有其他什么要求吗?如果有的话尽可以提出,但你必须对所说的话负责,因为这将作为你的定罪依据。”

侯坡急切地说:“各位先生,我有许多话要说,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

“你为什么不到提审的时候再说呢?”那个警官惊奇地问。

“我怕我出现了意外。请你们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要自杀。你是一位医生吗?”他转过头问我。

“对,我是医生。”我回答道。

“那么,你来摸一下我这里。”他用带着手铐的手指了指他的胸膛。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左胸。觉得他的胸内跳动得特别激烈,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胸腔也在微微颤动。我又把耳朵俯在他的胸口听了听,听到里边的声音很嘈杂。

“你得了动脉血瘤症吗?”我问道。

“上星期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说我得了血瘤症,而且说恐怕过不了多少天就要破裂。其实这个病以前就有了,后来由于我在深山中呆了几年,整天饥寒交迫,病情就恶化了。现在我终于得偿所愿,至于什么时候死早已不在乎。但是我必须把这件事说明白,死后好有个记载。我不愿让人在我死后说我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

“医生,你觉得他的病有突发的可能吗?”警官转向我问道。

“有可能。”我回答道。

“噢,真有这种可能的话,那么为了履行法律义务,我们就得提前录他的口供了。侯坡,那你可以交代了,不过我还想提醒你,你所说的话我们都要记下来的。”

“好的,那我坐下来说。我现在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快要死了,所以我不会说谎的。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请你们相信。至于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我根本就不在乎。”侯坡说道。

杰弗逊·侯坡靠着椅子说完了这番话。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以下的供词。他说话时沉着冷静,讲得有条有理,好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一般。我相信,他的供词绝对是准确的。因为下面的供词是我从雷斯瑞德的笔记本上摘抄下来的,而他的记录都是按罪犯当时所说一字一句记录下来的。

他说:“这两个人跟我无冤无仇,但我又为什么对他们恨之入骨呢?因为他们罪不可恕,因为他们曾经害死过两个人——费里厄和他的女儿,所以我杀他们。我想这也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如果让我控告他们,我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我确切地知道他们有罪。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已经替你们完成了惩罚他们的任务。如果换成是你们,我想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毫不犹豫地这样干。

“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孩,她本来准备和我结婚,但被迫和德雷伯结了婚,后来她含泪默默地死去了。在她下葬的那一天,我从她手指上取下了那枚结婚戒指,而且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德雷伯看着这枚戒指死去,要让他知道是什么要了他的命。我追踪他们几乎走遍了两个大洲,这枚戒指一直伴随着我。他们以为能摆脱我,但他们错了。我是决不会放弃的,即使我明天就死了,当然这也很有可能,现在也都无怨无悔了。我完成了我的任务,而且是我亲手杀了他们,今生无求了。

“当然了,我和他们的经济状况不能比,因此我要追上他们确实是很难。在伦敦的时候,我几乎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后来我决定找一份工作,骑马、赶车对我来说简直不成问题。于是,我到一家马车厂租了一匹马和一辆车,每个月都要缴纳一定的租金。除了交租金我所剩无几了,但还能勉强支撑下去。一开始赶车,我不熟悉道路,只能随身带着地图。后来我熟悉了几个大旅馆和几个主要的车站,工作才顺利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找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是泰晤士河对岸肯伯维耳地区的一所公寓。只要他们在这座城市,就别想再逃走!为了不让他们认出我,我留了长长的胡子,时时都在跟踪他们,等待下手机会。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他们逃掉了。

“但他们还是差一点又跑掉了。在伦敦,我可以说是和他们形影不离,不论他们走到哪儿,我都紧紧跟着。我只能在深夜出去赶车,所以赚的钱越来越少了,连租金都交不起了,因此最重要的是尽快干掉这两个亡命之徒。这两个家伙非常狡猾,他们好像也意识到了什么,因此总是结伴而行,晚上很少出来。我跟踪了他们大约两个星期,从来都没离开过他们。德雷伯经常喝得烂醉如泥,而斯坦格森则特别小心。我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可总是找不到。不过我并没有因此灰心,直觉告诉我,报仇的机会不远了。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的病,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如果我的病过早发作,那我真是死不瞑目。有一天傍晚,我赶着车出去,在陶尔魁地区——他们居住地的附近,突然间我发现有一辆马车停在他们住的地方。一会儿,车夫搬着行李出来了。德雷伯和斯坦格森跟在后边,他们上了马车,我也开始行动,紧跟着他们,我想,他们又要换地方了。

“在尤斯顿车站,他们下了车。我找了个孩子帮我牵着马,随着他们进了月台。他们正在订去利物浦的车票,售票员说刚走了一辆,要走还得再等几个小时。斯坦格森有些恼火,而德雷伯却洋洋自得,为了能更清楚地听到他们所说的话,我又向他们靠近了一些。德雷伯让斯坦格森等他,他要去办一件事。斯坦格森建议他不要一个人行动,因为他们已商量好了,凡事都两个人一起行动。德雷伯却说,这是他个人的事,不需要别人插手。斯坦格森对他说:‘做事一定要小心,不要轻举妄动。’德雷伯大发肝火地说:‘你不过是我的一个私人秘书,有什么权力干涉我?’这样,斯坦格森便也赌气地说:‘如果赶不上最后一趟火车,就到好利得旅馆来找我。’德雷伯说:‘我会在十一点以前赶回来。’说完就走了。

“我千年一盼的好机会终于到了。现在他们就在我的掌握之中,原来他们两个在一块时,我不好下手,只要他们分开了,就一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即便这样我也非常小心,我想如果让他们死得不清不楚的,那么即使是杀了他们也没什么意义。我的复仇计划早已制定好了,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也就是说,他们恶贯满盈了。就在前几天,有一个人乘我的马车去布瑞克斯顿路查看几所房子,后来不小心把其中一所的钥匙落在了马车里,我配制了一把后便把这把钥匙还给了他。这下可好了,我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地方去完成我的任务。目前,最要紧的是怎样才能把德雷伯引进那个房子。

“他先进了一家酒店,大约半个多小时才出来。出来时,他已经醉得几乎不省人事了。他坐上了在我前面停的一辆双轮小马车,我赶忙跟着他们。我们经过滑铁卢大桥,又走了几英里,来到了他原来居住的地方。我并不知道他回去干什么,但我还是一直跟着他。我把马车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只见他快步进了那所房子,他雇的马车马上就离开了。”说到这侯坡请求要点水喝,他的嗓子干了。

我递给他一杯水,他咕咚咕咚喝了半天。

他又说:“这下可好了。我一直在那儿等,突然听到房子里有吵闹的声音。接着,大门被一下子打开了,跑出两个人,一个是德雷伯,另一个是个青年,他跑上前一把抓住德雷伯的衣领,一拳打在德雷伯的脸上,紧接着又是一脚,德雷伯滚到了大街上。那位青年手里拿着一根棒子追赶德雷伯,德雷伯左跑右跑跑到拐弯处,一眼就瞅到了我的马车,招手示意我马上过去。我过去时,他一下子蹦上了我的马车,说:‘去好利得旅馆。’他上了我的马车,我特别激动,心跳得厉害。我最担心的是血瘤迸裂。我赶着马车缓缓前行,心里想着怎样处理好这件事。其实我可以把他拉到偏僻的地方,再和他算账。我正不知怎么办时,他却酒瘾发作,让我送他到一家大酒店,并让我在外面等他。他一直喝到酒店关门,出来时已经烂醉如泥,我想这次肯定要成功了。

“你们或许认为我会趁机给他一刀。我不会那么做,这样就太便宜了他,我早已决定给他一个机会去选择。如果他有幸能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么他还有生的可能。我在美洲流浪时,曾在‘约克学院’实验室当扫地工,碰巧听到教援给学生们讲解有关毒药的问题。他讲到生物碱,说这种东西是从南美洲土人制造毒箭的毒液中提取出来的,毒性很大,人只要沾上一点就会当场倒地。我便记住了那个盛毒药的瓶子,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倒了一点出来。我把这些药做成小药丸,放在两个盒子里,又分别在两个盒子里放了一颗无毒药丸,我想先让他们选择一粒,剩下的一粒我吃。我一直随身携带着这两个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