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案的解密报告充分揭示了这次武装反攻失败的原因：各匪首间互相倾轧，矛盾甚深，都想保存自己实力，不愿“冒险”。残匪是由大陆溃逃至缅甸的蒋军残部组成，不同派系背景的各部匪首均自谋发展，因此互相排斥。
常言道，上行下效，残军的内部不和的根子还是出在最高领导层。
柳元麟和他的军长们的较量
斯时，残军的最高领导层的“塔尖”是柳元麟。
蒋介石重用同乡是尽人皆知的。柳元麟精明过人，善于察言观色，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在蒋身边侍卫多载的柳元麟也是个权欲极强的人。1954年年底，他在“撤军”事件后获得了残军的实际指挥权，但鉴于当时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仍然是李弥，柳元麟行事比较低调，未有大的“动作”。1957年年底，柳元麟正式担任国民党中委二组“云南省特派员”，真正掌控了残军的最高权力。此后，他不顾残军遭到缅方围剿、解放军严密监控的困境，一上台就动手整顿内部，要求绝对控制权。
柳元麟自恃自己的背景，不屑团结周遭的李弥旧部，尤其排挤以云南人为主的非嫡系部队。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昆明军区向外交部汇报的残军战斗序列图每隔一两年就会有变化。尤其在柳元麟上台后，对人员的调动尤其频繁。这使得原本对这个“空降司令”就不满的李弥的老部下们更加反感。
原先柳元麟手下只有三个军的编制：第一军吕维英部，第二军甫景云部，第五军段希文部。柳上台后，首先发难的是第一军军长吕维英。他有后台，背景硬，参加过抗战、打过反共内战，还在毛人凤的情报局里混过，根本没有把柳元麟放在眼里，公开宣布第一军独立，不听从柳元麟的调动。柳元麟暴跳如雷，连连禀报蒋介石。蒋亲下手令后，吕维英才息事宁人。毛人凤死后，柳元麟即架空了吕部，夺走其指挥权的第一师的张伟成部另外组成第四军。
在“雨季案”失败后，柳元麟终于找到借口以彻底解决“人事纠葛”。矛头首先对准了吕维英。柳元麟以执行作战不力为由，请示上峰对吕维英部进行人事调查。经过批准后，将吕维英调任“元江指挥所指挥官”，夺其军长职务。
解密档案揭示了随后发生的一场“好戏”：
吕维英毫不示弱，拒不执行命令，并构筑工事戒备。1958年7月底，柳元麟调动干训团以及师等部千余人借“演习”的名义对吕维英下手，软禁了吕维英并将其手下副军长吴伯介、团长吕汉三、陈就、梁少卿等高级军官逮捕关押。双方冲突中，柳元麟将吕维英的亲信——第3师7团的李光军部全体缴械。吕维英的职务由李文焕代理。
同时，柳元麟以“贻误战机、违犯军纪”为名，免掉和吕维英交情深厚的第二军军长甫景云的职务，以副军长吴祖伯取而代之，并将甫景云的一个亲信营长当众枪毙。
撤换了两个军长之后，柳元麟又磨刀霍霍，准备除掉第五军军长段希文。
段希文绝非善类。其资历过人，打仗也有一手，在残军内部威信颇高。他在白崇禧的手下当过师长、军长，还当过武汉警备司令，其统领的部队多由土生土长的云南人组成，对其忠心耿耿。他娶了缅甸的景栋族大土司刀材栋的侄女为妻，在当地颇有势力。柳元麟要排挤段希文并非易事。段、柳之间也早有芥蒂。在多次决定残军生死的重要关头，柳元麟的对策总是“先走为上”，与段希文这些想长期扎根缅甸的高级军官们的想法历来抵触。段在李弥掌政时期也曾凭借自己的各方关系，试图排挤柳，以取而代之。
柳元麟对段希文算计已久。早在1957年9月，柳就免去了段所兼任的西区指挥部总指挥的职务，使其手下李文焕部脱离其领导，另外组成第三军。随后，给段希文统率的第五军仅留两个师的编制。
从1957年年底开始，柳元麟数月拖欠第五军的军饷，继而又越过段希文的军部，通知其手下各师团，今后无须通过军部，可直接向总部报领军费。但段希文的部属拒不执行。此计不成，柳元麟恼羞成怒，他干脆下令，停发段希文部所有经费。
矛盾总爆发！
段希文立即称病告假，同时擅自调回在中缅边境担任窜扰任务的第五军部队，称柳看不起云南人，宣布独立。柳元麟大吃一惊，忙向台湾告状。双方直闹到1959年4月，台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亲自赴缅调解，李弥又加以劝说，才使段希文放弃独立，重归柳元麟指挥。
收拢权力的柳元麟如释重负，他的“反攻美梦”也越做越“酣畅”，制定了新的对云南武装反攻计划。1960年7月，台方又将400余人的“特种部队”空运到缅北，加强残军力量。到1960年7月底，残军发展到近万余人。多行不义必自毙！
高悬在残军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有下落的一天。
铲除“罪恶之花”
逃缅残军能够在中缅边境立足十年之久的原因很简单：一方面，缅政府军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中缅边境接壤，地形复杂，我方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环境，为避免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边境问题挑起事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另外，残军的生存策略也很简单。打得过打，打不过就跑，他们还美其名曰“三大步窜扰”。
昆明军区政治部编印的《边陲十年》一书，对国境线上我军与运用“三大步战术”窜扰的敌军之间的战斗有多处记述——逃缅蒋残军对能摆脱我军的追击略有几分得意，他们说：解放军有规定，不能越界追击。可以利用国境线的特殊地理条件，迈三步进云南，跑三步退缅甸。解放军除非是股风，要不，连我们一根毫毛也抓不着。当知道敌人要越境后，部队去早了，匪军一听到风声，就不再来窜扰。等入境后再去，残军还真的抓一把就来个“三大步”——逃回缅境，连个老鼠尾巴也摸不到。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咬住敌人的尾巴了，可是他们拼死拼活地往外跑，只要一过了边境线到了外国就不跑了，而且还站定下来向你破口大骂：“共产兵，好小子，你过来三步，看老爷怎样揍你。”
尽管边境特务活动频繁，但我军严守边防纪律，决不出境追击。在笔者查阅的相关档案文件中，多次出现“不得越境”的相关政策，如，在外交部1958年8月13日回复昆明军区的《复打击蒋残匪意见》的绝密文件中，有如下文字：
为给残匪歼灭性打击，巩固边防社会治安，在残匪向我窜犯时，将其歼灭于我国境内是必须和正确的。但是，我军主动或顺势进入缅境作战，是不妥当的，不能采取此种措施，请军区严格掌握，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出境作战。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残军的伎俩并没有如愿得逞。解放军对窜入境内的敌人进行了坚决、严厉的打击。据昆明军区公开的史料记载：“从1952年春至1966年夏，在云南西南边境线中国一侧，打击小股入窜之敌80余次，歼灭敌人830余名。另外，投诚的官兵有两千余人。”对于境外敌患，我方不断加强与缅甸政府的交流、沟通，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中央政府与缅方经常就残军的动态互通军事情报，进行外交磋商，解决边境上出现的各种问题。
1954年6月，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首次访问缅甸。6月29日，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双方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政府在与缅甸方面的接触中，始终关注逃缅蒋残军的动向，并以联合维护边界的安定作为双方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解密档案中，多处提到蒋残军对中缅边境安全的威胁，并要求缅方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如，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1958年9月26日发送的加急电报中有如下文字，指示时任驻缅大使李一氓在与缅方会谈时需强调这一点：请你在吴努约你谈边界问题时顺便向他（或约见的外交部长）说明以上情况，并表示，蒋残军的上述活动，严重威胁中缅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全。损害两国关系。同时，为维护边界的安全，希望缅方如果目前还不能立即根本消除这一危及中缅两国安全的因素，首先也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蒋残军在中缅边境上的活动。
此后，双方的高层就边境问题展开多次接触和磋商。
1960年1月，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与周总理亲切会谈。当月28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缅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和《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此后，中缅双方秘密达成联合行动协定——扫灭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这次作战使得柳元麟部踏上了彻底覆灭的不归路。
解放军参战部队于1960年11月和1961年2月两次进入缅境与缅政府军协同作战。我军共歼敌800余名，扫灭敌第一军军部及三个特务组部分、第二、第五师师部、第三军第十四团和孟南特务组全部或大部。柳元麟仓皇地从总部逃走。
这次战斗结束后，缅方将蒋残军在缅境内非法活动的证据再次提交联合国。铁证面前，台方无法再耍滑头，只得再次令逃缅的柳元麟率残余的4500名残军“撤”回台湾。不过“撤军”时仍有一定数量的残余武装不肯撤台，而是逃往泰国自谋生路，残部已无力再对云南边境进行成规模的窜扰破坏。
§§§后记
李弥，返台后被免职，1973年在台北病故。
柳元麟，1961年撤台，1997年在台北去世。
吕维英，被柳元麟排挤后自己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帮助老挝政府围剿反政府武装。结果老挝国内各方谈判妥协后，一致把枪口对准了吕维英。雇佣军伤亡大半，吕维英离队逃亡返回云南向我投诚。
段希文，撤军后不愿返台，率部约1500人撤往泰北，建立了根据地——美斯乐（美斯乐意思是“和平之地”）。但“和平之地”并不平静，残部曾于1966~1972年受蒋介石命再度窜扰我云南边境，再次受解放军严厉打击，后被泰政府收编，用以攻打泰北的反政府武装，损失惨重。段于1980年病死他乡，美斯乐如今已经成为旅游地。
与段希文不和的李文焕，撤军后也不愿返台，率残部800余人在泰北的唐窝驻扎、盘踞。
现今，在泰北地区有许多客死他乡的中国人的坟墓，其中多有当年的残军部属，他们的坟头全都朝着北方，回望着永远无法返回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