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乙
韩哲一同志出生于1914年，回族。山东省
禹城县人。1931年在黑龙江省黑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赴苏联学习时参加少共。1934年回国。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1937年出狱，随即回乡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冀鲁豫边支队战地工作团团长，中共高唐、平原、禹城联合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夏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39年任中共卫东地委委员、统战部长。1941年年初，调任濮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3年年初，任冀鲁豫边区政府工商局监委。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经济部副部长，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委员。1949年8月冀鲁豫行署改建为平原省后，任中共平原省委委员、平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冬任华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局局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物资总局局长、党组书记。1960年重建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华东局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系第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珍贵的追述
岁尾冬初。不时飘落的梧桐树叶轻抚着宛平路上的这栋小楼。面对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的韩老，你绝对想象不出眼前这位身躯高大的老人已经度过了他的90岁生日，迈入了漫漫人生的第91个天年。
“老骥伏枥，烈士暮年。”脑海中倏然闪过曹操《龟虽寿》中的这两句名诗。
按照事先拟定的话题，韩老今天要向我们追述的，是1966年11月他亲自参与处理“安亭事件”的前后经过。
尽管世事苍茫，数十载光阴匆匆流逝，然而如今中年以上的人，有谁不知道“安亭事件”呢？如果说舞文弄墨的“文化大革命”肇始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么，大肆“夺权”的起点，便无疑应当归属于“安亭事件”。正是从那一刻起，上海开始大乱，中国开始大乱。夺权的风暴，瞬息之间席卷了1967年1月的那个凛冽的寒冬。老一辈革命家所掌握的各级政权“大厦”轰然倒塌，“文化大革命”的这架疯驼，自此脱开缰绳，撒野狂奔，十年未已……
然而，真要对“安亭事件”描述其详，即使是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却也大多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三，直接亲历者毕竟有限。而作为当时置身于风暴中心，亲手处理此事的老一辈领导同志，原本就屈指可数，如今更因年事高远而相继辞世，存世者几乎已无从寻觅。
韩老的追述，因此而更显珍贵。
事件起因
1966年11月8日，连日来已被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带领的南下红卫兵搅扰得乱哄哄的上海街头，突然张贴出许多内容相同的海报：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矛头直指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曹荻秋两同志。
海报的署名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即后来甚嚣尘上、不可一世的“工总司”。
同日上午，“工总司”的代表直闯康平路“爱棠”上海市委书记处，恶狠狠地提出三项条件：
一、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工具。
“工总司”的代表限令当时上海市委的领导，必须于当日下午2点以前答复他们的要求。
市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对工总司的“限令”进行讨论。
说实话，面对当时疾风暴雨般袭来的工人和学生两股运动势力，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完全猜不透发起这场运动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根本不清楚该如何应对。韩老说，在我们看来，所谓的造反派“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唯有发自心底的反感甚至憎恶。
面对难题，只能向中央请示。电话里，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陶铸回答非常明确：不得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这一答复完全契合韩老等一班人的心思，上海市委旋即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
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
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
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干脆明了。斩钉截铁。
然而，再严正的答复，也阻止不了“工总司”一意孤行的脚步；已然形同虚设的国家权力机关，正是他们蓄意趟平的政治屏障。
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如期举行，王洪文、潘国平等纷纷登场。会上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声称：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这是一个在上海，也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公开发出的“夺权”动员令。大会进行中，“工总司”多次打电话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都遭拒绝。当晚9点，“工总司”组织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遭拒绝。10日凌晨，恼羞成怒的造反派涌向上海北火车站，扬言“北上告状”。
韩老回忆道，潘国平等人强行登车，驱驰北上至南京。其余大部分造反派则被华东局和市委有意识地引出北站，抛在安亭，以避免市中心形势的进一步恶化。那是一个远离市区、毗邻江苏的铁路编组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于下一步开展瓦解工作比较有利。
10日上午8时许，上海铁路局按照华东局的指示，把乘载造反派的602次列车阻滞在安亭车站的岔道上，然后摘下车厢，命机头单独驶往常州戚墅堰，使602次车失去动力，动弹不得。这样一来，虽还有一部分造反派步行去了苏州和南京，但大部分都被留在了上海境内。
同日上午，市委组织人员往安亭送去大量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经过市委派出干部们的规劝疏导，原本乌合的造反派人心涣散，已有一部分人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眼看北上之行即将功亏一篑，已然疯狂的潘国平、黄金海等决计不按常理出牌。
数百名造反队员冲进安亭车站，强行卧轨，横七竖八躺倒一片。中午12时许，北上首都北京的第14次列车不得不紧急停车，被迫滞留。
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大动脉就此被腰斩，延续时间长达31小时34分。中央为之震惊。
“安亭事件”由此起焉。
临危受命
京沪大动脉瘫痪事件发生的当天，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韩哲一，收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指名道姓直接发给他的电报。电报受命于周恩来总理，要求韩哲一去安亭出面处理此事。中央的原则是，让工人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北上，不要成立工人造反司令部。同日，陶铸也打来电话，重申，中央不同意上海工人成立造反司令部，不同意进京，有意见可以派代表，让工人尽快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同时陶铸给华东局和市委也打了电话，重申同一内容。
中央直接发电给韩哲一个人，而不是给华东局或上海市委这样的一级组织，有悖于常理，也不符合当时的组织程序。时隔几十年后，韩老分析，中央这样做，也是事出有因，属于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