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4年年初，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就已发现身患肺癌，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切除手术。1965年年初，柯前往广州疗养，3月，转到成都看花市。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中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领导设宴招待赴川视察的朱德、贺龙及柯庆施。柯饭后引发了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经北京、上海派出的两个专家医疗小组多方抢救，却终于不治，于4月9日下午去世。
柯去世后，华东局由于缺少了主事的一把手，给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至于由谁来接替他，当时党内虽有种种猜测，但毛主席始终没有定。华东局当时的书记处书记由六省一市的第一书记兼任，专职书记只有魏文伯、韩哲一两人，他俩曾多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要求中央有个明确的态度。事情报告到毛主席那里，主席一锤定音：采取联合国的办法，实行秘书长专政。自此以后，兼任华东局秘书长的魏文伯，便成了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韩哲一则继续分管工交方面的事。
按说，处理“安亭事件”应当是上海市委职权范围内的事。然而，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同志，因患鼻咽癌，正在住院治疗，尚未完全恢复，上海市的工作暂由曹荻秋市长主持；但曹荻秋同志被造反派视为主要目标，穷追猛打，无法正常工作。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同志，“文化大革命”之初就因常犯心脏病，连中央点名要他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也未能履职，此时亦无法出面。当时韩哲一分管工交工作。在中央看来，铁路运输瘫痪，毫无疑问属于工交范畴内发生的事故，由分管工交的书记出面处理比较合适。如此亦可看出，中央当时还是把“安亭事件”作为事故、而非政治事件来对待。
亲赴安亭
韩老笑道，这些都是事后的分析，当时哪里看得清嘛。
接到陈伯达的电报和陶铸的电话后，韩哲一立即带领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副市长的李干成和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恺，赶赴安亭。
10日傍晚，韩哲一等一行在安亭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的厂房内落下脚来，作为与“工总司”交涉的临时谈判点。然而，乱哄哄的现场一片狼藉，到处都是露宿野外的工人造反派，根本找不到谈判对象，也不知道该和谁谈。经过一番交涉，“工总司”方面终于派出代表，一个20郎当岁的年轻人出现在工厂二楼的办公室。事后得知，此人就是“文革”初期名噪一时的上海玻璃机械厂青工潘国平。
韩老回忆，整个谈判过程中王洪文始终没有出现，只有潘国平一人充任“工总司”的全权代表。韩哲一向他们传达了陈伯达电报和陶铸电话的精神，要求他们贯彻中央精神，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但对立双方的谈判结果可想而知。造反派一方完全不买账，继续坚持停产闹革命。谈判僵持不下，韩哲一决定直接向滞留安亭车站的工人造反派传达中央意见，劝他们返回。潘国平调来一辆大卡车，陪韩哲一等一行人前往车站。到达后，韩用大喇叭与工人直接对话，反复讲明道理，却终于无果。
一直延续到深夜，双方反复“拉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再磨下去已毫无意义。韩哲一表示，若要满足“工总司”的要求，必须请示中央，我们无权超越权限作任何肯定的答复。此地限于条件，无法同中央取得联系，我们必须返回上海后再行联系。潘国平等人起先认为，谈判没有结果不能放韩哲一走，但现场确实不可能解决与中央通话的问题，无奈之下，只好让步。11日凌晨，韩哲一等一行风尘仆仆返回上海，立即拨通了陈伯达的电话，表示根本无法做通造反派的工作，华东局也无法承担京沪线瘫痪的重大责任。搁下听筒，韩哲一再给陶铸拨电话，然而连续拨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拨通。天亮以后才知道，这天毛泽东再次接见红卫兵，中央领导天不亮就都去了天安门城楼。于是，电话由中南海转到天安门，这才找到陶铸。陶说，中央一是以陈伯达的名义拟好一份电报，直发安亭，劝工人造反派立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派张春桥亲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11日中午，《陈伯达同志致上海工人电》在安亭广播，大意是：毛主席指示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希望你们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派张春桥来见你们，有意见可以当面向他反映……
张春桥出场
11月11日夜，中央派军用专机送张春桥飞上海。韩哲一、李干成、杨恺一同前往机场接机。
在虹桥机场，韩哲一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并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通报安亭的情况。当时，张春桥也持同样的观点，即：不承认“工总司”，也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必须说服工人造反派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寒暄之后，张春桥请韩哲一回去休息，他由杨恺陪同直接前往安亭，随行的还有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张春桥去安亭后，态度突然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口头上同意了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并说，只要同意回上海，就可以正式签字。对张的表态，工人造反派内部产生分歧，即时分为两派，一派返回上海，另一派不听张春桥那一套，继续徒步北上，并把张春桥车上的宣传喇叭也砸了。
13日，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明确不同意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张春桥也参加了会议，当面并没有表示异议。
但当天下午，张春桥却在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大致是：
一、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组织；
二、承认“11.9”是革命行动；
三、由此而引发的后果，由华东局和市委负责；
四、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
五、为“工总司”工作提供方便。
消息传出后，华东局和市委的领导同志深感意外和震惊！此事的直接后果就是，把以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和华东局、市委的不同观点，公开暴露在了工人造反派的面前。于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把打击的重点，迅速集中在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头上。另一派北上的工人造反派，在经昆山途中，推选出新领导人耿金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潘国平大20多岁，比较老练）。此人当时已率队抵达苏州，并声称要继续徒步北上。
面对这种形势，张春桥不得不去苏州，处理“后安亭事件”。他要求韩哲一同行，因韩去过安亭，与工人造反派有过接触。韩表示不愿去。张多次与魏文伯通话，强调理由，催促成行，魏与韩协商后，同意韩前往。张春桥还要求曹荻秋也同去，曹亦拒绝。但张同样固执己见。曹与陈丕显商量，陈显然也不便拒绝，只能同意曹一同前往。此时的张春桥之所以敢如此强硬，完全是因为其自恃代表“中央文革”，背景非同以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均很难与之抗衡。
15日上午，张春桥、曹荻秋、韩哲一等一行到达苏州。张春桥主谈，“工总司”的代表是耿金章。经过几个小时的谈判，张又和耿金章达成了类似“安亭事件”的五条。张春桥让曹荻秋、韩哲一签字，遭拒绝。张坚持要签，并首先代表“中央文革”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无奈之下，经长时间电话与陈丕显、魏文伯协商后，曹、韩也只好签了字。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双五条”。充满玄机和变数的“安亭事件”，在张春桥出尔反尔的操作下，终于在僵持了一个星期之后落下了帷幕。
16日，从北京传来毛主席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最高指示”：张春桥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
韩老说，“安亭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张春桥、王洪文、“工总司”，从此进入全国人民的视野，成为骤然迸发的“政治新星”。紧接着，“工总司”于1967年1月，在上海发动了史称“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此风迅速蔓延全国，终于把中华民族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十年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