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结束，闭幕式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虽然事先并没有被安排讲话，但却登上了主席台。他对当时的文艺作品大加批评，点了《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等一大串电影，说都是毒草，应该批判。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给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报告说：《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其共同特点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为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批判。不久，毛泽东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开始出现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京剧《李慧娘》的文章。那一段时期，江青经常会到文化部电影局看片子，有些片子还没有摄制完成，电影局的同志只好到上海、长春去调。电影局三天两头接到中宣部的电话，说某部影片是毒草，马上通知电影发行公司停止发行。有的影片刚出厂时被认为是香花，不久就成了毒草，过了一阵，又说不是毒草了。其实香花、毒草全凭上面的一句话。有一位导演无奈地说，“一早起来，先要看看天气，辨辨风向。往往是上面一个喷嚏，下面就刮起八级风”。
1964年12月，江青约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10部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当时大家都认为要慎重考虑，没有同意江青的意见。北京方面不听话，江青事后马上来到上海。于是在上海的报纸上开始陆续出现批判这些影片的文章，随后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江青还在接见《奇袭白虎团》主创人员的座谈会上，对几部影片进行了一番评点：
《霓虹灯下的哨兵》不应拍成那样的电影，比舞台差得太多。你们觉得怎么样？现在的电影没有原剧的内在反帝和阶级斗争的东西了。我看了很难受。赵大本来很可爱，电影看不到了。连长演成二流子了。电影把好的丢了，坏的出来了。资产阶级方式的东西增加了。《千万不要忘记》是写了中间的人物（姚母和她的女儿）。有人说我怎么那么多的意见，我说谁突出了？资产阶级突出了，戏多了，宣传正面的人物相反不突出了。对《早春二月》有的部长、处长上下同意，要塑造资产阶级人物，结果出了个《早春二月》，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官老爷的意见不高明，通过两个电影的争论，群众的眼睛就更亮了。时隔不久，江青又有了新主意，她指示，对批判的坏影片在上映时不要做修改，不要为那些坏影片遮丑。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1965年3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很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评别人出名，踏着别人的肩膀上台；要赶快刹车。
但邓小平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1966年2月，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几位同志，就部队的文艺工作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之前，林彪曾给参会人员打预防针：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座谈会应该怎么开，江青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近20天时间里，与会人员共观看了30余部“好的、坏的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
江青看一部否定一部，几乎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电影和文艺作品。对看了的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她也认为问题不少。《南征北战》她说也有问题，修改一下也可以。只有《平原游击队》她认为勉强可以。对八一厂的《海鹰》，她只肯定了上半部是“我们的”。
江青说：“军队也不是在真空里，八一电影制片厂出了像《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哭了。”“《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这次实际上是“一人谈”的座谈会后来形成了纪要，并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纪要”很尖锐地给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界定了性：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这次座谈会显示了江青的“崛起”。3月，根据林彪、江青的指令，全军文艺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效法江青的办法，看电影，找黑线，按“纪要”的口径对号定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电影厂生产的影片有300多部，这次会议看了68部，加上外国影片共80部。好的只有7部：《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条粗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两人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江青讲话有个特点，开始时还勉强能踩在点上，但往往说着说着就离了谱，甚至感情用事，夸大其词，陷入荒谬。这一次她对影片的点评，同样荒谬得让人无言以对。
《铁道游击队》：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是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有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的插曲很不健康。
《林海雪原》：有严重缺点，这是写剿匪的，是在东北搞土改的基础上搞的，影片没写土改，这是四平保卫战役后，部队分出工作队搞土改，为巩固后方的。剿匪，影片只有一个部队干，没群众，好像部队是脱离群众的。影片充满了土匪气，有一段化装土匪审讯，这是歪曲。打威虎山好像就是杨子荣，夸大了杨子荣的个人作用，个人英雄主义。杨子荣化装土匪后，比土匪还像土匪，是歪曲，没写阶级斗争。土匪临死时还很顽强，没矛盾。《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歪曲了侦察部队的形象。雷参谋化装后，比敌人还像敌人，剿匪不发动群众，只靠派进去，与《林海雪原》都是学苏联的。
《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当时南京已经解放，敌人大势已去，敌人要跑了。敌人洋相很多，内部矛盾厉害，而我们却写得敌人很神气，很排场，是不符合实际的。写打城市不能开炮造成伤亡，为保卫城市拿生命换，写在影片上是不好的，即使有也是个别情况。把刘义的作用夸大了。刘义成了很让人同情的正面人物。《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写三角恋爱，四对，歪曲农村青年的精神面貌。没英雄形象，尽是中间人物。丑化革命干部，老社长是老保守，会计是反面人物。
《五朵金花》：整个影片写了一男一女，别人都是陪衬他们谈恋爱。对少数民族不说他们进步，政治成长，精神面貌的变化，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很有问题。
《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小说里许云峰是工委书记，而在影片里成了市委书记，这是根本不同的。歪曲白区工作，市委书记在饭馆谈工作，江姐一被捕就承认自己是党员。地下办《挺进报》是盲动主义。把华蓥山游击队写成由重庆市委领导的，而重庆市委又受上海局领导，是城市领导农村斗争。既违背主席思想，又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不是上海局，而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许云峰、江姐两个形象不好，许像旧知识分子，江有些娇气，华子良为疯子。有句台词不好，如特务头子严醉对江姐说：“我可以把你全身扒光”。一面写生死斗争，一面写天安门联欢，把天安门联欢写在这个场合不好。
《柳堡的故事》：是涣散斗志，瓦解士气的片子。在紧张的斗争中战士陷于爱情不能自拔，宣扬了爱情、纪律之矛盾，最后冲破了纪律，取得了胜利。写二妹子一家的遭遇，阶级斗争是虚，爱情是实。指导员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媒拉纤，认为军队可以恋爱、结婚。影片的手法、歌曲都利用了人情味，问题大。很多手法恶毒，反纪律，用艺术手法使人回味，使人感到军队残酷。《雷锋》：有缺点。把雷锋的好事都集中到一天来做，不合理。影片中的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错误。将雷锋的好事由中间人物王大力来继承，不好。防洪指挥部主任的形象也不好，他对雷锋说：“好接班人”，结果雷锋就死了。这不好。
《冰山上来客》：作者是伪满人员。没有党的领导，夸大个人作用。整个影片没有政治工作，排长凭吹笛子指挥战斗，凭歌子辨别特务。音乐从头到尾都是靡靡之音，情歌都是伪满歌曲的翻版。
《今天我休息》：把先进工作者的事迹都写在一天做，不合理。宣传有劳无逸。马天民也写得傻乎乎的，有些是为了取笑。
《野火春风斗古城》：争取关团长起义，没有和当时大的斗争环境联系起来，看不到争取的必要性，美化了关敬陶，似乎非争取他不可。把汉奸写得正义、爱国，我们非常相信他，事实上是很危险的，是冒险主义。杨晓东在关键时刻软弱。金环像泼妇，拔簪刺敌人不合理。银环是中间人物，累犯错误，与杨晓东一见钟情，过分写了这段爱情。杨母三次出场，两次是给儿子说媳妇，歪曲了革命母亲的形象。
一批优秀的影片就这样被打入冷宫，开始了与观众长达10年的隔离。1970年，抗美援朝胜利20周年，周恩来访问了朝鲜，也因此恢复上演了五部抗美援朝的片子，有《奇袭》、《英雄儿女》、《铁道卫士》、《打击侵略者》和中朝合拍的《战友》。本来还要恢复上映《渡江侦察记》和《智取华山》，但江青等人没有同意。当时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吴德将恢复上映的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和张春桥责问他为什么要唱对台戏？知道不知道这些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是否有问题？张春桥说：有一个《红灯记》，你们就搞一个《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智取威虎山》，你们就搞一个《智取华山》……从1966年到1972年，中国近10家电影厂竟然没有一部故事片问世，中国银幕成了仅有几部影片可以上映的荒漠。直到1972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繁荣艺术样式”，停顿了7年之久的故事片生产才开始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