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中旬，彩色影片《红灯记》终于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如期完成了。元旦前夕，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审看了影片，给予了肯定。江青虽然也在发言中“感谢军队办了一件好事”，但是她的“艺术鉴赏力”终归还是要表现一下的，她再一次提出了影片的“出绿”问题，认为影片中对绿色的运用不够，故事发生的环境虽然没有可以表现的绿源，为什么就不能在李奶奶家的门帘上加一块绿色的补丁呢？为什么就不能在李家的窗台上摆上一盆绿色的蒜苗？影片拍出来就不好修改了，为了弥补绿色的不足，摄制组只好在上字幕的时候打上让观众不解的绿颜色的字。
1971年元旦，《人民日报》刊发消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已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1971年1月27日新春佳节之时，将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上映。
《红色娘子军》：
银幕——舞台——银幕
演出单位：中央芭蕾舞团
拍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
出品时间：1971年
1960年，一部名为《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在全国引起轰动。在1962年首届电影百花奖评比中，这部影片共获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等四项大奖。一时间“向前进、向前进”的旋律响彻全国。1963年，中央芭蕾舞团在讨论制作革命题材芭蕾舞剧的时候，《红色娘子军》被提到了改编日程上。当时中央芭蕾舞团正在上演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周恩来看了演出后认为，中芭应该走自己的路，进行自主创作。总理提议可以排演外国革命历史事件“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的题材。不久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召开会议，落实总理建议。林默涵提议改编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这是个中国现代民族团结题材的剧目，比总理提议的外国历史题材进了一步。思路打开以后，时任中芭创作组负责人的李承祥想到了电影《红色娘子军》，这部获奖影片在国内反响很大，不仅剧中的人物琼花、洪常青、南霸天等性格鲜明，而且故事发生地海南岛有美丽的热带自然风貌，况且芭蕾舞又是以女性舞蹈为主，排演娘子军这种女性题材非常合适。经过讨论，《红色娘子军》改编芭蕾舞剧被确定下来。
1964年9月26日，我国第一部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周恩来观看演出后给予了肯定。紧接着剧团又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到场观看。毛泽东对这部舞剧给予了三句话的评价：“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首演大获成功后，在随后的40多年里，这部芭蕾舞剧久演不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从故事的构思到人物的塑造，从音乐到舞蹈的编排都非常出色，而且又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这样一部舞剧自然也受到了“江青同志”的青睐，她决定把这部芭蕾舞剧列入首批搬上银幕的剧目。任务交给了北影厂，江青为此还将李文化从《智取威虎山》筹备组抽调出来，作为《红色娘子军》摄制组第一把手，组建拍摄班子。李文化请来了潘文展和傅杰做导演。在筹拍之初案头工作阶段，样板团和摄制组的关系非常融洽，大家互相尊重，发挥各自的业务特长，尽可能地将芭蕾舞和电影这样两种艺术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来完成英雄人物的塑造。
开机实拍的日子是在1970年7月，实拍毕竟不是纸上谈兵，真刀真枪地操练，一些隐藏起来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一一暴露出来。比如在拍摄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的时候就出现了纷争。这场戏情节很简单：吴清华逃出南霸天的牢笼，半路却被抓住。在遭到南霸天爪牙一阵毒打后，昏死过去。南霸天以为吴已被打死，带着家丁打道回府。这时洪常青路过此地，救起了吴清华，给了她两个银毫子让她投奔红区。从情节上看，这场戏的主角应该是吴清华。在编排时她的动作比较多，是中心，洪常青不仅要围着她转，有时甚至被甩出了画面。当时扮演洪常青的是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芭蕾舞剧团一把手刘庆棠。他对样片非常不满意，洪常青是主要英雄人物，你们这样处理，怎么体现“三突出”的原则？而摄制组却认为，如果不这样拍，故事情节就无法交代清楚。双方争执起来，陷入僵局，拍摄工作无法往下进行。
事情闹到了江青那里。当时谢铁骊和钱江刚刚拍完《智取威虎山》，还未得喘息，就像救火队员一样，又被江青调遣到《红色娘子军》摄制组。谢铁骊加入进来以后，认为摄制组的做法并没有错，如何拍摄、镜头给谁都应该服从剧情叙述的需要，这是常识。他对第一场戏的样片进行了重新剪接，主基调并没有改变。导演换了，但主演的思想还是没有转过弯。果然，在拍摄第二场“清华控诉参加红军”时，刘庆棠又因为洪常青的镜头多少问题与谢导演发生了冲突。谢铁骊不断地解释、磨合，总算把这部影片坚持拍完了。《红色娘子军》的拍摄，同样“倾注了江青同志的许多心血”，大到人员的调配，小到一个场景的设置她都要关注到。比如在“序幕”一场戏中，江青认为圈吴清华的牢房太大，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要改。摄制组设计了土牢、水牢和地牢等多种方案都被江青否定了，最后采用的办法是她自己想出来的，用椰子秆架起一个圈当作土牢，这才算完成了拍摄。那时成功的标准就是“江青同志”点头。这种文化专制，使电影导演的职能范围被限制得极为狭小，导演在拍摄过程中丝毫感受不到创作带来的乐趣。即便如此尊重江青的意见，即便影片在送审过程中一路顺利，但拍摄出的结果还是有她不满意的地方。她特别强调在第四场表现军民大联欢的场景时，云彩的设计不好，应该让海南瓦蓝色的天空上漂浮着两层白云，这样才能更好地映衬出军旗的鲜艳和英雄树的火红。
1971年元旦过后，彩色芭蕾舞影片《红色娘子军》继《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之后，作为第三部被拍摄成电影的样板戏在全国上映。
《沙家浜》：
重场戏反复重拍
演出单位：北京京剧团
拍摄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
出品时间：1971年
20世纪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将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改编为沪剧《碧水红旗》，1960年公演时更名为《芦荡火种》。1963年秋，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将它推荐给了刚从港澳演出归来的北京京剧团，要求他们尽快改编成京剧。1964年元旦，江青接见剧团的主创人员，送给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提出要求，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进行到底。
接受任务后，团里组织力量改编了剧本，在剧情上突出了地下斗争的主题，并改名为《地下联络员》。但因仓促上马，彩排时大家都不满意。为了改好剧本，北京市委安排剧组到部队体验生活，1964年，又借上海沪剧团赴京演出之机，组织大家观摩学习。1964年3月底，北京市市长彭真观看了重新改用原名的京剧《芦荡火种》后，大加赞赏，立即批准对外公演，结果连演百场，盛况不衰。1964年7月23日，在观摩大会期间，毛泽东观看了这出戏的演出，他指出：要以武装斗争为主，并建议将该剧的剧名改为《沙家浜》。不可否认，江青对这出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给予过具体指导。她要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加强新四军指挥员郭建光的英雄形象，突出武装斗争的主题。改编后的《沙家浜》有了两条线，主线是以郭建光为代表的武装斗争，辅线是以阿庆嫂为代表的秘密工作。在全剧的整个结构布局中，特别突出了武装斗争，而其中又以第五场“坚持”为全剧的核心。
这场戏讲述的是指导员郭建光等18名伤员被困在芦苇荡里十多天，没吃没喝，但革命斗志始终不减的故事。在戏的编排上，一方面要强调环境的艰苦、险恶，另一方面又要突显英雄人物开朗、乐观。改编者特别对郭建光在这场戏中的主唱做了增改。唱词在简单的“要鼓励战士察全局，观敌情，坚守待命，紧握手中枪”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要沉着冷静，坚持在芦荡，主动灵活，以弱胜强。河湖港汊好战场，大江南自有天然粮仓。漫道是密雾浓云锁芦荡，遮不住红太阳万丈光芒。”等唱词。改编者在谈创作体会时说，这样改，郭建光所表现的革命乐观主义就有了更充实的内容，胸怀也显得更为开朗豪迈。
改编后的《沙家浜》上演以后，更加受到观众的欢迎。江青要拍摄样板戏影片展现她京剧革命的成果，自然会锁定这部戏。当时全国比较有实力的电影厂主要是上影、北影、八一和长影。由于20世纪30年代混迹上海滩演艺界的那点事，上影厂成了江青的忌讳。而北影、八一已经相继有样板戏影片问世，于是在1970年，江青经过对长影厂的考察，决定把下一部样板戏的拍摄基地挪到长春，而且一次就分配两部戏在这里拍摄，这就是《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
拍摄样板戏影片，这是政治任务，长影厂自然不敢有所怠慢。他们选定曾经拍摄过《英雄儿女》的武兆堤做导演，舒笑言担任摄影，腾出厂区内最好的房子———小白楼，让《沙家浜》剧组居住，甚至还专门开了一所小卖部，以解决样板团成员的生活之需。
样板戏影片组建的剧组，成员比较奇特，一部分是演出单位——样板团，另一部分则是拍摄单位——摄制组。样板团是样板戏的缔造者，自然也是“首长”眼里的红人。而摄制组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扫地出门的黑帮，只因拍摄的需要刚刚才被特批“解放”出来的。成员的组成不同，矛盾自然是免不了的。在拍摄前几部样板戏影片时，样板团和摄制组大相径庭的生活待遇就曾引起摄制组的不满，更令这些艺术家们无法容忍的是，艺术创作上一旦出现纷争，必定是让摄制组服从样板团，《沙家浜》的拍摄同样也没有躲过这一对矛盾。
还是第五场戏“坚持”，在拍摄时由于导演和样板团的意见不统一，这场戏反复摄了多次。导演从逻辑出发，追求真实的效果，认为这时候的伤病员缺衣少食，人物的形象不能过于英俊，面带菜色才能体现出“苦”来。于是他要求在演员的脸上加一点灰色，并在拍摄时将光线调暗。样片洗出来引起样板团强烈不满，这不是往英雄人物脸上抹黑吗！在他们的坚持下，这场戏全部推倒重拍。观众后来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背景光线暗，表现天低云暗、无边无沿的芦苇荡，暗示着环境的险恶；人物光线亮，表现英雄人物的年轻英俊，不畏艰险的革命乐观主义。远景是乌云滚滚、天水一色的芦苇荡，前景是容光焕发，服装和臂章色彩异常鲜明的主人公，对比非常强烈。样板团认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把18个新四军伤病员的形象衬托得像青松一样雄伟高大。
在如此沉重的压力下，摄制组的艺术家们是无法很顺畅地将自己的艺术思想贯穿到拍摄之中的，所以几乎所有的重场戏都经过了反复重拍的几个回合。加上长影厂又远离“首长”，摄制组不能随时聆听上面的指示，只能一次次派人进京送样片。一直折腾到1971年8月，历经了种种波折，《沙家浜》总算封镜完成了。相比拍摄过程，审查过程还算比较顺利。一个月以后，彩色影片《沙家浜》作为第四部被搬上银幕的样板戏，在全国公映。《奇袭白虎团》：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演出单位：山东省京剧团
拍摄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
出品时间：1972年
革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故事，来自于朝鲜战场上的真实事迹。1953年6月，中朝方面与美李军已基本达成停战协议的框架。然而李承晚伪军“王牌”部队首都师却气焰嚣张，不断越过“三八”线向我方挑衅。7月13日，志愿军向美李军阵地发起进攻，203师负责攻歼号称“白虎团”的首都师第一团。
师党委决定：由担任主攻任务的607团组成一支奇袭小分队，在我军发起总攻时，直插“白虎团”团部，然后大部队再全线发起进攻。小分队队长由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担任，他挑选了十名智勇双全的侦察员，化装成敌伪军，在总攻炮火的掩护下，直奔李伪军“白虎团”团部。14日凌晨2时前后，“白虎团”团部被奇袭小分队彻底捣毁，敌团长被击毙，5000多人被歼。这件事被203师的通讯干事王程远知道后，他将胜利的喜讯编成“号外”，其中就有一篇题为《侦察英雄杨育才，化装奇袭创奇迹》的报道。王后来又对阵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多名战斗英雄进行了采访，在停战一周年的时候他完成了2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以《奇袭》为题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回国后，王程远调入《志愿军英雄传》编辑组。经过三个多月的修改，6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奇袭白虎团》被收编在《志愿军英雄传》第三辑中，并在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1957年5月，长春电影制片厂约请王程远把《奇袭白虎团》改编成电影剧本。1961年，故事影片《奇袭》在全国放映。
其实早在朝鲜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就已经将杨育才的事迹创作为京剧《奇袭白虎团》，但最初的剧本很粗糙，在演唱形式上也基本上是传统戏的表演程式。志愿军京剧团回国后，与胶东军分区娃娃兵剧团合并，改为山东省京剧团，他们对此剧又进行了细致的修改，演出阵容也有所加强。
1964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剧组被江青请进了中南海，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这是来自江青故乡的剧团。江青觉得这出戏很有潜力，于是亲自插手，调整演员班子，并将其列为第二批搬上银幕的重点剧目之一。
1971年初，《奇袭白虎团》剧组住进了长影，这部戏最后确定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导演苏里和《战火中的青春》导演王炎联合执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