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说：“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论语集注》）
清人颜元在《四书止误》中说：“按‘克’，古训‘能也’，‘胜也’，未闻‘克去’之解；‘己’古训‘身’也，‘人之对’也，未闻‘己私’之解。”
清人江声说：“‘克’训‘肩’，亦训‘任’，‘克己复礼’，以己肩任礼也。”（《论语诶质》）
今人赵纪彬释：“‘克’为竭尽肩力，堪胜重任之义。”（《论语新探》）
又据《孔子大辞典》227页说：“《论语·宪问》云‘孔子弟子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仁则吾不知也’。”《孔子大辞典》说：“此处‘克’训好胜。”
南宋叶适解“克己复礼”：“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以物用而不以己用”。
南先生一味贬朱熹，但到了这些地方，却几乎是照抄朱熹了。
他说：“‘克己复礼’就是克服自己的私欲、情欲、邪恶的思想、偏差的观念，而完全走上正思，那才是礼的境界，叫做仁。”
南先生之所以完全错解了“克己复礼”四字，与朱熹的原因不尽相同。朱熹以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为“天理”，认为这是不可更移的“天道”原则，私欲则是指对“三纲五常”的反动。
朱熹的错误在于他混淆了儒学中“体”与“用”的关系，孔子的“仁”之体，实是孔子常说的“天”、“天道”、“天命”、“命”这些概念，这些概念用我们现代人的语言说便是：“宇宙—生命”系统，不是神，不是上帝，不是彼岸，也不仅仅是大自然本身。系统本身便是“仁”，或曰“仁之体”。
儒家一般不喜多讲这些东西，而强调在现实生活中的“用”。这个“用”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修身之用，一个是为政之用，二者又是基本统一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要战胜鬼神文化对人们意识的污染，如是“就近取譬”，以当时人的现实存在为例，说明天道本体之“仁”。即以中国社会当时普遍存在的新的社会关系、社会新的道德观念为“用”。这时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体系是：天子——诸侯（士）——村社——家。三纲五常正是从这个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提升出来的。
很明显，依孔子提倡的“损益”原则，这种社会关系及由此而提出的“三纲五常”，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天理”，只是人类从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走出后，初步进入以肉身人自己为中心的“生命观”时代的社会的“礼”。这种“礼”，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秩序，也是社会伦理道德。显然，这只是“天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真正的“天理”本身无“理”，只有“明”的扩展，最终彻照宇宙，“自然人化”即表面表现为自然被人驯化，人的身体也是自然在历史的进程中,越来越像“人”，其实“化”也无所谓化，只不过是明德的步步扩张。也就是说在这时，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只要是有利于“自然人化”的便是合理的，这些“合理”都不能成为最后的准则，只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即认识生命勘破生死，这才是根本。一旦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人从世相的迷雾中真的寻找到了真正的“自己”，那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进步，就是不可思议的，用释迦牟尼的话说，那时，一切智、无师智、自然智会自然出现。
由此可知，朱熹所谓的“天理”，根本不是“天理”本身，“三纲五常”也不是什么“纲”什么“常”，只不过是在中国古代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关系与社会道德的一种特殊秩序，只是“天理”之“用”。
南先生的思想则远没有朱熹那样有条理了。
在前文，我们曾引了一段南先生对西方灵魂学研究的看法，他认为一旦灵魂学研究透了，唯物主义便彻底动摇了。这个见解的谬误性，不言自明。南先生出现这样的偏差，原因在于他对佛学的误解，他根本不明白释迦为什么会说佛力无边，佛力广大，似乎学佛真能学出一种超宇宙、超物质的能量，而今天我们人类认识的这个感性世界，不过是妄想的恶作剧，似乎一口气便可吹没了。
天地宇宙的变化、运动，是根本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但是，由于天地宇宙的变化，运动的最终的结果、最伟大的成果就是生命。我们又无法把生命从宇宙中剥离出来，一旦我们寻找到了真正的生命，认识了明德，我们的思维不再偏离宇宙的客观运动本身，总是能如实地反映宇宙天地的客观运动本身，那么这个“我”便是和宇宙同体的我，也就是说，宇宙有多么大的能量，你便有多么大的能量。宇宙可以移山填海，你的“能量”也可以移山填海。
不明白时，心随境转；明白后，境随心转。并不是说人心真可以修成转动宇宙的力量，而是说你的心真正归了生命的本来，宇宙的力量和你的心的力量是一个力量，谁也无法把二者分割开来。你对宇宙的客观矛盾运动的了解，就如了解自己的心意识一样丝毫无差，你不就是在“转境”了吗？
正是由于南先生不了解生命的本来真相，才将妄心认作了真心。南先生提出的修行法门，更多倾向于“理”。他也提倡“宇宙万象便与身心会合”，也强调“心物一元”的真实境界。他也谈勘破生死“身非有我”、“无所住心”，但这一切纯粹成了一种道德修养的有为法，结果这些命题全让他解歪了、解偏了。看完南先生的书，你会觉得今天的社会几乎是不可救药了，一个真正“明道”的人，只能去归隐了，去纳享自己的“清福”，去享受阿Q式的心灵快乐，能救的人便去救，能办的善事便去办，整个世界则是不可救的。
我们不用去管南先生理论上的是非，仅从他教给人们的这种消极的处世态度看，无疑便是大错而特错，完全违背了东方文化的基本原则，如果你细细读完了南先生的全部作品，你会发现南先生救人的东西，几乎全是这一套。学会了这一套，人们便全成了安贫乐道的中国农村小地主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南先生没有搞清，“仁”之体与“仁”之用，生命的本体与个体人之间的“不是一也不是二”的关系。
生命的本来面目，虽然无形无相，但它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挥斥八极指点宇宙，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无智不有，永恒存在。可是，这一切又必须通过一个个的个体生命体来实现。
反过头来讲，个体生命的思维、意识乃至一切活动都不是纯个体的。貌似个体，事实上都是人类（众生心，百姓心）乃至宇宙全体的。这不是人们自己是否承认的问题，而是绝对的事实。个体人脱离了“宇宙—生命”这个大系统，你一无所能，甚至连一具僵尸也不是。我常这样对人们说，爱因斯坦是伟大的，但如果就在他思考相对论的那一刹那，太阳突然熄灭了一秒钟，爱因斯坦又是个什么？
还是老子说得对：“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还是释迦牟尼说得对：“佛入一切众生心，佛知一切众生心。”
生命的本来面目是无形无相的，但一切众生心、百姓心以及每个历史阶段的人的社会意识，我们总是可以知道的，了知了众生心，了知了社会意识，了知了百姓心，正是了知了真正的自己。
“自己”是找不到的，真正的自己只能从对象化了的生命本质力量中去找。但是，任何可以体现你的生命的本质力量的对象物，绝对不是你一个孤独的生命体所能创造的作品，它总是人类的、历史的、宇宙的、全体的、整体的。
我买了一个茶杯，是用我的钱买的，这个茶杯体现着我的生命本质力量，但如果细究一下，这个茶杯，它应是全宇宙、全人类、全历史、全生命的一个硕果，谁也说不清“茶杯”是“谁”造的。
孤立的肉身人，什么也不是；是人，便孤立不了。
佛学正是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明确提出，我的意识肯定不是我个人的，肯定是一切众生的。这才有了独特独到的净土学说。关于这个学说，我在《与南怀瑾商榷——〈金刚经〉到底说什么？》一书中已有详尽阐述，这里不重复。
在这本书中我又提出了一个“生命观”问题，这也是基于我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并融入现代历史观提出来的。
人寻找到自己的生命的本来面目，是了生脱死的大解放，但真正的了生脱死，必待全人类都能勘破生死之时。这便必须依赖历史的整体进步了。
今天的人类已经面临全面勘破生死的伟大时代了。这不是全凭每个个体人的悟性所能了知的，而是凭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开始知道，个体人只是世界网络的一个终端，自己的大脑一旦与网络联上网，你的心就是众生心的一个终端了，不可能再如过去一样认为我们的大脑是绝对密闭的。生命基因工程的出现，已经使“死”这个词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今天这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生命的存在载体就不仅是人这种有机生命体，也可以是无机生命体，或者是介乎二者之间。
释迦牟尼对生命的存在方式，有过这样的说法：“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
这一段话曾令不少人误解，似乎“无色”、“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是一种特异功能的境界，是修功夫修到一定的地步，便可以达到的。南怀瑾先生在《金刚经说什么？》一书中便是这么说的。这种误解的根子便在于，南先生对“生命”这个概念的界定和认定还停留在“人”与“动植物”这个有机领域的范围，儒、道两家的观念不去说它，起码释迦对“生命”这个概念的界定，肯定不是停留与局限在“有机界”的。以当代哲学来看，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力量”即“生命”的界定，也不是以生物学的惯常的思维方式界定的。人化了的整个自然，都是具有“生命力”的。“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对象化之后，才是可知的，即是说“生命”只有对象化之后，才是可知的。人、动物、植物乃至整个宇宙，凡是被“知”，皆是人本质力量（生命）的对象化，统而都可以说是“生命”。
这不是一种纯理论的推测，科学的进步正在证明这一点，今天我们人类使用的电话、电视、电脑、飞机、汽车……一切的一切不都是“生命的载体”吗？
话说远了，但也不远，不把这一切讲清楚，“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个命题便无法说明白。
孔子多次用“克己复礼”解“仁”。正如我们上面引述的历代学者的意见。“克己复礼”绝不可像朱熹那样解释，但也不必像反对朱熹的学者们那样仅从文字上去解释。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正解应该是什么呢？很简单，这句话基本上不用去解释，也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实话实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见到的社会生活的真实相况，根本不用分析。人们对这八个字无所谓遵守不遵守，照办不照办，执行不执行，明白不明白，人人都在“克己复礼”。
不管人们明白不明白，这世界、这人类、这历史、这宇宙，永远“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我们当代人意识中的生命界是如此，非生命界也是如此。不管是生命还是非生命，不管是“有色”还是“无色”，不管是“有想”还是“无想”，都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管是你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皆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宇宙—生命”系统中的万众、万事、万物，根本不取决于你的自我意识、自我性质、自我功能，皆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反过来说，不管是把“克己复礼”解成“克去私欲，复归礼教”，还是把它解为“完成自我，复归和谐”，全是多余的，全是人类的自作多情。天地间的万众、万事、万物，只要是“在”，只要是“存在”，便都必须、必然、必定完成“自我”，这个完成自我的同时，就是与万众、万事、万物保持最高度的和谐。在这个层次上说，万众、万事、万物，绝不依人类意识中的一切文化标准，即真善美、假恶丑及其他种种人间的所谓“标准”、“规则”、“原则”而有丝毫更移、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