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正如我们在序言中说到的，东方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它不仅超越了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越了整个生命界。
但是，正是由于它太超越了自己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它的被扭曲与夭折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在《不废江河万古流》一文中所说，整个一部东方文化史，就是对东方文化原典的歪曲史，反而不如现实的东方史。现实的东方历史可以产生屈原、刘邦、司马迁、刘彻、曹操父子、鸠摩罗什、慧思、武则天、李白、慧能、善导这样一批人类精英，但在思想史上却找不到一位，只是到了晚明才出现了王阳明这样的巨人。王阳明是伟大的，但要和鸠摩罗什、慧思、武则天、李白、善导、慧能相比就显得单薄多了。
可是，如果你仔细研究东方文化的魂，人们虽然在文字上一再歪曲东方文化，但就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来说，仍然是深厚地积淀了东方文化的精华的。
孔子答子贡的这一段话，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尤其是“行己有耻”一句，是中国的士（即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日本的“士”的根本点，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是仅仅忠于外在的什么神、什么人，而更重要的是忠于自己的“良心”、“良知”。
关于“耻”字，在孔子言论中多次出现，在后世的儒家弟子的着作中更是屡见不鲜，孟子是最强调这一点的，韩愈、朱熹都强调这一点，后来的顾炎武认为：“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清人龚自珍甚至认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孟子对此一个“耻”字的解释，最为精到：“人不可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有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这是无疑问的。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优于其他许多民族知识分子的根本，他们永远只对自己的一个“耻”字负责。对皇上，可以死谏，昏君无道之时还可以弑君；对亲人，也可以大义灭亲；对自己，可以杀身成仁。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人格精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
但是，什么是“耻”？什么是“有耻”？什么是“无耻”？这在后来的演变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问题不搞清，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人文传统不仅不会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反而会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力。这实在值得好好地辨析。
孔子关于“耻”的说法，有这样几种：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说得最透的是孟子的说法：“人不可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耻”的本义应是一种羞辱感。在这里，孔子是把“耻”与“道”、“德”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耻”是一种内在的人格精神，而不是一种外求的道德原则。孔子在治民上把“刑”与“礼”对称提出，正是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重要性。孟子所强调的更是一种内在精神，“无耻之耻无耻矣”，就是说已经做了无耻的事，有了无耻的想法，自己还不知这是“耻”，这便是真正的“无耻”。“无明”，不晓得什么是“耻”，才是最大的“无耻”。做了无耻之事，知是耻，就不是无耻；做了无耻之事，还不知是耻，这才是真正的无耻。一句话，只求一个“明白”。
儒家在这里强调的是内在的“明耻”，这和唯心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和用外在的道德来规范人也不是一回事。这是要切切实实分开的。
“恭近于礼，而远耻辱。”这里的远耻辱绝不可作外求讲，不能讲成“不被人羞辱”，如果这么讲就大错特错了，彻底脱离了儒家思想，脱离了东方文化。“士志于道”是不怕外在的东西来羞辱自己的，而是只要自己不认为自己羞辱就行了，所以虽然穿得破吃得差也不以为耻，因为你“志于道”。“远耻辱”，是自己的心“远”耻辱，我们不把耻辱的事当光荣的事，我自己不做自己认为是耻辱的打算。
“恭”作为外在的行为，本身就是“礼”，孔子为什么还要说“恭近于礼”呢？这里的“礼”肯定不是仅指外在的礼仪之“礼”，而是内在的客观的“和”，“礼之用，和为贵”。孔子又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这里的“有道”，当然是指国家的发展合乎了生命本质力量运动的规律，国家合了规律，你却贫且贱，这便是羞耻了。
这样一来，我们便明白了，“耻”应是合内外之道的知耻，而不是从外在去寻求的一个千古不移的道德标准的“知耻”。
什么是合内外道之“知耻”呢？一句话，不自欺、不自谦。这是孔子非常重要的思想，且看下文：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看来孔老先生是不以“狂”为耻，也不以“狷”为耻的，志高行狂的人有进取的一面，值得交往；拘谨自守难以变通的人有自己的操守，也应交往。完全合于中道的人交不着，交这两种人也是很好的。
由此可见，孔子绝不用世俗的道德约束人、规范人、衡量人。这又为“耻”字作了注脚。
下面的文字更证明我们对“耻”字的阐解是正确的。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不恒其德”与占卜连在一起，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人为什么要占卜，不就是心中没有主意吗？主意十分坚定的人是不会去打卦问卜的。东方文化从不简单否定占卜，认为它是迷信，但真正的占卜正是在自己的心中。如果你已经坚定不移地认为，你想从事的行为不是欺骗自己的，不是虚伪的自谦，这便是合了天地内外之大德，合了“至善”，那是没有不成功的，还需要占卜干什么？
这个过程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就可以掌握的，非得有一个锻炼过程不可。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你心头的天空晴且无云，自会对事物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行动起来当然不会“承之羞”了。
“耻”在何方？“耻”在心头，凡自欺或貌似自谦之人，必“耻”。“耻”，没有千古不移的外在道德标准。“耻”，必合于内外之道，其标准总是时代的、历史的、当下的，只有时代的、历史的、当下的，才是永恒的，才是“恒之德”。
这是孔子衡量一个人是否为“士”的最根本的原则，以这种原则去使于四方，必然不辱君命（国命）。至于有孝悌之名，且有孝悌之德的人，便是次一等的“士”了；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也可以勉强算一个“士”；如果这样做了，又要大肆鼓吹，那就是伪君子的小人了。
从“行己有耻”到“言必信，行必果”，很明显是一个从内到外的排列，由此可知孔子的真正用心仍在《大学》的宗旨之内。后世的解《论语》者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至于南先生的解释，我们抄一段由大家去评说。
“行己有耻”解：
“真正爱好面子这一点心思，培养起来，就是最高的道德了。”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千百年来，这种不切实际的道德把中国人害得还不够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