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真的“不自欺”
该说的话大半说完了，但《论语》还未解完，依我的本意，这本书早该停笔了。东方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用理论完全说得清的，往往只有在心与心的交流中，才可能使人逐渐醒悟，但最终仍然是要靠人们自己去亲身体悟，话说多了反而不好。
我写这几本书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坊间有关东方文化的错解太多太多，整个体系都是错的，我这才不得不就体系来说几句话，但终是说不透。比如孔子的“内省不疚”，虽然是其用心的着力处，但对于未曾如此用过心的人，怎么说也是难懂的。如果从更进一层讲，孔子的“内省不疚”也未必就是十全十美的东方文化的用心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佛、道两家的观念似乎更地道一点。我们这本书强调“内省不疚”，不等于我就百分之百赞成人人都如此去用心，这仍只是入手处。我们只是为了介绍孔子的思想，才不得不从各个方面去讲这“内省不疚”。
再比如，关于“历史”这个概念，我们使用它只是提示人们开阔眼界，宏观看历史，而不是如历史学家、考据学家那样，用一些具体的历史事实证明自己的历史观念。历史，人类历史，不管多么繁华炫目、变化万端、丰富多彩，但对于“宇宙—生命”系统的整体运动来讲，它仍是扭曲了的表象。以“历史”作唯一的标准也是会造成自我欺骗的。“所见非性”，任何人只要一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最后肯定会自觉不自觉地掉到自我欺骗的泥坑中。
“自我欺骗”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自我欺骗，关键是个“明白”，任何事只要明白了，明知是欺骗自己，也非干不可，那就不是自我欺骗。不要把“自我欺骗”看死了。把“自我欺骗”看死了同样是“障”，同样是犯了孔子说的“必”、“固”、“意”、“我”的毛病。
最好是如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的“勿忘勿助”。
只要是“明白”，就没有错。如果还错，那就是没有真明白，真明白者无错可说。
“明德”无他用，只是个“明白”、“明明白白”。
下面孔子与阳货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说明：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 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 子曰：诺，吾将仕矣。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着名的故事，阳货是季氏的陪臣，鲁国的国政长时间是被季氏所主，但实质上是被阳货所主，当时的孔子当然对这种人不屑一顾。阳货出于政客的图谋，总是想拉拢孔子，以装潢自己的门面，孔子对此执意不从，几经回避，最后还是让阳货堵上了。凡讲这段故事者，无不是认为阳货巧妙的问话把孔子说得无言对答，孔子不得不答应：“吾将仕。”这是根本不符合孔子本意的解释，孔子在这里无所谓是否被阳货说服了，或是逼服了。一个可以杀身取义、杀身成仁的孔子，岂能被一个阳货逼服？这不符合孔子的个性。
人们之所以错解孔子，原因有二：局限于文字表面，再者是根本不知孔子是如何用心的。
孔子被逼到绝境，这是事实，但孔子更想到的是，自己是企图回避他的，但不仅回避不了，反而奇巧地遇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不仅如此，这个小小的陪臣还能符合孔子的口味，质问得孔子哑口无言（并非真哑口无言），这个无赖还能这么机巧地以孔子之矛攻孔子之盾，这又是个奇迹。孔子最后答应“吾将仕”，不是被阳货的语言逼的，而是被两个意想不到的“奇迹”逼的。这些意想不到的“奇”，绝不是阳货个人的主观能力事先设计好的，只能说是“天意”令我出仕。“天意”是找不到的，这两个“奇”便是“天意”。既然是“天意”，我违背他干什么？我欺骗自己了吗？我臣服了阳货吗？不是。我“明白”因缘如此就不是自我欺骗。
这是我们在“用心”中最难把握的分寸感，但不要怕“错”，在这里只要真用心去把握了，就无对无错、无是无非，怕的只是“不把握”。能把握，就是明德的主动能力的显现，如果掉到“对错是非”的圈子里，便是又迷了。记住，没有一个现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让你去包治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