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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诗歌的壮年情怀(3)

王安石以政治家的身份登上诗坛(图1-24),对北宋诗歌的议论化倾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他自幼博览强记,读书一过目,便终生不忘。他的好朋友曾巩曾把他的作品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十分称赞。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中进士,他见时弊丛生,就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神宗继位后,命他先做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被召回做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他升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他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许多法令,但因为保守势力太大,最终失败。他晚年退居金陵,自号半山老人。其早年作诗“以意气自许”,把诗歌作为议事议政的工具,常在诗歌中批评时政,关心民瘼,所以风格峭刻简劲。他尤其喜欢在散文化的古体长诗中运用典故,而不讲究意境与情韵,体现了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晚年罢相之后,其文学观念由重教化转为重审美,因而后期诗作多写景抒情,思辨色彩和议论倾向相对减弱。他重视诗歌技巧、法度,注意造语用字,试图通过思力的安排达到天然浑成的境界,如《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风格精工巧丽,圆融和谐。这类诗作在宋代时独成一体,被称为“半山体”。

苏轼诗、文、词兼擅,而以诗歌数量最多,达两千七百多首(苏轼生平见下一章)。他的诗歌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了头的“以文为诗”写作手法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图1-25)。

苏轼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也就是提倡用诗歌来写现实生活,侧重表达生活中的情趣、感受和思考,因而他的诗歌内容丰富:有深沉的现实批判,如讽刺杨贵妃喜欢荔枝而不顾兵卒死活的《荔枝叹》;也有丰富的人生感悟,如感叹自己生平际遇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也有写景抒怀作品,如昨与杭州西湖的《望湖楼醉书》、写夜观长江的《游金山寺》等,内容丰富多彩。他早年学习浪漫主义精神,诗风偏于雄健奔放;中年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绚烂峥嵘;晚年学习淡雅之风,平淡精深。因而他的抒情诗蕴涵着深沉的人生反思,议论诗借助形象引发深刻的哲理思辨。如《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诗人意到笔随,想象奇特,豪放飘逸。《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该诗比喻巧妙,思致深刻,情理交融,韵味悠长。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图1-26)。他二十三岁中进士,曾任校书郎、秘书丞兼国史编修,曾两次因文字狱被害遭贬。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始终追随苏轼,与苏轼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其诗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

黄庭坚论诗以杜甫为宗,主张以学习杜甫来矫正学习李商隐的西昆体一派。他注重在诗歌的形式技巧上下工夫;又提倡创新,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要求诗歌不落俗套,应当刻意求新求奇,因而以才学为诗,注重从古人、从书本中寻找灵感。他总结两种学诗方法,一是“夺胎换骨”,就是用自己的言词模拟前人诗意,或有所引申发展;二是“点铁成金”,就是拿到前人的“陈言”,经过重新熔铸,形成新的意境和韵味,化腐朽为神奇。

大概由于黄庭坚过分地在诗歌形式和技巧上用功,因而他的诗作内容显得很单薄,多写描述个人生活经历,抒写自己卓行独立、不同流俗的精神气质以及屡遭贬谪的愤懑情绪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题画诗、咏物诗、论诗诗,都超脱了唐诗注重情感抒发的倾向,而是从哲学或精神的层面来审视这些艺术题材,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和文化气质,从而使诗歌更趋内敛,更具有士人的审美情趣。这对宋诗形成重视思致的艺术风格有巨大的影响。

黄庭坚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宋诗最典型的特征:讲求构思,结构回旋曲折,意象新奇别致,善于点化前人的诗意或诗句,使事用典,广征博引,体现了“以才学为诗”的追求。在格律上,好用拗律,押险韵,拗峭奇崛;在字句上,好造硬语,用奇字,力避陈熟,呈现出生新瘦硬、兀傲峭拔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山谷体”。

例如他的代表作《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这首诗写给少年时期的好友黄几复,表达了他对远隔万里的好友的思念,也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感慨。前半部分写昔日的欢乐,以表现今日思念的深刻;后半部分赞扬黄几复清正廉洁一生,却仍是一个县令。诗中前两句化用《左传》僖公四年和《汉书·苏武传》的典故,说明两人不能相见,只能鸿雁传书;三、四句化用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李商隐《夜雨寄北》中的句意,来表达少年的交游和分别的思念;五、六句用《汉书·司马相如传》和《左传》定公十三年来说明黄几复一生廉洁,干练有为;七、八句用了杜甫《不见》和《九日》诗中的句意,抒写对黄几复悲凉处境的同情和伤感。全诗“无一字无来处”,活用典故,体现了他“点铁成金”的技巧。而且诗歌句法新奇,对照鲜明。如颔联对仗工巧,不用一个动词,只以名词的巧妙搭配,形成了新颖独特的意象,把昔日良辰美景短暂与今天江湖两地相思对比,感人尤深。诗歌音律拗峭,声调奇崛,第五句两平五仄,第六句也是顺中带拗,皆平仄不叶,音节峭拔劲健,体现了黄庭坚用拗律、押险韵的艺术追求。

由于黄庭坚的诗歌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许多诗人都追随他的诗风。南宋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派宗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其下附诗人二十余位,并把他们称为“江西诗派”。到了元代,方回又在江西诗派前列杜甫为“一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三宗”,明确提出“一祖三宗”之说,使江西诗派的传承关系更加明朗。江西诗派只有陈师道、吕本中、陈与义等诗作较好,其他的诗人一味追求艺术技巧,忽略了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思想价值,因而作品整体价值不高。但北宋灭亡后,受江西诗派影响的一些诗人开始抒写爱国激情和民族情怀,诗风有所变化,对南宋诗坛影响较大。

四、南宋:更新自我的艰难创新

北宋的灭亡,一度颠覆了宋人温文尔雅式的沉稳,他们开始用诗歌来表达家国之恨,因而抒发爱国之情成为南宋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南宋初年,江西诗派的影响很大,陈与义、吕本中、曾几等人,一方面继续延续江西诗派的诗法,另一方面则试图对江西诗派过分讲究拗律、喜用硬语的毛病进行补救。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二十三岁以太学上舍甲科授文林郎、开德府(今河南濮阳)教授,后任太学博士。他因为《墨梅》诗写得好,受到宋徽宗赏识,被提拔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后又在陈留(在今河南开封东南)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酒税监。北宋灭亡时,他从陈留南渡,一度流浪在两湖地区。直到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他才从广东、福建辗转抵达杭州,先后担任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礼部侍郎、给事中、翰林学士等职务。绍兴七年(1137)春正月,官拜参知政事。第二年退休去世。因陈与义在南宋是以诗名得到宋高宗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的,故被时人视为“诗能达人”的典型,也是南北宋之交最重要的诗人。

陈与义在北宋时期所创作的诗歌多写闲情逸致,工于技巧而短于见识。南渡之后,经历了亡国之痛和流离之苦的陈与义,诗作风格开始沉郁起来,尤其是他更多体味到了杜甫当年写于兵荒马乱之中的情感,也对杜甫诗歌产生了深切的崇拜。他在《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金虏至奔入南山》中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诗人对自己年轻时期的作品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开始注重书写感时伤乱的内容,并努力追求苍凉沉郁的风格。例如他的七绝《牡丹》:“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牡丹是陈与义故乡洛阳的名花。离乡十年了,他感慨人已衰老,而故乡不知何时能够收复,凝视异乡华美的牡丹,不能减弱自己的乡思,只能增加国破家亡所带来的痛苦。他的七律受杜甫影响很大。杨万里说他“诗宗已上少陵坛”(《跋陈简斋奏章》)。陈与义的感时抚事、沉郁悲壮,突破了北宋后期以来“江西诗派”学习杜甫注重技巧的老路,更强调学习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因而既重视格律、字句的锤炼,又强调深沉情感的表达,这就避免了江西诗派过于追求尖新瘦硬所形成的雕琢之风,从而形成一种新的雄浑之美。

吕本中(1084—1145)是以诗学评论和诗学主张闻名当时的。他曾对曾几说,诗歌不能闭门造车地强求,在讲求法度中,更应该注重自己的内心体验,尤其要以意为法,不拘泥于字句,避免诗歌中板滞僵硬的现象。因而他的诗歌大多比较轻松自然,如《连州阳山归路》“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以儿女的无知反衬自己心中的酸楚,话语自然,脱口而出。因而很多人将他视为南宋诗风转变的过渡性人物。

曾几(1084—1166),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他是坚决主张抗金的,然而长期受到秦桧的排斥。据他的学生陆游说,他去拜见曾几,常听到曾几的忧国之言。曾几的《雪中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也说:“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这对陆游影响很大。曾几十分推崇黄庭坚,曾把一部《山谷集》读得烂熟,他还向韩驹、吕本中等江西诗派作家请教过作诗的方法,其诗风受江西诗派影响很大,延续了陈与义、吕本中等重情感、求自然的新变思路,作了许多清新明快的诗歌。有的诗歌写得情趣盎然,如《三衢道中》:“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该诗写出了江南初夏的勃勃生机,已经开启了杨万里“诚斋体”追求清新活泼的诗风。

南宋中期,随着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出现,诗歌创作开始繁荣起来。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宋中兴以来……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后人称他们为“中兴四大家”。这四人中,尤袤诗集失传,其余三人都以独特的诗歌风貌,推动了南宋诗歌的艰难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