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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诗歌的壮年情怀(4)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图1-27)。他自幼饱经丧乱,但好学不倦,二十岁与唐琬结婚,过了一段夫唱妇随的幸福生活,但后来被他的母亲强行拆散,唐琬另嫁他人。情感受挫的陆游只好赴临安(今杭州)应试,虽然名列第一,但因名列秦桧孙子之前而遭到秦氏的忌恨,秦桧党羽就用他“喜论恢复”,把他除名。直到秦桧死后他才被起用,任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以及蜀州、嘉州、荣州代理通判、知州等职。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邀陆游至蜀地任参议官,后受到孝宗召见,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管理茶盐一类的闲官。他在江西任上,遇到水灾,就开仓赈济灾民,以致损害了当地富农的利益,遂被以“擅权”罪名罢职。此后,陆游时而在家闲居,时而被起用,先后担任过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军器少监、礼部郎中等职,最终又以写诗“嘲咏风月”的罪名被罢官回乡,直到去世。

陆游早年拜曾几为师,学习江西诗派的技法,这一时期的诗歌注重文采藻饰,内容单薄。从四十六岁入蜀开始,他从军南郑,诗歌开始充满强烈的报国激情。如《长歌行》: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金印煌煌未入手,白发种种来无情。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岂其马上破贼手,哦诗长作寒螀鸣。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豪竹哀丝助剧饮,如巨野受黄河倾。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空有声。何当凯旋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

他通过丰富的想象,奇特的夸张,抒发了自己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迈理想,也表达了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例如《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诗人用沉痛的语言诉说北方百姓渴望恢复的伤感。再如《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一时期他的诗歌语言奔放,气势沉雄,体现了宏阔恣肆的艺术风格。

陆游很长一段生活是在故乡山阴的农村度过的。他有很多诗歌描写农村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光,寄托了自己复杂多样的情感体验。如《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平和宁静的景物中寄托了作者的出世之感。此外他还有一些爱情诗,是哀叹他和唐琬的往事,代表作是《沈园二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陆游的诗歌充分吸收了李白、杜甫以及屈原、陶渊明等人诗歌的长处,形成了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或壮阔雄浑,或清新如画,或流走生动,或浪漫雄奇,用九千三百多首诗歌的实践,有力地矫正了江西诗派的积弊。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野客(图1-28),二十四岁中进士,先后担任赣州(今属江西)司户、永州零陵县(今湖南永州)丞。孝宗即位后,任临安府教授,又因上《千虑策》,被推荐为国子博士,后升任太常博士、太常丞、将作少监。淳熙年间,他先后担任漳州知州、常州知州、广东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秘书少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知州等。淳熙十六年(1189),宋光宗即位,他担任秘书监,后因得罪宰相,退乡闲居,直到去世。

杨万里性格刚直,清廉儒雅。他在京城做官时,时刻预备着回老家的盘缠,且专用一个箱子装着并告诫家人不许购置物业,以免罢官回家时成为累赘。他在任届满,剩有余钱万缗,他弃于官府,不取而归。他的夫人和儿子也都以俭朴仁厚闻名当时。这种性格的形成,在于他受到南宋理学的影响,追求心胸的开阔和为人的洒脱,试图摆脱一切束缚。大概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把自己此前模仿江西诗派所作的千余首诗全部焚毁,转而寻求新的诗歌表达,试图走出书本而向大自然寻求诗歌的题材和创作的灵感,用心去体察自然界的山川草木、春华秋实,试图别开生面,淋漓尽致地表现自然的生机与活力。他的“诚斋体”,正是这种诗学追求的结晶。

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歌常常抓住自然界的生机和动态,描写转瞬即逝的景象,描写自然界新奇而多彩的景观,其句法灵活,语言生动,幽默诙谐,有效避免了江西诗派堆积典故的刻板和公式化,从而形成了清新通脱的民歌风情。例如《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诗歌境界开阔,描写出了荷叶的形状、颜色,表达了自己对夏日荷花美景的心驰神往。虽然“接天莲叶”、“映日荷花”的形态是一种静态美,但“无穷碧”、“别样红”的色彩却是灵动鲜活的,给人一种开朗阳刚的动态感,代表了杨万里诗歌的艺术风情。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他二十八岁中进士,先后任徽州司户参军、礼部员外郎。乾道六年(1170),他奉命出使金国,在金国慷慨陈词,不仅维护了宋朝的尊严,也索回了河南陵寝地。他全节而归,受到朝廷的褒奖,先后在静江、咸都、建康等地任职。他一度官至参知政事,但两个月即去职,隐居故乡石湖终老。

范成大早年学诗,也是从江西诗派入手,但也和陆游、杨万里一样,逐渐摆脱了江西诗派的束缚,转而向唐宋名家学习,最终自成一家。范成大的诗歌题材广泛,以田园诗成就最高。尤其是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绝句六十首,每十二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细腻地展现了农村四时的风光景物、风俗习惯,反映了农民的辛劳和困苦。如第三十首写农村儿童生活的辛劳:“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第三十五首写农民税赋的沉重:“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第四十四首写农村夜间劳作的情形:“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这些田园诗以农民的生活为主题,与此前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人的以隐士为主人公的田园诗不同,它是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的田园诗。这些诗歌语言自然清新,风格温润精雅,富有民歌风味,对南宋诗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南宋后期的诗歌,继续着“中兴四大家”的诗写自我、崇尚“活法”的倾向,但却过分讲求灵性和自我,转而使诗歌摈弃了才学,以致诗风表现出一点回归晚唐的意味。“永嘉四灵”是典型的代表。

“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他们都出于叶适之门,每个人的字或号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四灵”,并曾编选《四灵诗选》,对其进行褒扬。徐照(?—1211),字道晖,又字灵晖,自号山民。他一生家境贫寒,未做官,喜饮苦茶、游览山水、吟咏诗作。徐玑(1162—1214),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他为官清正,守法不阿,喜欢书法。翁卷,生卒年不详,字续古,一字灵舒,一生奔波,流浪江湖。赵师秀(1170—1220),字紫芝,又字灵秀,亦称灵芝,号天乐。他虽曾中进士,但一生不得志。他们四人的诗歌,多为五律,常写自然景物,最重视中间二联的推敲,十分讲究遣词用字、对偶声韵。但由于他们视野局限、才力不足,很多诗歌出于表现个人情趣,只能形成一种清幽的意境,与晚唐时期苦吟诗人和宋初晚唐体风情类似。由于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矫正江西诗派的典故堆砌、好发议论,因而在南宋诗坛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个别诗作也轻灵巧秀、清新隽逸,其中赵师秀的成就最高,如《有约》:“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该诗意境幽美,造语警秀。

与四灵诗人同时或稍后的另一个诗歌流派是江湖派。宋理宗宝庆初年,临安书商陈起结交了一批流落不遇或者官位较低的诗人,并把他们的诗歌收集起来,刻成《江湖集》,因而这批诗人被称为江湖诗人。其中包括刘克庄(1187—1269)、戴复古(约1167—1252)等人的一些诗。这些诗人不在官场,且郁郁不得志,就开始放言无忌,批评时政,因此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史弥远,史弥远下令禁毁《江湖集》,这反倒助长了《江湖集》的名声。史弥远死后,禁令被解除,陈起又刻《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书。

江湖派中的成员众多,成分复杂,作品内容也各不相同。前期诗人多关注社会政治现实,或抒发爱国情怀,或流露对朝廷的不满,或指斥权贵的丑行,表达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后期诗人日渐避祸全身,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流露出厌恶仕途、企羡隐逸的情绪。有的诗歌质实古朴,如刘克庄的《郊行》;有的诗歌平直流畅,如戴复古的《江阴浮远堂》;有的诗歌细致精巧,长于炼意,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江湖诗人不避通俗、以我手写我心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动了南宋诗歌进一步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

在南宋覆亡前后,还有一批诗人出现。他们有的投身抗元斗争,被执不屈,壮烈牺牲,如文天祥,其诗风接近杜甫的沉郁;有的转徙流离,无限伤感,如汪元量、谢翱、郑思肖等,其诗风接近孟郊、贾岛的奇崛幽峭,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和伤感。他们的这些诗歌和南宋诗歌的整体倾向是一致的,都是在试图摆脱将江西诗派的影响,而努力自成一体,但却都无一例外地向着晚唐或宋初回归。这似乎在说明:到了宋代,近体诗似乎走到了尽头,因为与此同时兴起的词和此后兴起的曲,不仅分去了诗人们的才情,也更能得到百姓的喜爱。这似乎又在说明,唐宋之际开始兴起的市民阶层,似乎不再满足于诗歌的抒情言志,他们喜欢歌唱更善于表达细腻情感的曲子词,也更喜欢倾听具有情节意味和人物形象的戏曲和小说。因而,到了元代以后,随着戏曲的兴起和小说创作的繁荣,诗歌这一曾经辉煌了数千年的文学体裁,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之后的诗歌尽管在数量上没有减少,但在质量上却再也不能与唐诗、宋诗相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