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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散文与儒道的聚散离合(2)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病死,李诵即位,王叔文集团执政,开始实施改革计划。柳宗元作为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参与谋议,主管朝廷重要公文的写作,后来逐渐成为改革派的领导人物。改革派的主要措施,就是裁抑宦官,扶持正直有才干的大臣,贬斥奸佞小人,打击不听中央调遣的地方藩镇,减免赋税,发展经济。这些措施都是积极的,并且在柳宗元等人的努力之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顺宗李诵多病,不太参与政事,改革派内部矛盾也比较复杂,策略上出现了不少失误,太子李纯支持下的保守派势力大张,仅半年时间就将改革派轰下了台。保守派阵营中的某些节度使联合起来,逼着顺宗退位,李诵无奈之下禅位李纯,就是后来的宪宗,改革在半年之后即告失败。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赴任途中,当权人物认为贬得太轻,又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的还有刘禹锡等七人,史称“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名称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乃是编制之外的闲人,待遇可想而知。到达永州之后,他的生活非常艰难,不几天,老母就因为水土不服而去世。宗元早年丧妻,没有续娶,孤身一人寄居在永州龙兴寺的一间厢房里。柳宗元被政敌禁止赦免,旧友故交都不敢与他书信往来。他此时的心境可以说是凄凉到了极点,但他并没有消沉。虽然他不能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却仍然力所能及地为当地百姓做事,发展当地的文化事业,坚持用古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抒发自己的苦闷心情。

柳宗元是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维护中央集权和等级制度,但他同韩愈还有所不同。韩愈排斥佛教,极力维护儒学的独尊地位,柳宗元却是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他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口号,但是在倡导儒家道统方面不像韩愈那样起劲儿、那样卖力,他也没有写过多少在韩愈文集中占了很大比重的卫道性质的文章。他的散文比韩愈更在乎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特别是苦闷的感情。在永州以及后来的贬所柳州,柳宗元在杂文、寓言和游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为唐代古文艺术的丰富和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因此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第二号核心人物(图2-9)。

他继承、发扬了先秦诸子的寓言传统,发展了寓言文学。诸子散文中的寓言穿插在说理过程中,只是辩论的一种工具。柳宗元则把寓言作为独立的文章来写,寓言的艺术品位无形中就提高了。他有一篇《黔之驴》,说是黔中(今贵州省)本来没有驴,后来有人把驴带到此地,老虎原来没见过,不知道这是什么怪物,所以很害怕。老虎试着接近它,没想到驴叫起来声音难听极了,把老虎吓坏了。可是时间长了,老虎发现驴的全部本事也不过就是叫几声、踢几下,等到“黔驴技穷”的时候,老虎就轻而易举地把它吃掉了。貌似强大的东西往往在实质上都很虚弱,都是靠着表面吓唬人。有这种信念,还能把它编成有情节、有趣味的寓言,按说柳宗元的心境应该是很积极、昂扬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借寓言来表达他的近似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要了解他真实的心境,还是要看他的游记。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永州任上所写的一组游记,《小石潭记》是其中最杰出的名篇。这个小石潭并没有多大,地方比较偏僻,没有什么人去,所以柳宗元认为他和弟弟柳宗直、好友吴武陵是首先发现小石潭的人。这篇文章最能体现柳宗元散文的个性色彩。他似乎比较喜欢用冷僻的字,比如说形容潭中的石头形态各异,“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坻”是水中高地,“屿”是小岛,“嵁”是不平的山岩,描写相当细致精微,但是读者如果不知道这几个字各是什么意思,也就完全不知所云。他这一点超过了韩愈,有点像某些汉赋作家,比如司马相如。他的文章多半富有诗歌式的意境,就是能够给读者创造一个想象的空间,饱含着作家本人的感情,也会勾起读者类似的情绪,而且让人回味不尽。柳宗元文章的意境多半是清幽的,比如小石潭在高大翠竹的环绕之中,人还没看见,老远就听到泉水叮咚,“如鸣佩环”,这声音很清脆,虽然是极小的细节,柳宗元用一个比喻就形容得很美,很能打动人的内心。柳文的意境有时候甚至有些冷寂,正如文中所写小石潭周围的环境,“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甚至令柳宗元也感到“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不过不难看出,柳宗元其实很喜欢那里,他笔下的情境往往带着浓厚的冷寂的色彩,这大概就是他被贬谪、放逐到蛮荒之地以后孤独、冷漠心境的真实写照。中晚唐文学里面不乏相似的现象,最突出的就是与柳宗元大致同时的短命诗人李贺。李贺总喜欢在诗歌里描写枯井、苔藓、废弃的宫殿台阁、坟地甚至鬼火,色调黯淡清冷,有时还有些恐怖,但他能写出其中独特的美,能用这些物象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他在这方面的感受力和表现手法无人能及,他内心的压抑和孤冷也无人能及,难怪他被称为“鬼才”,也难怪他只活了短短二十七个春秋。柳宗元比李贺稍微好一些,不过仍然偏于冷色调,有些消沉的情绪,越是到晚年越是如此。难以排解的孤独和苦闷,让柳宗元多愁多病,在四十六岁时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这对中国古代散文创作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样了不起的作家是不多见的。遭受打击、排挤和压抑,心情的压力的确很难排解,中晚唐时期这种人物特别多,柳宗元、李贺、李商隐等,都是这样的人物,真能想得开的实在少之又少。这多少反映出当时那个时代,已经没有贞观、开元时代的朝气蓬勃,政治、经济都在走着下坡路,文人的路子也越来越窄,心境越来越寥落、孤苦和悲观,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都能看出这种时代特征(图2-10)。

韩愈和柳宗元之后,他们的弟子辈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等人继续倡导古文写作。这些作家对推进古文运动的进一步开展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不过他们的才力、修养都不能同韩、柳相比,还或多或少地把古文艺术引向某种极端,比如他们普遍追求文字和修辞的奇崛、怪异,追求得过了头,反而降低了古文的艺术水平,影响了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到了晚唐,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在古文创作上也各有建树,他们的作品多短小精悍,特别是寓言和小品多有精彩之作,带有浓厚的批判现实的色彩。这时候的古文同中唐韩、柳等人的古文相比,正面倡导儒家之道的成分少了,批评甚至痛斥社会弊病的成分多了起来,这都是晚唐社会整体上趋于没落、已经让作家们普遍感到绝望的表现。古文运动已经没有了中唐时代那种昂扬的开拓精神,激情和动力大为削弱。随着骈文势力的卷土重来,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转入低潮。直到北宋中期,欧阳修、苏轼等文豪相继登上文坛的时候,古文同骈文的另一轮较量才再次展开。

三、欧阳修:拿散文当艺术

韩愈和柳宗元之后,古文创作还热闹了好一阵子,但到了晚唐也就逐渐降温了,盛唐、中唐时候备受批评的骈文,此时又抬起了头,卷土重来,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我们略微翻翻《全唐文》就不难发现,中唐时候不少私人书信已经用古文了,不少墓志也改成古文,有什么说什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文风平实了很多,可到了晚唐,这一部分文字又一股脑儿地改回到骈文,句句对偶,满眼都是些典故,看起来简直和六朝时代骈文一统文坛的情形没有什么差别了。古文、骈文就像是对阵的两国军队,一会儿我推进三十里,一会儿你又反攻五十里,这就叫做“对峙、消长”。晚唐这会儿,是骈文这边占了明显的优势。

原因何在呢?这得从骈文和古文两方面来看。

从古文方面说,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原本是为了阐明儒家之道,阐明儒道的目的在于挽救大唐帝国,让这个帝国从低谷走向中兴。安史之乱以后,宪宗励精图治,还真出现了中兴的气象,可是好景不长,唐帝国终于在内忧外患中一天天衰落下去,士人们越来越觉得这个国家没救了,大家丧失了信心,韩、柳一死,谁还再去呼吁“明道”呢?古文写作就此没了动力。这是其一。其二,韩、柳写文章都追求新奇,韩愈主张要“陈言务去”,柳宗元则特别喜欢用生僻字,新奇得过了头,也有弊端,那就是生僻古怪了。两人都有不少追随者,特别是韩愈,喜欢提拔后学,所以韩门很盛。他们的很多学生偏偏喜欢学那新奇、奇怪的一面,越走越偏,结果到最后弄得古文比骈文还难读,没人喜欢读,古文自然少了市场。

从骈文方面说,虽然一时被古文抢了风头,可骈文毕竟一统文坛五百年之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骈文的后劲儿仍然很足。比如说人们写了五百多年的骈文,你让他用个几年、十几年立刻改掉用对偶写文章的方式,那还真有些不现实。个别人可能改得快一些,大部分人就没有那么快,况且很多人压根儿就不想改,他从根子里就认为骈文才是“文”,古文就算不得“文”,那改起来岂不是更困难?这就是旧有的文体观念在起作用,都是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古文运动红火了大概二三十年,骈文始终在旁边虎视眈眈,古文自身一旦出点问题,骈文哪能不乘虚而入呢?于是晚唐五代时期的文坛,骈文又恢复了统治地位,而且文风特别浮艳,五代时几乎没有什么人再去提倡古文了。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北宋初年,更掀起了一股骈文创作的高潮。朝廷里的一帮负责起草诏诰的重臣,生活条件优越,文化修养深厚,晚唐李商隐的诗歌和骈文华艳富丽,特别投合他们的喜好和歌功颂德的需要,他们就大肆模仿起来,一度形成文坛上的“李商隐热”。这个创作队伍的领袖,就是曾经担任翰林学士的杨亿。其实如前文所述,李商隐在晚唐并不得志,他只活了四十六岁,后半生二十多年的时间都在地方藩镇幕府里讨生活,他的骈文虽然繁富华丽,却多属于地方幕府的公文,杨亿他们把这种文风带到北宋朝廷的诏诰写作里面,很快扩大了它的影响,风靡一时。

到了宋仁宗天圣、庆历年间,天下承平,经济逐渐繁荣,政治上也比较稳定,可是不少有识之士大有先见之明,看到了太平景象下隐藏的危机。比如说国内吏治冗滥、腐败,浪费严重;国家的西方、北方还有西夏和辽虎视眈眈,现在北宋政府实际上还在靠着向两个国家输送“岁币”来委曲求全、维持表面的和平。所以这些士人要求立即进行政治改革。仁宗皇帝一开始对改革是赞成的,就责成范仲淹等人着手施行。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在于改变晚唐五代以来卑弱的文风,因为散文要为改革服务,就必须树立健康的文风。在这一方面,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主力。我们看他编写的《集古录跋尾》,凡是提到晚唐五代文风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批评。在欧阳修之前,北宋初年就出现了不少古文家,比如柳开、穆修等,他们坚持不懈地倡导古文,反对骈文,但是这些古文家或者地位不高,不能像欧阳修那样“登高而呼”,很难造成大的影响;或者才力有限,停留在模拟唐代古文家的水平上,不能有所创新,很难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都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不过这些作家作为先驱,都为揭开宋代古文运动的序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代古文家基本上都是把先秦散文作为学习的典范,而宋代古文家却一致地把韩愈作为效法对象。因为在宋代古文家看来,韩愈把儒道和文采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做法乃是散文创作的正路。

与欧阳修大致同时,有位学者叫石介,是国家最高学府的老师,性格比较偏激,对晚唐五代以来的骈文反对最为激烈,但是走了极端,为了表示同骈文决裂,专门写些怪怪奇奇的古文,用字生僻,句子读起来十分拗口。不过凭着老师的地位,对太学生影响很大,结果那一段时间,科举考试非得用这种古怪的文体,不然就很难考中,人们甚至把这种文章称作“太学体”。后来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就彻底扭转了这种风气,选中的都是那些平易流畅、自然通顺的文章,这样就为宋代古文运动确定了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唐代古文运动的衰落,就与古怪、不健康的文风有很大关系。宋代古文运动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从远处说,是接受了唐代古文的教训;从近处说,“太学体”的不良影响也引起了古文家们的高度警惕。后代的文论家普遍认为,宋代古文高于唐代古文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平易自然和明白流畅。

欧阳修幼时很可怜,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欧阳观死在泰州军事判官任上,母亲郑氏年方三十岁就守了寡,家庭穷困,母子过不下去了,就到随州(今湖北随州)投靠了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郑氏希望儿子将来能做个有用的人,重振家业,没有钱买纸笔,就用荻杆儿画地,教欧阳修认字,还教给他背诵古文。欧阳修很努力,从邻居李尧辅家借来了《昌黎先生文集》六卷,感受到韩愈文章的博大精深。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很快就以文章在士子们中间出了名。庆历初,欧阳修积极支持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庆历五年(1045),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欧阳修仗义执言,也被贬到滁州做地方官。四十八岁召回京师,晚年官至参知政事。六十五岁致仕,定居颍州,第二年病逝。

欧阳修是北宋中期举世公认的文坛领袖和一代宗师。在文学创作上,欧阳修的诗歌和散文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他接过韩愈、柳宗元文体改革的大旗,通过自己优秀的创作,为古文的发展重新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政治方面,他做到宰相级的高官,还主持过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选拔了苏轼、苏辙兄弟和曾巩、曾布、程颢、王回、张载等一大批一流人才,他们后来都成为北宋中后期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中坚力量。欧阳修对古文发展最了不起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把古文引到了平易自然的道路上去;二是选拔、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古文写作人才。这两个方面,是北宋古文运动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基础,也是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等人没有做到,或者没能做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