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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散文与儒道的聚散离合(3)

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里面,苏洵一一评价了孟子、韩愈、李翱、陆贽和欧阳修的散文,认为欧阳修文章的优点在于自然流畅,平易从容,让人读起来没有艰难劳苦的感觉。这还真让苏洵说到了点子上。其实,即便是欧阳修所写的政论、史论,读起来也轻松自然,并且一点都不缺乏逻辑性和层次感,《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都是这类体裁中的名篇。至于欧阳修记述游览历程和名胜景观的那些散文,就更有隽永的情趣和飘逸的神采,像《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都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名篇,特别是《醉翁亭记》,常常被选入中学课本,当今的大学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作者以一种优游、从容又不乏幽默的笔调开启全篇,音调高低错落,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难体味到轻松自得的心态,仿佛都被醉翁的那股醉态给感染了一般。文中最美的,还要属作者对亭子周围景色在早晚、四时之间的美妙变化的描写: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日出云归,显示着山间的朝暮;春花的幽香、夏木的葱茏,秋日的高洁风霜,还有隆冬的水落石出,体现着四季的鲜明变化。作者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能对山间的朝暮、四时有这样细腻、敏感的体察,这醉翁真是人醉心不醉啊!欧阳修因为犯颜直谏、遭到别人的诬蔑而被贬到滁州,年纪刚届四十,便自号“醉翁”,心情的郁闷和压抑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牢骚,没有抱怨,而是寄情山水,在山水之间忘掉自己的形骸,发现大自然中所包含的种种哲理趣味。这其实就是欧阳修游记的个性,也是比柳宗元等人的游记进步和高明的地方(图2-11)。

越是高明的文字,越是苦心锤炼的结果,欧阳修的散文也不例外。南宋思想家朱熹对欧阳修散文艺术的高超十分佩服,也十分了解作者在构思和写作中所付出的劳苦和艰辛。他曾经对人说:“欧阳修的文字,多半是通过无数次的修改,才达到这样高的艺术水平。有人买到了他的《醉翁亭记》的手稿,为了说明‘滁州四面有山’这层意思,一开始用了几十个字,到了最后确定下来,只有‘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其他都给删掉了。”关于写文章,欧阳修还有一个“三上”的说法,就是枕上、马上、厕上——为了琢磨词句,就连睡觉前后、外出行走和上厕所的时间都不放过,确实是“成如容易却艰辛”,用心之苦、用力之勤实在值得后人钦佩。

四、苏轼:用散文写人生

欧阳修之后,他的学生苏轼充任了文坛盟主的角色,古文运动得以继续健康、平稳地向前推进。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四川眉州眉山,苏洵长子。幼年跟随道士张易简学习,又受母亲程氏和父亲教养,学通经史,尤其通晓《庄子》和《汉书》。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充满磨难,但大抵能够泰然处之,豁达乐观,除了个性原因以外,同他烂熟《庄子》有很大的关系。东坡经常给人讲《庄子》里面的故事,或者开导别人,或者安慰自己,可以说明他对这部书,从文字到精神都已经运用自如了,达到了《庄子·养生主》里面所说的“游刃有余”的境界。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否真正能够治天下,恐怕没有人亲自试验过,不过一部书对一个人一生影响之大,通过东坡熟读《庄子》就不难看出来了。

嘉祐元年(1056),苏轼和弟弟苏辙随同父亲一起走出四川,到汴梁参加科举考试,第二年和弟弟中同榜进士,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称赏。苏轼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举例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虽然饱读经典,却也不知道这个例子的出处,后来当面问苏轼,苏轼说:“这不过是想当然罢了。道理是这样就行了,何必一定要有实事呢?”欧阳修不但没怪罪,反而对苏轼更加赞赏了,称许说:“这个年轻人真是善读书、善用书,将来文章必然独步天下,名声一定会在我之上!”后来苏轼果然名满天下。可见欧阳修作为文坛盟主,还极富识人的雅量,确实堪称一代宗师。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艺全才,诗、文、词、赋、书、画,无一不能,无一不精,而且都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出更为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在苏轼的一生当中,确实没有哪件事是随人俯仰,跟在别人脚跟后面亦步亦趋,他总是要标新立异,充分显示出可贵的探索精神。在饮食、器用方面,就自己发明了东坡肉和东坡帽;他在黄州自己酿造过蜜酒,在定州制作过松醪,在惠州尝试过制作桂花酒;他流放海南的时候还自己烧烟制墨以自给,为此差点把自己的茅屋给烧掉。这种性格,成就了一个艺术领域的奇才、天才,同时也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波折和磨难。

他在嘉祐二年(1057)中了进士之后,又通过了制科考试,初授凤翔府签书判官,后来又做到判官告院、开封府推官。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推行新法,苏轼根据事实上书,说新法中有些条款给农民带来了损害和不便,搞得当权人物很不高兴,于是苏轼自己要求到地方上去做官,先做杭州通判,后来又做过密州、徐州的知州,很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改任湖州太守不久,御史李定等人诬告苏轼诗歌当中有些词句包藏祸心,诽谤朝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终于把苏轼弄进了御史台监狱。御史台在当时又称乌台,这次事件史称“乌台诗案”,成为北宋王朝最著名的文字狱。苏轼自料必死无疑,又在狱中给弟弟苏辙写了一首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因为苏轼名声太大,在太后的干预下,神宗亲自审理此案,赦免了他的死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到了黄州之后,苏轼形同囚犯,在友人给他找到的一块荒地里躬耕,后来就用这块田地的名称——东坡做了自己的号。四年之后,苏轼改贬汝州。北上途中,苏轼经过金陵,拜会了退休后闲居金陵的改革宰相王安石,尽管两人政见有所不同,却保持了极好的私交。像王安石和苏轼这样的真君子,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多见的。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死,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起用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执政,改元元祐,尽废新法。此时苏轼刚到登州知州任上,就被朝廷召回,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这是负责起草朝廷政令的要职,其实就是宰相的副手。苏轼得到如此重用,是因为他在熙宁中反对过新法,被旧党人士视为自己人。可是苏轼性格耿直,说话做事从来都是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是从党派的私利出发,这回又犯了这个“毛病”。他提出司马光不应该尽废新法,对于新法中合理的成分应该予以保留才是。这下又得罪了旧党,认为他是在为新党说好话。苏轼在朝中无法立足,元祐四年(1089),自己要求出知杭州,两年后又召还,任翰林学士承旨,很快又被人诬陷写诗庆幸神宗之死,于是外任颍州、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意思是要继承神宗未能完成的变法事业。章惇、蔡京等人上台,他们其实并非改革派,而是伪装的变法人士,纯粹通过投机来打击政敌。苏轼被当做元祐旧臣免官降职,从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再贬琼州、儋州(今海南琼州、儋县)。此时的东坡,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投身荒岛,家人离散,陪伴在身边的爱妾朝云,也在流放途中染病身亡。东坡携带最小的儿子苏过,渡过琼州海峡,在海南度过了两年凄凉而坦然的生活。当时的海南可不是今天这样发达的经济特区,而是雨林遍布、虫蛇野兽多有出没的蛮荒之地,居住在岛上的只有为数不多的黎族人民。东坡这时心态已经更加平和,参透了人生,参透了苦难,安心自处,勤政爱民,深受群众爱戴,同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东坡终于被赦免北归,第二年回到常州(今江苏常州)。东坡早已看透了宦海风波和人情冷暖,再也不想回到汴梁那种充满是非的大都会,只希望能够在常州或者颍州安家常住,没想到就此一病不起,七月就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东坡的一生,多半卷在党派斗争的旋涡里面,逆境多而顺境少,但是他坚持操守和良心,从来都是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说话、办事,还喜欢用诗歌、散文和其他文艺作品发表见解、抒发情感,这就不可避免地频频触犯官场的大忌,一次次在官场倾轧中碰得头破血流。尽管备受打压和摧残,东坡还是不肯俯仰随人,无论遭到怎样的诬蔑,无论被贬谪到多么荒远的地方,东坡都能够恬然自适,在压抑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在苦难中探索人生的美好,善于用佛教和道家思想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塑造出一种坚持雅操、个性鲜明、化苦为乐、圆融无碍的人格境界,引起无数命运坎坷的知识分子的共鸣,成为古今众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偶像。

东坡超然、旷达的情怀在他的散文中几乎随处可见,比如他被贬惠州以后,给他的好友参寥和尚写信说: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

东坡把自己比做一个苦行僧人,蔬食饮水即能生存。虽然南方瘴气重,容易让人生病,可是北方人难道就不生病吗?当地因为缺乏医药,病死不少人,但是在京师第一流的大夫手里死去的人更多!东坡用这种幽默诙谐的思考方式去安慰挂念他的朋友,也用这种方法给自己宽心。东坡在垂暮之年被贬到海南之后,家破人亡,生活更加孤苦,只有幼子苏过陪在身边,仍然不失达观,而且加深了对哲理的妙悟。他在《在儋耳书》中说:

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发一笑。

这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东坡在严酷的逆境中能够随手拈起《庄子》中的哲理故事,加以发挥,为自己开解心怀。世界之大,真是无限大,世界之小又无限小,人若是只把眼光放在眼前的得失利害上面,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心境都要随着这点得失利害去周旋;如果从中超脱出来看,人的生命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小米罢了。海南岛是个岛,难道中原就不是个岛吗?东坡的时代还不知道人是生存在地球上,可是东坡所领会的道理完全一样。试想整个宇宙多么大,地球不过是里面微乎其微的一粒尘埃,何况宇宙之外更有宇宙呢!东坡就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能将典籍中的哲理故事略加点染,化成他散文创作中的一种豁达,一种情趣。

无论哪一种体裁,东坡都十分擅长,政论、史论、书序、题跋、杂记,甚至随笔小品无所不精,多能达到出神入化、巧夺天工的艺术境界。篇幅所限,我们只举出《放鹤亭记》中的一段文字来略加欣赏:

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这段文字,乍看上去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有几分相似,也是写“亭”,也是从城郡周围所环绕的山说起,同样说到了四时景致和风雨晦明。仔细玩味,就不难发现两篇文章实际上各有千秋。《醉翁亭记》的笔触乃是从山写到溪水,从溪水写到泉,又从泉水引到亭子,进而再写建造亭子的人,最后说到亭子命名的原因,然后才有了对山间朝暮、四时之景的细致描绘。《放鹤亭记》则略有变化:从山直接说到亭子,进而把四季景观的变化一笔带过,然后多用了几笔描写鹤或翔或立的飘逸姿态,最后归结到命名原因。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思维方式,前者是层层递进的单线式,后者则是从外围过渡到中心的方式;《醉翁亭记》句尾频频使用“也”字,显得迂回婉转,《放鹤亭记》则几乎没用句尾助词,语气干净利落,全靠短句之间音调的高低变化,来表现轻快的节奏。两篇文章共有的妙处,就是把空间景物放在时间的变化中去描绘,又把文章的重心——亭子放在时空交错中来突显,人物的情感则在不知不觉中寄托在描绘的语言当中,整体上显得浑然、飘逸。

在东坡生前,他的包括散文在内的作品就闻名遐迩,甚至在边疆地区和辽国、朝鲜等地都广为流传。他去世之后,因为北宋的党派斗争,他的作品曾经一度遭到禁毁,不许阅读和流传,但是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毕竟不会遭到埋没,到了南宋高宗的时候,苏轼的文章再次盛行。陆游曾经说,当时大家学习苏文的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俗语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到了孝宗的时候,更形成了“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的盛况,郎晔专门编辑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进呈给孝宗皇帝。后来明代公安派倡导小品文,东坡的随笔、小品就是他们学习的典范之一。

东坡像他的老师欧阳修一样,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能够影响、带动很多人去投入文学创作和研究。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另外加上陈师道和李廌,称为“苏门六君子”,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一千年以来,从各个方面受到东坡影响的文人又不知道有多少。东坡是大家,更是大师;不仅是一时一代的大师,更是影响千古的大师。他的影响,当然首先在于散文、诗歌、词、赋等文体的艺术成就,还在于他超凡脱俗、风雅旷达的气质品格,人格魅力的影响大概更广泛、更深刻。

东坡说自己的文章就像是“万斛泉源”般随处可以喷薄而出,就像是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是在欧阳修文学主张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进一步发展,是散文艺术上极高的境界。

苏洵、苏轼、苏辙,一家父子三人都是后人景仰的文豪,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骄傲的事。后人为了纪念苏氏父子,在他们的故乡立起了三苏祠,今天还有很多人陆续到四川眉山去凭吊。在三苏祠的门口,有一副对联,叫做“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是说他们家不仅父子三人个个是文坛上的奇才,苏轼还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并称“韩柳欧苏”,他们是文体改革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成就最为卓越的大师(图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