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话题中国文学史
19023500000035

第35章 抒写性灵的晚明散文(1)

如果从蒙古王朝消灭金朝、统一北方中国(1234)算起,到朱元璋领导义军推翻蒙古政权、元顺帝逃离大都(1368),元朝的统治时间总共有一百三十四年。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元朝统治者虽然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不过民族的融合也确实加强了许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有较大发展,削弱了儒家思想,特别是宋代形成的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在群众中的影响。科举制度时而实行,时而中止,儒生没有了做官的出路,地位大大下降,社会上竟然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士人既然不容易靠做官维持生计,于是要么躲进山林,做了隐士,要么混迹市井,流连于青楼瓦舍之间。这后一部分人加深了同市民阶层的联系,思想意识较为活跃,通过杂剧这种通俗的文学艺术形式反映现实,抒发愤懑,促进了元杂剧的繁荣(元杂剧的情况将在本书第三篇中详细介绍,此处不赘谈),散文的创作反而落寞了许多。

明代开国,扭转元代政治的弊端,首先就极力推尊程朱理学,开国君臣多是理学的崇拜者。擅长散文的开国功臣宋濂、刘基等人在创作上也师法唐宋,文笔谨严。太祖朱元璋出身低微,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年轻的时候在皇觉寺出家做过和尚,所以对文人十分敏感和警惕,尤其忌讳“秃”、“光”、“僧”等字眼,文人动辄因为文字掉脑袋,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哪里会有开拓散文新境的胸襟和勇气?从第三位皇帝成祖永乐年间开始,直到宪宗成化,中间的七八十年,以高官杨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风行一时。这种作品喜欢歌功颂德,颂扬盛世,粉饰太平,格调典丽雍容,能得帝王欢心,却逐渐失去了对一般文人的吸引力。成化以后,以李梦阳、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开始倡导向秦汉文章学习,来对抗陈腐文风的流弊。后来又有归有光等人的唐宋派古文家摇旗呐喊,复古就成了明代中期散文舞台上的主题。但复古也有其缺陷,前后七子一味模拟秦汉、唐宋古文,形貌还学不到家,更别说精神了,因此很有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味道。从嘉靖到隆庆年间,前后七子统领文坛达四十年之久,搞得那些不甘心专门模拟、追随前代文学遗产的作家心生反感,于是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摆脱古人的束缚,尽情抒发自己的真情和性灵,加上此时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革,两相配合,共同促成了小品文的流行。

一、性情童心的灵动表达

小品是散文家族中的一员,在中国古代散文中源远流长,但它的繁荣兴盛和美学品位的提高却在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晚明小品文的繁兴,同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很大关系。

弘治、正德之间,出了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王守仁,他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特别强调“良知”,认为判断是非和疾恶向善的能力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不是必须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获得;圣贤说的话、做的事是否真正正确,都要经过自己内心“良知”的检验。他虽然并没有反对封建伦理纲常,可是毕竟对以往的儒家圣贤发起了挑战,这对已经趋于僵化的程朱理学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他的学说影响很大,被人称作“心学”或者“王学”。到嘉靖、万历年间又分出不少派别,其中的泰州学派思想最为激进。从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到何心隐、李贽,越来越显示出离经叛道的倾向,因此,泰州学派又被称为王学左派。李贽说,平日的吃饭穿衣这些普通事,就是人伦纲常之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天赋和能力,并不需要依赖孔子之类的圣贤所讲的道理。这话很能代表王学左派的看法。与此同时,佛教中的禅宗一派在晚明十分普及,而且很有时代特色,叫做“狂禅”。信仰者强调本心就是禅,他们不要偶像,也不要教义,认为佛祖、经义也不过是“屎窖子”,或者只是个卖地的账本。依照自己的本心办事、生活,就得要求快意、适性,“食、色,性也”,声色之好自然成了他们正当、坦荡的追求。那时候,皓首穷经的规矩读书人未必有人赞赏,才华横溢、频繁出入酒肆青楼的文人却很容易赢得别人的崇拜。晚明时代,不少知识分子的行为非常怪诞,有的穿着破衣烂衫在街上大呼小叫,有的简直行同叫花子或者精神失常的病人,他们倒不是真的有病,而是要用这种“行为艺术”来张扬个性,告诉世人只有自己的心才是权威,才是最伟大的圣贤。他们要冲破长期以来程朱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要寻求自己人性和心灵的最大解放。王学左派和所谓的狂禅,在这方面所起到的思想启蒙的作用是很有些一致之处的。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这些新思潮不遗余力地百般打击,却显得捉襟见肘,收效甚微。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把明代后期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实在是很确切的。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图2-13)。他大概是晚明思想家里面最为激烈的,他对上下数千年的封建思想,尤其是宋代形成的道学一概大举挞伐,可是这些东西毕竟是统治者牢笼人心、维持统治的思想工具,你总是那么揭露它,统治者哪能忍受?于是他们把李贽抓起来,关进囚牢。李贽性格很硬,他曾经说,他自幼就很倔强,很难接受别人的看法,不相信学问,不相信道家,也不相信神仙,见到宗教人士就感到厌烦,尤其讨厌道学家,但对当时极为流行的狂禅却极度崇拜和热衷,是一个狂热的信徒。李贽曾经做过南京刑部主事,后来又担任云南姚安知府,他之所以出来做官,完全是为了拿点俸禄来养家,平日同世俗之人接触,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万历九年(1581)他就辞了官不做,万历十六年(1588)迁居到湖北麻城龙潭湖芝佛院,一心读书、讲学、著述。这种性格,虽然很伟岸,很值得敬佩,可是很难被社会所接受。

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贽公开讲学已经二十年,名满天下,招来了很多人的嫉恨,同时被官府四处驱逐,只好流寓各地。最后,他受到一个退休的御史马应伦的邀请,来到北京附近的通州居住。万历三十年(1602),七十六岁的李贽病势沉重,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于是写下了《遗言》,对后事作了安排。李贽是理学的叛逆者,一生受到封建卫道者的种种迫害,朝廷将李贽视为“妖逆”,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也没有放过他,他的《遗言》还没来得及落实,当局就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下狱。他被关在监狱里也不服气,不肯改变自己的独特见解,读书作诗如同平日。后来终于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不肯向这个世界低头,于是在当年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向狱卒索要剃刀,要求剃头。李贽趁狱卒外出的间隙,拿起剃刀割破了自己的咽喉自杀,但当时并没有死,直到两天之后才气绝身亡。割喉以后,狱卒曾经问他:“和尚痛否?”——因为李贽原来做过和尚,平时也喜欢以和尚自称,所以狱卒这样称呼他——李贽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于是用指头画手心说:“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杀?”李贽画手心云:“七十老翁何所求?”写完就咽了气。整个过程十分凄凉、悲壮。本来自李贽被捕之后,马应伦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李贽自杀时,马应伦恰好不在。得知李贽的死讯,马应伦自责不已,伤心之余,为李贽营建寺庙、修治坟墓以寄托哀思。李贽的墓地,就在今天通州西海子公园城墙遗址的边上。

给李贽招来杀身之祸的,主要就是记载了他的惊世骇俗言论的《藏书》和《焚书》、《续焚书》这几部文集。李贽在书前还写了序,特别说明命名的来由:历史上几千年的是非和隐秘,别人没有看出来,但是我看出来、还写出来了,当代人多半没有那么高的见识,一时未必能理解,所以要像司马迁写出《史记》那样,要“藏之名山,传诸其人”,所以叫《藏书》;说了不该说的话,揭穿了世上很多假道学、伪君子的老底儿,这些人知道有这书的存在,想必一定要焚之而后快,所以叫《焚书》;之所以要刊刻出来,乃是因为我有话不能不说,说出来必定会有人喜欢。单看这书名,大约就能猜出李贽激烈、倔犟的个性,而且他对自己的言论将会引起怎样的反应,心里是很有数的。

李贽本身不以文学创作出名,但他的一套理论对文学变革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作用最大的,莫过于他的那篇《童心说》。他说: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的心,有了童心才会有最好的文章,而并不在于是不是去模仿古人。可是童心非常难得,很容易被世俗遮蔽,即便是读书,在开阔眼界、增长见闻的同时,也会蒙蔽童心。童心最可怕的“敌人”是名利和欲望,在这些东西的诱惑面前,人们总是假言假行,矫揉造作,让童心丧失殆尽。李贽还认为,文章的写作,就是在胸中蓄积了足够的素材、不能不一吐为快的时候,去“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他的意思就是强调抒发真情,无论做人还是写文章,都要扫除名利、欲望的干扰,不计较,少修饰,才能保持童心的清明、完整。这些看法,都直接启发了公安派的“性灵说”。

李贽一生很孤独,晚年流寓各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跑。更可悲的是理解他的人很少很少,皇上不喜欢他,官员不喜欢他,很多正直有见解的士大夫也不喜欢他。李贽死后三四十年,明朝就亡在李自成的起义军和满洲人的铁蹄之下。王夫之、顾炎武等学者对晚明知识分子的风气痛心疾首,把李贽当成了替罪的羔羊,对他破口大骂,认为自古以来敢于诬蔑圣人的小人,要属李贽最坏;把他看做是晚明士大夫道德沦丧、不负责任、无视伦理纲常的始作俑者,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溃烂和衰亡。这种评价对李贽是不公平的,李贽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同晚明士大夫的腐化、堕落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俗语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贽在后世也有大受推崇的时候。每当反传统的思潮占了上风,有人大声疾呼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李贽就常常被后人抬出来表彰一番。总起来看,无论表彰还是抨击,毕竟说明这个人的思想是有价值的。可惜斯人已逝,千秋功罪,只好任由后人评说了。

二、追慕秀逸的“公安三袁”

所谓“公安派”,就是万历年间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主力是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和袁中道(1570—1624),号称“公安三袁”。这兄弟三人曾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十一年(1603)两次到麻湖龙城会见李贽,得到李贽的称赞和熏陶。在大部分人对李贽报以仇恨和不理解的时候,他们都是李贽思想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李贽死后,老三袁中道特意写了《李温陵传》,来表彰李贽及其思想。袁中道在这篇传记中说,对他本人而言,李贽“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所谓“不能学者”,一是节操清廉,二是少私寡欲,三是悟性极高,四是手不释卷,五是刚直不屈。所谓“不愿学者”,首先是快意恩仇,眼见不平,必然出手;其次,不一心退隐山林,一心救世救民;第三,不拘小节,心直口快。不能学、不愿学,实际上都是用了反衬的手法,来赞扬李贽人品和学问的境界高超,让一般人仰之弥高,难以企及。可以说,这种评价代表了袁氏三兄弟的共同心声。

大概由于三兄弟成长环境相似,性格、才具也大致相当,又都同时受到李贽的奖掖和启发,所以他们在散文理论上的看法也非常相近。就像袁宏道给弟弟袁中道的诗集所写的《叙小修诗》里面所说的那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本着这个原则,三人的诗文创作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特别是老二袁宏道,更在宗道、中道之上。袁宏道二十四岁的时候,首先独自到龙潭湖向李贽求教问学,得到了很多启发。曾被李贽留住三个月,得到李贽的特别称赞,还为他赠诗,并给他少年时期的创作写了序。袁宏道在李贽的教导下如同醍醐灌顶,得到极大的启发,从此就坚决反对剽窃模拟古人,大骂窃取古人词句的人是“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可见他的态度激烈到什么程度,确实很有李贽的风采。袁宏道说:老子曾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能消灭,庄子也骂过孔子,但是他们的书到今天依然流行;荀子说人性本恶,同孟子“性善”的主张针锋相对,司马迁的《史记》还是把两家放在一篇传记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能够发表独立的见解,不做前人的跟屁虫,这才真正是顶天立地、了不起的人物。(《与张幼于》)袁宏道在小品文的创作上的确水平最高,难怪李贽当年能够那么欣赏他,真可谓慧眼识珠。

顾名思义,小品文体制的特点就在于短小精悍。体裁上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晚明时期,文人对庄重古板的高文典册兴趣不再浓厚,对明道、弘道之作多少有些厌烦了,欣赏的趣味就逐渐转移到那些体制短小、活泼灵动而富有生活气息和雅致品格的小制作上来。

袁宏道的散文小品清新活泼,文笔秀逸,特别是写景的短文,除了观察细腻、饱含感情之外,还透着一股鲜活的灵气。比如写北京东北郊满井景观的《满井游记》,就是一个公认的名篇。满井,在北京安定门外往东五里地。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因为这里“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百亩一润”,所以得了这个名字。这是明代北京著名的游春之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农历二月二十二日,袁宏道出游到此,看到这样美妙的景色:

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环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