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西湖，终老杭州”。这话谁也想不到，竟然出自一个日本战国时代末期的封建领主。这个完成近代首次统一日本的领袖，早在16世纪，就开始做一个美梦：有朝一日，将朝鲜和中国纳入日本版图。
于是乎，从这位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开始，凡有侵略野心的日本统治者，都不断地将这梦延续下来。日本的明治维新，迅速增强了国家实力，侵略野心也熊熊燃起。
他们先是占领原本中国的附属国朝鲜，接下来在黄海大战、辽东之战、威海之战等都打败了清政府，甚至把清政府的整个北洋海军几乎全军打没。
到了最后——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
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使国人从梦中惊醒，反思中在军事上知道了战败的原因是我们军队的训练不行，在政治上是我们的制度已经腐朽不堪。
军事上已经有袁世凯在操练新式陆军了。那么政治上呢，中国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才能避免亡国的悲剧！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公车上书，请求光绪帝变法维新。
光绪皇帝是个见到太后就胆战心惊、浑身筛糠的皇帝，虽然已经亲政，却从来不敢擅自做主，事事都要向太后请旨。
变法维新，事关大体，光绪皇帝自然先去请示太后。
鉴于一连串的失败，国内改良派呼声太高，慈禧考虑一番之后，勉强也就答应了。征得了慈禧的首肯之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推行新政。
因为身边有了康有为、谭嗣同等这么一帮子热血维新派簇拥着，光绪皇帝胆子突然大了许多，有些事竟然也敢擅自做主了。
他任命谭嗣同等4人为军机章京，有什么旨意就绕过守旧派官员，直接通过这四个人去执行，同时还大刀阔斧地裁撤抵制变法的守旧官员，重用支持变法的人。
慈禧勉强同意了光绪的变法之后，便在一旁冷冷地瞅着。她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烈的女人，看到一向唯唯诺诺的光绪竟然不如原来那么听话了，便立刻皱紧了眉头。
聪明透顶的慈禧，每每遇到她的权力受到挑衅时总能占尽先机，关键是她一直能掌控军队并先发制人。1898年6月15日，慈禧先是迫使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原李鸿章做的北洋大臣，到9月初，又令直隶总督荣禄调兵聚集北京附近的天津、长辛店一带。
作为有着锐意维新思想的袁世凯，他与康有为等维新人物的交往是很密切的，并且还参加了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与维新派人物谈起改良，袁世凯因其早年长驻朝鲜，跟英美法等使节多有来往，知道的很多，总是一套一套，滔滔不绝。
1898年7月，变法运动高潮时，袁世凯为了不落人之后，还特意派他的把兄弟徐世昌坐镇北京，以便与维新派联络。由于袁世凯手握兵权，康有为等维新派便向光绪皇帝建议：
好好地安抚袁世凯，以防今后有不测的事情发生。
光绪帝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从7月29日到8月5日，接连三次召见袁世凯，不仅将他由直隶按察使提拔为候补侍郎，并许之以单独奏事的特权。
就在袁世凯第三次受到光绪帝召见以后，慈禧动手了，下令软禁了光绪帝。
9月14号这天，维新派正在商量如何进一步推动改良时，得到杨锐带来的一条光绪帝亲自书写的衣带诏。打开一看，众人都惊呆了。
“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
康有为与谭嗣同等读完密诏，相拥抱头痛哭。发泄完心中的痛苦忧愁之后，他们都同时想到了袁世凯。
“如果能劝说袁世凯出兵围攻慈禧太后居所颐和园，倒过来软禁慈禧，再请出光绪帝振臂一呼，改良当可以死而复生，中华有望。”
谭嗣同的意见得到众人一致赞同，9月18号深夜，谭嗣来到袁世凯当时所居所法华寺。
“以将军之见，当今皇上是怎样的人？”事情紧迫，谭嗣同对袁世凯开门见山。
“皇上是旷代圣主。”
谭嗣同就要袁世凯这句话，听了之后，心中大喜，从怀里掏出光绪皇帝的衣带密诏，等袁世凯认真地看过，又说：“当今天下，能救皇上的，只有你侍郎一人。正因为如此，我才冒死来见。现在我把事情说出来了，你若能去救皇上，将是国家大幸；如不肯出手，我的头就在项上，你现在就可以割了去，到西太后那儿领赏。”
面对慷慨激昂、悲悲壮壮的谭嗣同，袁世凯异常冷静，脑子却很快在转动着。
他这次来京，就是应了直隶总督荣禄之命。他原本一直与他的七千新建陆军呆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小站兵营里，前些天荣禄突然以军情紧急为由，催他进京，尔后又命令他留在天津不要回小站。
据属下报告，这些天来北京天津附近军队调动频繁，聂士成军已调到天津，董福祥军已调到长辛店，这两支荣禄的嫡系，从战略上来说，已对小站上的新军形成夹击之势。
我还正纳闷，荣禄为何要这么部署军队，原来……想到这里，袁世凯的额头沁出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
一定是荣禄看见我袁某与维新派打得火热，所以先防一手。
可是，我袁世凯是他荣禄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心腹爱将啊！袁世凯正在心里替自己叫屈，只听谭嗣同说：
“如今聂士成、董福祥均已调到北京附近，这是对维新派最大的威胁。不过对将军你来说，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你的七千新军，是大清帝国的最精锐，可抵七万旧军队。我劝将军不要犹豫了，赶快下定决心，来建这不世之功！”
袁世凯听着，只是不露齿地一笑，还是不吭声，心里继续在想：
“作为臣子，为了皇上，就算可以抛弃往日里荣禄对我的恩泽。可是，如今聂、董二人的军队，人数高达九万，是我袁某的十倍以上。更何况，我的新军驻扎在小站，离北京有二三百里，要出兵围攻慈禧太后居所颐和园，不但要长途潜行，还要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新军战斗力虽然强过旧军，但现在军营里的枪支弹药，都攥在荣禄的手里；军营里的各级将官，很多以前都是荣禄的手下。在这种情况下，能有多少胜算？成功的机会，实在渺茫了！”
袁世凯这么想着，心里有了一些主意，只是一时还定不下来。
这种事情，是皇帝和母后之间的矛盾，外人最好不要介入，可现在自己又不能不介入。既然这样，当然只能去帮助赢的可能性大的一方。不然的话，不只葬送了我袁世凯，也同时要葬送那七千刚训练出来的新式军队。
袁世凯这么想了之后，给自己定下帮赢一方的原则，这才面无颜色地说道：
“这样的大事，需要全军统一才好。我先回军营看看，把将官们稳定好，再设法多弄一些枪支弹药，然后再作具体行动。”
谭嗣同听袁世凯这么说，感到有理，却似乎又像是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想开口再说几句，只见袁世凯已经转身，匆匆走入内室。
谭嗣同望着他的背影，在内心祈祷：愿上天保佑我大清皇帝！
袁世凯身入内室，便呆在那里，听到谭嗣同离去的脚步声，这才又走出来，站在客厅中间，认真地接着思考：
这官场上的事，最忌讳的就是“不忠”。我最近的表现，荣禄恐怕是看出了些端倪，对我的忠诚产生怀疑，不然他不会让我呆在天津不动。我如果怀疑属下不忠怎么办：轻则免去官职，重则取了他的脑袋。
想到这里，袁世凯自嘲地苦苦一笑，摇了摇头。日本的明治维新促成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可中国的维新，现在还只刚刚开了个头，皇室的母子俩就血海深仇般地大干起来。可怜的中国，又要失去了这个和平变革以求强盛的大好机会。
现在我夹在他们母子之间了。我能赢得了太后吗？不能，不可能！我该怎么办？该马上有个态度，有个明确的态度。
正在袁世凯认真思考有了决定时，慈禧已当朝宣布，由自己来替代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的光绪帝垂帘“训政”。
于是乎，保守派纷纷发难，一个个粉面登场，重新掌握了朝政大权。维新党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亡命出逃异国他乡。
从来都喜欢用迅雷不及掩耳这招致敌的袁世凯，这一回却想不到西太后会比他还要雷厉风行，当他还不知道京城的天这么快就大变了时，荣禄的命令来了：请袁世凯去他营中议事，还令卫兵夹道罗列。
到了这时候，见了这场面，袁世凯反倒是一点也不惊慌了。他迈着大步，一直走到荣禄面前。不等荣禄回过神来，就卟嗵一声双膝跪下，以面贴地，长久也不肯起来。
这时的荣禄，倒显得有些惊慌了。
袁世凯是他最喜欢的爱将之一，这回因见他与维新派走得太近，奉慈禧之命对他有些戒备，这次命他到军营里来，实际上也是对他一个考验。原本想，现已在紧锣密鼓地布置抓维新党，如袁世凯不来，自然是有问题，如今他坦然地来了，已经说明他不是维新党。
可为什么他还要长跪不起呢？
就在荣禄百思不得其解时，袁世凯缓缓地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商议的兵围颐和园的政变计划和盘托出，最后泪流满面地说：“我应该昨晚就来，只是知道这事后心中过于伤痛，以至于拖到现在，还请总督大人为我作主。”
当时的慈禧，虽然开始不满维新的种种做法，但主要还是对光绪帝想摆脱自己的控制不满这才很快就对维新派下手，至于光绪和维新派有如此密谋，此前她并不知道。荣禄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杨崇伊带回北京。
慈禧知道这个兵变围园的密谋，大为震怒，八月初九日立马下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在此同时，加大了对维新派的搜捕惩罚，不经审讯，就在八月十三日处决了“六君子”，直到第二天才宣示罪状，曰：
“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
袁世凯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他的告密是想很好地保存自己，却自然而然地成了维新派被更为残酷镇压这样一个恶果。
究其原因，是因为袁世凯在他所存身的那个君臣体制中，他一方面不得不做臣子，另方面在他心里却还没有一个值得他以死效忠的主子。正因为如此，他随时都可能在各个“主子”间更换门庭。前提是如何保存和发展他自己。
梁启超对这点看得很清楚，尽管袁世凯告了密，在袁世凯死后，梁启超还是对自己的弟子说：“袁氏变法维新之见解，实出于自动，拥德宗（光绪）以武力行政之计划，实亦发动于袁氏，而绝非壮飞（谭嗣同）所强迫。”
梁启超的说法应该说有一定道理，袁世凯“善变”，除了是他心中没有一个让他相信的主子，另一个是他心中没有一种坚定的人生信仰。
在当时的环境影响下，袁世凯除了权力，似乎再没有相信过其他。也许正因为如此，其实功大于过的袁世凯，才背负了一生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