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10日，北京城里到处张灯结彩，彩牌、彩坛，璀灿夺目、争奇斗艳，好一个节日的景象。热闹中、涌动的人流间，警察穿梭不停，在一些要道处，更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格外森严。
曹锟在一大群文武官吏地簇拥之下，笑容可掬，欢快地走在铺了黄土的路上。他由正阳门入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自己的大总统就职典礼。放眼面前敛息静气的达官贵人，遥想早年冷眼嘲笑中的卖布生涯，曹锟心里一时感慨不已。
“锟乃军人，于政治上并无经验，今依国人之重托，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高台之上，曹锟侃侃而谈，发表就职演说。
曹锟之所以要提“以法治为根基”，因为接下来他便公布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
这部宪法，共有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与1912年孙中山颁布的《临时约法》的原则一致，可称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如果真能执行了，中国的社会，肯定会是另一番样子。遗憾的是，这样一部宪法，由于是接受了曹锟贿赂的那些议员先生制订出来的，竟然也沾上了一个“秽”字，被人称之为“秽宪”而予以蔑视。
令人费解的是：宪法可以因为制定的人品拙劣而遭人蔑视，纯粹靠贿赂得到的总统却没有因其丑陋的行为而被推翻。曹锟在民国的大八总统中，真正行使总统权力的时间差不多是最短的，但却绝不是因为他的行贿。
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乱世，一直以来，曹锟都面临一个最大对手张作霖的颠覆。早在他筹备贿选时，张作霖就破口大骂：“妈的个巴子，这曹锟就是个小丑，我们东北大佬绝不捧他！”
曹锟当选后，张作霖更是义愤填膺。自从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后，张作霖一直埋头厉兵秣马、等待时机。这时，他看看自己的部队，感觉已经是昔非今比、焕然一新，足可以与直系再论高低了。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张作霖还是寻觅四处，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盟军和支持。
早在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就发表宣言，申讨曹锟。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声讨曹锟有关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他们不要承认曹锟这个总统。同时，孙中山还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通电段祺瑞、张作霖和卢永祥，要求大家一致行动。
而曹锟直系的内部，并不因为曹锟就任总统更加团结，却是又一次更加地分裂了。
曹锟当上大总统，自然要给部下论功行赏。他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王承斌为直隶军务督理兼直鲁豫巡阅副使、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封冯玉祥、齐燮元、王承斌、王怀庆等六人为上将军，直系其余大将，也都各有封赏。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时间，大家其乐融融。然而，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却一人大权独揽、专横霸道，他不但要干涉直系各将的职权，还对一些他看不惯的将领实施压制和排挤。为了达到独揽军权的目的，吴佩孚提出要统一军权于中央。
因为这样一来，吴佩孚就可以借机随心所欲地“削藩”，剥夺各省军阀的军权集中到自己手上。结果，弄得直系内部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很快，就形成了以冯玉祥、齐燮元、王承斌为首的反吴“三角同盟”。
曹锟出于对吴佩孚的依仗，却又只能曲意地偏袒吴佩孚，这就造成了他与众将领的隔阂与疏远。曹锟费尽心机、搞歪门邪路当上总统后，反而是暗淡了他的政治生命之光。
面对这么多明明暗暗的盟军和支持者，张作霖在一边冷冷地观望着、心中窃喜着，睁大眼睛，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到来，随时准备伺机而动。
没多久，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是由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给的。
上海是全国税收最多的一个城市，对一个督军，自然是颇有诱惑力的。作为江苏的督军齐燮元，看着临省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在任上赚得钵满盘盈，心里很不是滋味。如今是直系的天下，肥肉却掉进了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口里，这实在不像话。他要把这块肥肉夺过来。不久，他找到一个借口。
1924年4月，齐燮元以卢永祥收编皖系藏致平、杨化昭两部违反“浙江和平公约”为由，要求讨伐卢永祥，夺取上海。在得到曹锟的允许之后，于9月8日，发起了对浙江的进攻。
江浙战争爆发，虽属局部，却给张作霖找到了进兵北京的口实。直系既然在“和平”中向皖系率先发难，他当然也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向直系动手。在通电讨伐直系的同时，张作霖给曹锟发去了挑战书，紧接着自任讨伐总司令，亲率22万奉军，杀气腾腾地涌进山海关。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使做了总统的曹锟反而有些惊慌。他的第一个动作，便是电召洛阳的吴佩孚回京，指挥应战事宜。7月17日，吴佩孚匆匆赶回北京，曹锟拉着他的手说：“兄弟，这一次我那亲家气势汹汹，一切就拜托你了，万万不可大意。”
吴佩孚微微一笑，只点了点头，并不说什么，回去之后，立刻组建了“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吴佩孚命令，直军兵分三路，向山海关前线扑去，迎战奉军。在战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吴佩孚信心十足地说：“奉军22万，我出兵20万，只需两月，一定可以打到张作霖的老巢奉天。”
事实上，单从军事实力和指挥员的能力来说，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很可能就是直系。但是，由于此时直系内部不可调的矛盾，直接影响了他们夺取这次战争的胜利。这其间，主要就是吴佩孚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因作战有功，为曹锟极力推荐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可他一入开封，就活埋了赵倜手下的师长宝德全。
宝德全本是河南督军暂编河南陆军第二师师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赵倜联奉反直，宝德全与冯玉祥战于郑州。奉军战败后，宝德全已暗中投靠了吴佩孚，并受吴佩孚之命解散赵杰的第一师，被吴佩孚保举为河南军务帮办。冯玉祥进开封时，宝德全到车站迎接。可就在第二天，冯玉祥将宝德全秘密活埋，将他的第2师全部缴械解散。
为此，吴佩孚撤了冯玉祥的河南督军一职。俩人的梁子，到此算是结上了。而吴佩孚对冯玉祥之所以不待见的深层原因，还是因为发现冯玉祥与孙中山走得太近。
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通过徐谦、钮惕生的关系，孙中山就开始对冯玉祥产生影响。徐谦和钮惕生与冯玉祥是旧相识，他们都信奉基督教，孙中山便托二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见冯玉祥，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道为实现共和而努力。冯玉祥亲眼目睹大清的腐败，感受到北方大受清廷遗毒很深，既误国又害民，相信孙中山的方向会给中国民众带来福祉，于是派出秘书任佑民，到广州去专程拜访孙中山，表示了自己愿意听从孙中山召唤的决心。
当时吴佩孚的三路讨逆大军，东由吴佩孚手下的大将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统领，为直军主力，任务是杀出山海关。中路由王怀庆部统领，是三路中最弱一环。西路由冯玉祥率手下的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当，杀出古北口。由于冯玉祥与吴佩孚的矛盾，冯玉祥在战前就与张作霖暗通声气，准备瞅准机会谋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当前线双方交战激烈时，冯玉祥却在怀柔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吴佩孚发现西路进展缓慢，电令冯玉祥：火速前进，从侧面牵制奉军，减轻东路战场压力！
冯玉祥只对电令瞅一眼就扔到一边，反而更加放慢了前进的步伐。当他再次收到吴佩孚的参谋长来电，告之前线危急、火速进兵时，他相信此时直军已露败局，只要自己迅速再去后院放一把火，直系必败无疑。
于是，就在再次收到吴佩孚的参谋长来电的当天，1924年10月23日傍晚，冯玉祥果断下达命令：全军撤退，回师北京！
冯玉祥率部连夜赶回北京城下，他的手下鹿钟麟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进入京城，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面写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兵不刃血，很快控制各重要路口，戒严断绝交通，占领各部、署衙门。
1924年10月23日清晨，曹锟从酣睡中醒来，唤卫兵到跟前时，才发觉已经换了人，仔细一问，知道大事不妙，总统府已被冯玉祥的军队包围，自己电话线也已经被切断了。曹锟皱紧眉头，在感慨不已中过起了幽禁的生活。
三天后，吴佩孚带领8000勇士，返回北京，试图救出曹锟，奈何此举早在冯玉祥的意料之中，防守异常森严，吴佩孚营救失败。
北京政变之后，控制北京政权的冯玉祥，在幽禁大总统曹锟之后，又将原大清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同时电邀孙中山进京共商国事，邀段祺瑞再次出山来主持北京大政。击溃直系军队后，张作霖率奉军再次入关，他也推举段祺瑞来主持北京大政，试图与段祺瑞合作，共同对付冯玉祥。
到11月10日，分别来自掌控直系和奉系的两个军事实权人物——冯玉祥、张作霖，与皖系的领袖段祺瑞在天津召开会议，而后组织了临时执政政府，段祺瑞出任临时总执政。实际上，北京政权牢实地捏在张作霖与段祺瑞的掌控之中。
此时，曹锟仍被囚在总统府，由他的弟弟曹锐陪着感叹唏嘘往来的一些事情，直到11月29日，曹锐被唤去“过堂”服毒自杀，曹锟的生活，变得一片黑暗。
张作霖与段祺瑞掌控北京政权之后，与冯玉祥的矛盾越来越大，为了对付冯玉祥，张作霖转而与吴佩孚联手，俩人共同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玉祥抵挡不住，与1926年4月，带领国民军退出北京城。在吴佩孚的威逼下，段祺瑞只好自动下台，将北京政权交由吴佩孚和张作霖共同打理。直到这时候，被囚禁了一年半的曹锟才恢复了自由。
曹锟如做梦一般，总统当了一年，被囚禁了一年半，这会儿醒来，看到又是手下吴佩孚掌权，大总统之梦又烈烈地眩目起来。把心里的梦欲与吴佩孚一讲，却遭到了吴佩孚坚决地反对。曹锟见再一次辉煌难以兑现，只好与1926年5月1日通电全国，辞去大总统职务。开始住在保定羊市大街，到这年10月，吴佩孚的主力被北伐军消灭，曹锟只好移居天津。
先是与他的郑夫人和陈夫人住在在天津英租界内的19号路，结果很不称心。就给刘夫人去信发牢骚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
曹锟的刘夫人最小，因不愿同郑夫人和陈夫人一起，就带着一双儿女住在英租界的泉山里。接到曹锟的信，刘夫人把曹锟接来，细心照顾。曹锟的病日渐好转，心情也好起来。早上练拳、打坐练气功。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为提高技艺，曹锟还请来一些高人，指导书画。由此结交了齐白石，俩人交情甚厚。
曹锟脾气随和，此时更是随和到了极点，就连他的保姆戴妈也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
夏日的傍晚，曹锟爱与院子里的穷邻居来闲聊。无论是拉洋车的、卖菜的，还是卖大碗茶的。曹锟与大伙坐一样的小板凳，喝茶聊天、地北天南，谈笑风生，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当过大总统的人。
曹锟晚年信佛，珍爱生命。有一次，他听到有人在街上吆喝卖鸟，便出去把鸟全都买下，仔细地久久地端详着笼中的鸟儿，长叹一声，打开鸟笼，看着小鸟一只只飞出鸟笼、飞向天空，他舒心地笑着，深情地注视着鸟儿飞去的方向。
曹锟下野后，身边只有两个侍从，一个先生（相当于秘书），及一些门岗、伙夫、司机、老妈子、丫头之类。然而，家中却是客人不断，甚至常常门庭若市。除了往日的部下，就是一些社会名流。大家一起聊聊家常、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下下象棋，日子过得也还愉快。吴佩孚与曹锟关系最厚，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迹，日本强盗强占了我东三省。为用曹锟的名声来影响中国民众，日本特派人到天津请曹锟“出山”。曹锟知道了来意，断然拒绝。日本人并不死心，又派“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昔日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曹锟知道来意，连大门都不开。
1938年5月初，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病故，终年76岁。6月14日，国民党政府因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特发布训令，予以表彰，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