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28日深夜，一艘从日本驶来的客轮，经过三天的航行，悄悄然抵达了上海。孙中山与容闳正要上岸，郑士良和史坚如赶来船上拦住孙中山。
“因为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张之洞、刘坤一等正严令各地揖拿新党，如今港口到处都是密探。会长如果上岸，危险太大。”郑士良说。
“可是，我已与刘先生约好明天见面，更何况此事对革命关系重大。这个险，再大我也得冒一下。”
听到孙中山这么说，郑士良沉默了。
孙中山对他点点头，挺胸塔腰地从他身边走过去。眼看就要下船，郑士良想到了一个办法，追上去拦住孙中山说：“看这样行不行？这艘轮船不是要一个礼拜后才回日本吗？我们去请刘学询，让他上船来跟您谈。”
听了郑士良的话，孙中山还在犹豫，容闳开口了，说：“孙文，我看就这样嘛。革命这事，本来就充满风险，能避还是避一避好。”
容闳，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香山南屏村，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他以唐才常“中国国会”会长的身份，参与了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因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在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中很快趋向于孙中山所进行的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此次与孙中山一道来上海，就是要协助孙中山一起说服刘学询策划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
听了容闳的话，孙中山点头同意。
第二日中午，刘学询来到客轮上。
刘学洵是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他一心只想反清复明，自己来做皇帝，与孙中山倡导的民主共和虽然南辕北辙，可在推翻清王朝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因为他曾做过李鸿章的幕僚，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俩人又是老乡，更想从中斡旋，使李鸿章联合孙中山，在两广独立，进而建立国家。
孙中山对李鸿章虽然屡屡失望，也知道刘学询是想借他的手来复兴明朝，李鸿章是借他的手来保住自己的实力。然而，他们的前提也是要推翻清王朝。就因为有了这一致的目标，孙中山想利用他们一下，以便更快一些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国家。
基于这想法，孙中山这才来上海与刘学询会面，没想到只能在船上谈。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商量好了全部具体事宜。
“我现在就去准备，只要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我兴中会海内外所有力量一定全力支持，并尽快为他争取到美英日等国的承认。”临别时，孙中山庄重地承诺。
遗憾的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虽有意独立，可在此之前已收到清廷让他北上去任“议和大臣”的电令。李鸿章权衡再三，决定还是不忙“造反”，先去赴任，将大权揽回自己手中再说。
刘学询看着“两广独立”计划付之东流，便想通过香港港督卜力的关系扣留李鸿章，使他延误北上，违背圣旨，最后不得不反清。
可是，正当港督卜力一切安排就绪，准备对李鸿章下手时，却收到了国内大臣张伯伦从伦敦发来“不准扣留李鸿章”的电报。
一切功亏一篑，刘学询从此心灰意冷，跑回杭州去建他的私家别墅。这耗资巨大的别墅，就是近百年后、如今还全国有名的“杭州西湖宾馆”。
孙中山与刘学询会谈之后，即与容闳等离开上海。得知李鸿章北上去做“议和大臣”，孙中山只是微微一笑：
“去吧，让他去吧。现在北方义和团运动己全面展开，八国联军正在武装入侵中国，我们不能坐等民主共和的到来，而是应该有坚决的行动，应该再次举行武装起义了。”
孙中山这个想法坚定下来后，于1900年9月25日，与偕内田良平、山田良政赶赴台湾，争取日本的支持，购置一些先进的军械。
“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先生您的起义表示支持。”当时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故作热情地对孙中山说。
因为他刚接到日本政府的指示：趁中国大乱之机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台湾扩大到福建和东南沿海。
孙中山当时一心想推翻清王朝，对日本政府的阴谋认识不够，他将从日本手上购到准备用于起义的大量军械放在台湾，只想待一切准备就绪，再运到广州去。
此事办妥后，孙中山亲自率领部分兴中会会员，于1900年10月初赶到香港，部署起义。因香港当局阻止，孙中山又无法登岸，结果还是只能在船上开会。
“此次起义，是我们以武装革命手段，来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的又一次尝试。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的失败主要是势单力薄，这一次，我们尽了全力来谋求更多的支持，采取依靠会党和外援的做法。在军械方面，我们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从他们手上购到了精良的武器；在资金方面，除了我们兴中会会员及爱国侨胞的倾力支持，还有许多跟我们的主张不很一致的人，也给予了支持，譬如刘学询先生，就支持了百万以上……”
“我们的目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我们坚决地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因为只有这样，别无他法。起义的地点，我们确定在广州和惠州，广州为正军，惠州作为旁军作策应。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地方，因为这两个地方容易聚集我们的人，更便于接济……”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在当时，兴中会从领导到会员现在有籍可考的有286人，他们差不多都是广东人。依此看来，孙中山对起义地点的选择，是很正确的。
“现在我宣布：派史坚如到广州去，负责广州起义；派郑士良到惠州去，负责惠州的起义。”
随着孙中山的宣布，在热烈的掌声中，史坚如和郑士良站起身来向大家点头。
史坚如，是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后裔，自幼喜读史书，尤好研究古今成败的原因和中外兵家战略，他崇拜英雄豪杰，忧国怜民，嫉恶如仇。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他大骂西太后那拉氏“可杀也！”1899年11月，他加入兴中会，“誓以身殉革命”。孙中山对他非常器重，不久令他回国，联络长江一带的会党。
郑士良，少有大志，跟随乡中父老习武，结识不少会党人物。1886年入博济医院学医，与孙中山同学，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十分折服。他既是兴中会会员，又是会党的领袖，得到孙中山的命令后，即刻赶往惠州，准备起义有关事宜。
谁知道，郑士良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军械都还没有运到，清廷却已经分水陆两路，由提督何长清和邓万林率兵前来合围。孙中山知道又是泄密让清廷得到风声，立即电告郑士良：率义军突出合围，一到厦门，便有军械接济。
1900年6日晚，起义军夜袭清军，初战告捷。10月15日，起义军进攻平山、龙冈，再次告捷。10月17日，起义军与清军在永湖遭遇，以少胜多，邓万林中枪堕马，狼狈逃命，起义军第三仗告捷。10月20日，起义军又在崩冈第四仗告捷。
就凭手中简陋的武器，起义军多次战胜前来合围的清军，部队已由起义开始的八千人发展到二万余人。清军的合围，眼看就成为泡影，可就在这时候，义军已近弹尽粮绝。对这种情况，孙中山事先已经料到，下令急调台湾储存的军械，运往战地。
孙中山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日本政府，突然改变了策略，决定不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禁止武器运出台湾。万般无奈的孙中山，只好给郑士良下达命令：自行决定进退，尽全力保存实力。
此时的郑士良和他的义军，因为接连的胜利，斗志高昂，接了孙中山的命令，立即渡海返回三洲田，准备尽售家产，以充军费，然后会合新安、虎门的义军，再攻广州。
然而，因为战乱，没人购他的房产。没有了军费，郑士良心力交瘁，形神锐减，半夜辄起，仰天叹息。结果终因弹绝粮尽，挡不住清兵的合围，只好临时解散部队，化整为零，分头突围。
郑士良只身一人，逃回香港。
史坚如到了广州不久，正在准备，惠州起义爆发。为减轻惠州起义军的压力，史坚如决定炸死清朝置理两广总督德寿，来策应惠州起义。他组织人挖一条地道通往德寿的住处，然后将用变卖家产所得的3000元钱购买的200磅炸药放入地道。10月28日这天，史坚如亲自点燃导火线。
结果，德寿未被炸死。29日，史坚如在去香港途中被捕。
南海县令裴景福软硬兼施，先是封官许愿，而后是严刑拷打。史坚如“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1900年11月9日，史坚如在广州天宇码头英勇就义，时年21岁。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亲自募捐为史坚如修建纪念碑，表彰他是继陆皓东之后，“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模范”。日本革命友人官崎寅藏，则盛赞史坚如为“中国革命之天使”！
继1900年10月8日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之后，孙中山还组织领导了：
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
1907年7月6日的安庆起义；
1907年9月的七女湖起义；
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
1907年9月的防城起义；
1908年3月27日钦州、廉州起义；
1908年4月的河口起义；
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
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
加上1895年的广州起义，在短短的十五年中，孙中山组织领导的起义共计高达十一次之多。孙中山为了起共和而终帝制，他奋斗一身，“愈挫愈奋”。
到1905年8月，孙中山的“兴中会”与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蔡元培吴敬恒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联盟，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
大家致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
孙中山在同盟会的会刊《民报》的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继而，他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下“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在以后的革命实践进程中，三民主义的内容虽然有所补充和更改，但基本框架没什么变化。
公允地说，三民主义理论，在当初的一段时间里，是社会先进的、有战斗力的一种思想。孙中山在他的遗嘱中这样写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为此目的，孙中山清楚自己所面临的任务远远超出民族主义的范畴：政治制度的重建，经济体系的创立，以及国民素质的培养，都是刻不容缓的。
孙中山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振兴中华，使中国平等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