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两个重要人物出现，一个是帮助他成就一番伟业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另一个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黛安妮·艾伯特。如果说《慢慢击鼓》使他再次尝到成功的滋味，那么《穷街陋巷》将重新界定他对成功的定义。
现在，终于该轮到一个人上场了。就像德尼罗第一眼看上去绝非一个演员的料，这个人给人的印象也完全不是当导演的货色。他个头矮小、形容猥琐，一副粗黑眉毛之下隐藏着贼一样的目光。
在德尼罗演艺事业起飞的同时，他的格林威治村邻居马丁·斯科塞斯则在摄影机的另一端寻找生计。像纽约所有的电影导演和演员一样，他来到好莱坞，找到了诸如为迈克尔·沃德莱的纪录片《伍德斯托克》担任剪辑的工作。他还交上了一个女朋友，桑迪·维恩特劳布，她的父亲是华纳兄弟公司掌门人史蒂夫·罗斯手下的三驾马车之一。
作为利欲熏心的电影之都，好莱坞已经习惯了逃避失败的结果、掩盖丑闻并压制新人。从纽约远道而来的新人们不但受不到欢迎，反而被视作银行抢劫犯。布莱恩·德帕尔玛和他新结交的伙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经常是肩扛摄像机像流浪汉一样出没于街头巷尾，拍下他们感兴趣的东西。编剧约翰·米利厄斯不得不送出一把把他收藏多年的手枪，贿赂制片人或导演接受他的剧本。大多数新来者都学会了享用可卡因，并从此赖以为生。
斯科塞斯也未能幸免。“巨大的压力正摧残着他，”他的前女友、制片人道恩·斯蒂尔说，“大量的香烟和可卡因几乎使他成了残废。我在凌晨3点醒来时听见他在楼下咳嗽、哮喘，差点背过气去。”
这些初来乍到的人都乐于把他们堕落的原因归咎为童年时所受到的创伤，尤其是宗教给他们心灵留下的印记。斯科塞斯也不例外，他从纽约带来了一堆古怪的行为。他害怕飞行，在飞机上的每一分钟都会令他如坐针毡。如果脖子里没有挂上幸运符，他就无法正常工作。他认为“11”是不幸运的数字，不仅拒绝住11号楼或ll层楼，而且永远不把车停在标有这个数字的车位上。他登峰造极的怪癖是在洛杉矶时拒绝白天出门，认为加州的阳光会加重他的哮喘。难怪同事们送他一个外号——“吸血僵尸”。
但是，斯科塞斯对电影却如数家珍，而且善于将他的知识运用在他的影片里。在好友约翰·卡萨维茨的帮助下，他终于等到了当导演的机会，而这部于1970年问世的低成本电影《谁在敲我的门？》又说服罗杰·科尔曼用更低的成本请他来拍《大篷车伯莎》，该片是《邦妮与克莱德》和《血腥妈妈》开创的新派黑帮片的延续。
影片完工之后，科尔曼建议斯科塞斯拍一部廉价版的《巴比龙》，片名就叫做《我逃出了恶魔岛》。就在斯科塞斯着手筹备之际，卡萨维茨看了《大篷车伯莎》，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达3小时的谈话。“既然你已经拍了一部烂片，”卡萨维茨对他说，“为什么不拍一些你真正关心的东西呢？”
斯科塞斯真正关心的是犯罪和黑帮。它们是《女巫的季节》的主题，这个剧本是斯科塞斯于1966年创作的，却一直找不到将它搬上银幕的时机。在卡萨维茨的鼓励下，斯科塞斯找来好友马迪克·马丁帮他做修改。
他们接受了编剧兼影评人杰伊·考克斯的提议，将片名改为《穷街陋巷》。这一灵感来自于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的文章《谋杀的简单艺术》。钱德勒把所有犯罪小说里的道德英雄视为无政府社会里的平衡力和中和物，他写道，“在这些穷街陋巷里，一个人必须违背他做人的原则。”
斯科塞斯的故事建立在他成长过程中所熟识的人群基础上。年轻的查利·卡帕是个内心充满矛盾的角色，他似乎生来注定要对黑手党忠心耿耿，可是他又向往一种道德良民的生活。这种矛盾心理集中体现在了他与“约翰尼男孩”塞弗罗的友谊上，后者对杀人放火有着病态的迷恋。查利的朋友还包括黑帮头目迈克尔和酒吧老板托尼。最终，迈克尔因约翰尼男孩拒绝偿还欠债而决定派查利杀了他，查利必须在忠诚和友谊之间作出选择。
马迪克·马丁认为查利和约翰尼男孩组成了斯科塞斯的双面像。“一个是陷在犯罪泥淖里的好人，基本上是个懦夫。另一个是疯狂的行动家，毫不顾及自己如何被摧毁。”当斯科塞斯于80年代创办他自己的电影公司时，他为公司起名“卡帕影业”，用的是查利的姓氏。
德尼罗听说过斯塞西斯，也看过他导演的《谁在敲我的门？》，所以急于想见到对方。而斯科塞斯也看过德尼罗的所有电影。1972年圣诞节，布莱恩·德帕尔玛在杰伊·考克斯的家中为斯科塞斯放映了这些电影。
在朋友的介绍下，德尼罗与斯科塞斯终于会面了。有趣的是，德尼罗第一眼就认出了面前这位梳着短发、说话像开机关枪的小个子。“我见过你，”他说，“你过去经常在伊丽莎白街的咖啡馆里闲逛。”
“而你总是在肯玛尔街溜达，”斯科塞斯回应道。
这种老友重逢的感觉立刻使他们变得无话不谈。“德尼罗与马丁像是有谈不完的话题，”斯科塞斯的第二任妻子朱莉娅·卡梅隆说，“我曾经亲眼看到他们连续不断地聊了10多个小时。”
“我们在同一个街区长大，”斯科塞斯解释说，“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是一致的。我想，我们都有局外人的同感。”
从那时起，斯科塞斯就觉得德尼罗可以演他电影中的任何一个角色，这种感觉就像一个艺术品鉴赏家发现了自己梦想收藏的东西，只是现在他还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这样做。
斯科塞斯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找到《穷街陋巷》的拍摄资金。在此期间，德尼罗又回到纽约演员的小圈子里谋生，主演了在林肯中心仓库上演的两幕话剧《冷酷的援助》。
尽管在评论和票房上均惨遭败绩，《我的子弹会拐弯》还是为德尼罗赢得了一些关注的目光。选角导演们认为他是在电影中扮演意大利人的合适人选，于是他得到了一次试镜的机会，而这部《慢慢击鼓》成为继《婚礼聚会》之后他早期电影生涯中最重要的影片之一。
改编自马克·哈里斯小说的《慢慢击鼓》描写的是虚构的纽约猛犸队两名职业棒球手之间的友谊。亨利·维根是该队的明星投手，而布鲁斯·皮尔森则是初出茅庐的捕手。在皮尔森被诊断出患有绝症之后，维根向球队老板隐瞒了队友的病情，并一路陪伴他回到佐治亚家中。在与球队续约时，维根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把皮尔森留在队中。教练施耐尔不知其中究竟，于是雇佣私家侦探揭开了事实真相。就在猛犸队夺冠之际，病情发作的皮尔森被送进了医院。维根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说服他不要与女友结婚，因为后者觊觎的是他死后的人寿保险赔偿。
1956年，保罗·纽曼曾在这部小说的电视版中扮演维根，而电影改编权则被莫里斯·罗森费尔德购得。罗森费尔德是一名律师，曾为《花花公子》杂志的老板休·海夫纳打过官司。这位棒球迷怂恿妻子路易丝和他一道筹集了100万美元，要把《慢慢击鼓》搬上银幕，由哈里斯亲自担任编剧，约翰·汉科克出任导演。
此后的六周里，几乎纽约的每个演员都光顾过汉科克在沃维克旅馆所住的房间，每人有15分钟的试镜时间。“我们看过的演员包括詹姆斯·伍兹、约翰·利思戈和汤米·李·琼斯，”汉科克说，“我们挑选的是主角人选，詹姆斯·伍兹令我们印象深刻，但没有适合他演的角色。最后我说，‘德尼罗，就是他吧！’”
德尼罗没想到会安排他饰演垂死的皮尔森一角。“我先后为导演、制片人以及他的妻子读了7遍剧本，”德尼罗抱怨说，“我读的都是维根的对白，读到最后我已是筋疲力尽了。”马拉松式的试镜使他失去了耐性。当罗森塔尔透露说他凭该片不仅能拿到片酬还能得到分红时，德尼罗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会再为分红工作。”
没有人知道德尼罗最终回心转意的原因，唯一的解释是他在皮尔森这个角色身上看到了“获得授权”的机会。他开始留长发，并且长时间不洗头，使得头发油腻腻地贴在耳朵上。更难的是养成皮尔森嚼烟草的习惯。担心这样会使自己的牙齿发黄，他尝试了各种替代品，从口香糖到甘草根再到茶叶。直到一位医生让他相信嚼烟草相反会使他的牙齿变得更白后，他才放弃了更多的试验。
德尼罗用了三个星期在佐治亚学习当地方言。他随身带了一台录音机，将他在旅馆大堂、咖啡馆和棒球赛观众席上与人们的交谈录下来，甚至要求他们大声朗读剧本里的对白。为了不让人们了解他的用意，他总是极力避开对方狐疑的目光，这种躲躲闪闪的样子最终也被他移植到角色身上。
皮尔森这个角色还要求德尼罗装出一副呆傻的样子，这倒是他的一个强项。实际上，从后来他主演的《最后的大亨》和《真正的忏悔》中可以看到，他在扮演精明的角色时反而显得不太自然。
被汉科克选中饰演维根的迈克尔·莫里亚蒂是可以用来为演员这一行做广告的。他身高一米九三，相貌英俊，能歌善弹，还出版过诗集，他在伦敦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接受过科班训练，在伦敦舞台上演过戏，后来又被招至斯特拉·阿德勒门下。
汉科克率领全体演员随辛辛那提红番队一起训练，以提高他们的球技。在此之前，德尼罗从未打过棒球，所以他也成了所有演员中训练最刻苦的一个。“当我们完成整整一天的拍摄后，他还要花上两三个小时练习挥棒，”汉科克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绕着球场跑圈，每次都要跑上三四英里。”在没有他的戏时，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视转播的棒球赛。“我关注的是球员们在比赛中的表情，看他们与队友之间交流的眼神，以及他们在场边的活动，”他说。
编剧马克·哈里斯曾亲眼目睹了德尼罗如何在片场施展他发明的一些表演技巧。“为了弄出眼泪，他把手指伸进喉咙，直到快呕吐为止。一场戏拍下来，他通常要重复几十遍。而为了表现出身患重病的样子，他把胳膊反扭在身后，直到头晕眼花，站立不住。这样的自虐手段也看出他缺乏欧洲演员擅长的表演技巧。”
不过，如此的卖力并不能为德尼罗带来更多的戏份，如同《午夜牛郎》里的达斯汀·霍夫曼，他只是一个配角。“他让我想起了亚历克·吉尼斯对待角色的态度，”汉科克说，“与德尼罗一样，吉尼斯也是一个性格演员。唯一的不同就是德尼罗更性感一些，而吉尼斯却要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吸引别人的注意。”
为了不受干扰，德尼罗从不在每天拍摄结束之后去看冲洗出来的样片。“在德尼罗看来，一屋子人在一起看样片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马克·哈里斯说“他不喜欢听别人评头论足，或对别人的表演发表意见，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和角色合二为一，评价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是很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