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鲁奇的电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影响很深。在1979年的《月亮》中，他通过女歌唱家与她儿子的乱伦故事探讨了自己的恋母情结。《蜘蛛的策略》（1970）讲述了一个从二战战场归来的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父亲的法西斯罪行，而《巴黎最后的探戈》（1972）则表达了贝托鲁奇多年来的性幻想，那就是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发生性爱关系。
“非常奇怪的是，”贝托鲁奇说，“在我的许多影片中都出现了杀父或企图杀父的情节。这说明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诗意中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即使父母再出色，我也总会在我所有的影片里杀掉他们。我的父亲对此的解释是，‘你用这种方式杀了我是不会坐牢的。’”
这种矛盾心理促使《1900》的剧本一再被改写，大部分戏是在拍摄前夜才最终定稿。有些演员甚至是在开拍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奥逊·威尔森本已同意饰演阿尔弗雷多的父亲，却因忍受不了贝托鲁奇的拖沓而由伯特·兰卡斯特取而代之。贝托鲁奇在《巴黎最后的探戈》中合作过的女星玛丽娅·施耐德也因为“艺术上的分歧”而溜之大吉，实际上她是因为犯了毒瘾，此后三年中再没有演过一部电影。《随波逐流的人》的斯特法妮娅·桑德瑞利扮演奥尔莫的共产党员妻子。不久，罗马的小报记者就拍到了她与德尼罗在片场之外出双人对的照片。
意大利人个性张扬，拍片现场一向火药味很浓，而这部电影就更像是一个战场，三位主要演员各不相让，都想压过对方。德帕迪约比德尼罗小5岁，虽然有10年的从影经历，但名气仅局限于法国国内。
由于德帕迪约不说英语，贝托鲁奇不得不放弃了用英语拍摄此片的初衷，而是让演员使用他们各自的语言，再在后期配成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版。开拍后不久，德帕迪约才得知自己被请来演出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保证该片能在法国发行，而他的片酬竟然只有德尼罗的一半。他本来就是一个争强好斗的人，出于嫉妒和不满，他与德尼罗之间更充满了火药味。
在剧组里，德帕迪约和萨瑟兰成为一对死党，因为他们都说法语。两人结成攻守同盟，集体向贝托鲁奇发难。在一场戏中，阿蒂勒为了证明法西斯如何对待共产党人，把一只猫绑在了肉铺门口的木头招牌上，然后他开始围着它绕圈，用头去顶那只无辜的猫。这场戏拍了无数条都没有通过，萨瑟兰一气之下离开了片场，当晚他和德帕迪约在帕尔玛的一家旅馆喝了一夜的酒。第二天一早，萨瑟兰在旅馆大厅里对着一根玻璃柱子苦练这场戏。玻璃被撞碎了，割破了萨瑟兰的耳朵，从小就是野孩子的德帕迪约对鲜血淋漓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他将萨瑟兰送往医院，连缝了17针。
德尼罗从不参加他们的聚会，不仅是天性使然，而且在扮演年迈的阿尔弗雷德期间他必须每天很早起床接受化妆。贝托鲁奇对他的扮相要求甚高，希望看上去能像他自己的父亲。
“与德尼罗开始合作的那几天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贝托鲁奇说，“我不得不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控制住情绪。他非常多愁善感，甚至有些神经质，作为导演，你很容易被他在片场的表现所迷惑。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你就会发现这是值得的。”
然而，德尼罗的看法恰恰与贝托鲁奇相反。“我们在开始合作时遇到一些问题，”他说，“我非常喜欢他这个人，但是作为一个导演，他的风格却并非是我所欣赏的。”
他们遇到的是怎样的问题呢？‘‘他总是告诉我怎么演。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一个导演告诉演员怎么做。有些导演喜欢结果，他们会对你说，‘你走到那边去，然后笑一笑。’他们不知道你其实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去演，这种方法不仅更适合你，而且会给你更多的自信和乐趣。这也意味着导演和演员之间必须充分信任。”
德尼罗在极力取得贝托鲁奇信任的同时，也意识到与他合作的明星们正在想方设法地动摇他的核心地位。萨瑟兰是以抢戏而闻名的，他扮演的阿蒂勒灵光四射，使得观众无暇顾及其他人的表演。而身材笨重的德帕迪约也吃亏不得，他的压低眉毛环顾四周的习惯使他像一头难以驾驭的公牛，周身散发着雄性的气息。相比之下，德尼罗倒显得羽毛未丰、缩手缩脚，而剧本中阿尔弗雷多苍白无力的对白更强化了这一效果。
阿尔弗雷多这个角色的软弱性使得德尼罗在与萨瑟兰和德帕迪约同场竞技时总是处于下风。有几场戏是很能说明这一点的，尤其是长大成人后的阿尔弗雷多和奥尔莫再次见到阿蒂勒的这一幕。这是在1918年，两人从战场上归来，奥尔莫仍是个普通士兵，而衣冠楚楚的阿尔弗雷多已经当上了中尉。他们气愤地发现阿蒂勒如今已经掌控着庄园，收割机和脱粒机的使用使得许多农工失去了工作。以往农民可以从庄园的谷仓里获得过冬的粮食，但阿蒂勒废除了这条规矩。同样是表示不满，阿尔弗雷多将马刀插进一只装粮食的麻袋，完全是一种多余的举动。奥尔莫则不由分说地将一只麻袋扛回母亲家中，留下阿尔弗雷多一个人迷惘地站在谷场上。这时，阿蒂勒已经爬上了谷堆，居高临下地俯瞰着阿尔弗雷多，那双象征着法西斯分子的皮靴则向他发出了无声的挑战。
阿尔弗雷多成为了他人生活的观察者。在暗恋上堂妹艾达（多米尼克·桑达饰）之后，他一路追踪她来到农民们跳舞的地方。艾达装成瞎子混在人群中，从安妮塔身边抢过奥尔莫，疯狂地亲吻他。
与艾达以及他的同性恋叔叔奥塔维奥游历卡普里时，阿尔弗雷多小心翼翼地尝了可卡因，接着又参与到奥塔维奥在照相机前安排的活人画表演中。当艾达只披了条透明的纱巾翩翩起舞时，仆人带来了阿尔弗雷多父亲去世的噩耗。阿尔弗雷多几乎全裸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而奥塔维奥则拍下了他惊恐的神情。在随后的阿尔弗雷多与艾达的婚礼上，奥塔维奥将一匹白马作为礼物送给新郎新娘，他小声对艾达耳语道，这匹马的名字叫做可卡因。随着剧情的发展，艾达变成了酒鬼，奥尔莫成为影片的道德英雄，德尼罗感觉自己的角色进一步边缘化了。
对德尼罗来说，最令他感到脸红的一场戏出现在奥尔莫和阿尔弗雷多刚刚从战场上归来之际，两人偷偷去帕尔玛寻欢作乐。阿尔弗雷多对端着一筐刚刚洗完的衣服的年轻姑娘内芙产生了兴趣，他们跟随她进了房间，要求以钱卖性。对方欣然接受了。
“瞧，我说她是一个妓女，”阿尔弗雷多小声地说。
“她就是想要钱，”奥尔莫说。不过，他还是像他的朋友一样脱光衣服，跳上了大床。“谁先来？”他们互相问道。“一起上吧，”内芙说，这个角色是由斯特法妮娅·卡西妮扮演的。她钻进两人中间，开始为他们手淫。阿尔弗雷多强迫她先喝一点酒，尽管她拒绝说酒精会使她“变得异常”。果然，她很快就浑身痉挛，口吐白沫，原来她患有癫痫病。
在挨个镜头描述这场戏时，三位演员就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贝托鲁奇又在发挥他的性幻想了。镜头从床脚慢慢摇起来，毫无遮掩地表现卡西妮一手握着德尼罗的阴茎，一手握着德帕迪约的。如果这不是色情场面，起码也很接近了。（实际上，美国版里并没有这个镜头，它只出现在罕见的欧洲版里。）
令德尼罗深感沮丧的是，即使在这场戏里，阿尔弗雷多也表现出了懦弱。当奥尔莫试图帮助内芙时，他却缩在了墙角里。后来，他还央求父亲和叔叔花钱遮盖了这起丑闻。
德尼罗为《1900》工作期间，《天生赢家》的编剧戴维·斯科特·米尔顿寄来了他新创作的一个剧本，描写的是一个作家与他生命垂危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德尼罗从意大利给我打来电话，感谢我依然能够想着他，也表示很喜欢这个剧本，”米尔顿说，“但是他现在想拍的是更大规模的电影，从德帕尔玛的影片到《天生赢家》，再到《穷街陋巷》，他已经尝试过不同类型的影片，而现在他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主流的美国电影演员。”
显然，《1900》不属于他想拍的这类影片，他曾向贝托鲁奇表明这是一部令他失望的电影，因为在片中贝托鲁奇只关注他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不过从规模上来说，它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巨片，竟然长达5个多小时。就连贝托鲁奇自己也对此感到惊讶，他不得不暂停拍摄，对计划进行重新修改。利用这段间隙，萨瑟兰开始为他的下一个角色奔走。听说费德里科·费里尼打算将卡萨诺瓦的生平搬上银幕，他向费里尼在罗马的办公室送去了一大束玫瑰，并在留言条上表达了对这个角色的无限向往。费里尼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他无法拒绝这种“求爱”的方式，最终他放弃了马塞洛·马斯特洛亚尼和罗伯特·雷德福等人选，选择萨瑟兰来扮演这个历史上著名的风流人物。
德尼罗决定仿照萨瑟兰的做法找到他的下一份工作，他利用大量时间广泛阅读。这时，一部名为《愤怒的公牛》的书跃人了他的眼帘，这是彼得·萨瓦吉和约瑟夫·卡特合作撰写的拳击手杰克·拉莫塔的传记。“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他说，“只是有太多的心理描写。”在去《艾丽丝不再住这里》片场探班时，他留了一本给斯科塞斯。
拉莫塔是德尼罗作为一个演员求之不得的人物，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人物在外形方面的显著变化。为了从事拳击运动，他来回地增加或减轻体重，而当他告别拳台后，他的身体变成一个吹足了气的皮球。“我觉得这会十分有趣，”德尼罗说，“从一个人外形的变化，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人生和心灵的轨迹。”
不过当时最有可能获得投资的影片还是《出租汽车司机》。而特拉维斯·比克尔也属于德尼罗最擅长演绎的一类角色，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狂躁的情绪。德尼罗就像一只等待被装满的瓶子，而特拉维斯是最好的填充物。“鲍比只存在于别人的外表之下。”保罗·施拉德的这句话是一针见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