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南开3校本来就都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的9年时间里，进步师生们更是继往开来，为坚持进步，争取民主，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民主运动的初期发展。在长沙临大时期，由于北大和清华的一部分共产党员转到临大就读，所以联大于1937年10月就成立了拥有10余名党员的支部。西南联大开学后，3校及从延安、北平、天津、重庆等地转去联大读书的一些共产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都积极主动地开展了活动。由于组织关系没有接转上，初期党的活动还比较分散，所以刚开始时，联大有两个互不联系、彼此独立的党支部。1940年春，联大成立了中共总支部。8年中，累计在联大学习过的地下党员有150多人。联大党组织是当时云南党员人数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的地下党组织，这一时期，她团结广大师生在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学生们中间，几个公开的进步社团，如“群社”、“冬青社”、联大剧团等组织，都密切协助党的工作，开展了很多进步活动。
“群社”是联大初期最有影响，群众基础最雄厚的进步学生社团。它是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由原湘黔滇旅行团的部分成员为基础，在1938年底公开建立的。“群社在校内出版《群声》壁报，每周1期，以时事政治分析评论为主，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策；揭穿国民党对共产党游击区的造谣、诬蔑，披露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化事实等等。在校外大西门城门洞边还张贴对广大市民进行宣传的街头壁报《大家看》。“群社”的时事股和学术股还常请进步教授和校外知名人士讲解国际形势、抗战形势，介绍鲁迅及其作品。群社歌咏队则组织同学们唱抗战歌曲。群社中爱好文艺的同学还组织了“冬青社”，在校内出有以精干的杂文为主的“冬青”壁报，在校外出有生动活泼而能反映现实的“冬青”街头报。除出版壁报外，党通过群社等进步社团，还组织各种辩论会、演讲会、讨论会、时事座谈会，成立了许多社会科学学习小组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团结了广大的同学。在此基础上，又开展各种各样的抗日民主活动；如利用“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进行抗日宣传；举办游艺公演周，为群众演出救亡话剧；利用假期组织同学下乡，开展劳军和慰问抗日家属活动，即宣传了抗日道理，又使学生了解到了国民党统治下后方社会的真相，推动他们在政治上趋向进步。随着校内外民主活动的开展，群社在学生中间的影响得到了扩大，许多同学都以参加群社为荣，群社最盛时有社员400人左右，是联大最大的学生社团。1939年，中共南方局也对联大群社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当然，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也并未放松对高校学生的思想控制。在1938年就相继在西南联大建立了国民党中央直属区党部和三青团直属分团部，对联大教师和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统制。1939年，联大当局遵照国民党教育部的训令成立了训导处，专门调查学生并负责管理学生的思想活动。这样，国民党政府通过其设在联大的区党部、三青团和训导处，对学校和师生实行法西斯控制，破坏抗日民主运动。但是，进步师生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利用各种正当渠道，通过壁板等形式同反动势力展开了抗争，使反动分子愈显孤立，只能采取偷撕进步壁报的卑鄙手段。因此，在初期虽有反动势力的阻挠破坏，但是校内民主活动仍继续蓬勃发展，校内进步力量在进一步壮大。
2.皖南事变后的暂时低潮。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在前线大肆屠杀抗日将士，他们在后方也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残酷迫害，疯狂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西南联大的形势也起了突变。1月5日以后，校内三青团特务学生四出活动，公开撕毁民主墙上所有进步壁报，重庆派来的特务打手十分猖狂，在校园附近横冲直撞。反动派严密封锁新闻，酝酿一个旨在摧毁联大民主力量的大逮捕阴谋。
为了及时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驳斥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教育广大群众，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冒着极大危险，于1月7、8日抄录了《新华日报》发布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文告和周恩来同志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女生宿舍门前张贴出来。《群声》壁报，收集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道皖南事变真相的各种报刊材料，出了最后一期壁报“皖南事变剪报特辑”。从2月中旬至3月初，叙永分校也先后在文庙和女生宿舍布告栏内，3次详尽地贴出了上述文告和我党《为新四军事件通电》等文件。这些行动使反动派非常恐慌，学校当局竟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将分校的3名进步学生无理开除。但是真理的声音已在群众中广泛散播开来，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更加暴露无遗。
为了避免革命力量的损失，中共联大党组织及时作了疏散工作，将已暴露的50名共产党员和部分进步学生共100余人撤出联大，分散到云南边境各县隐蔽。这些学生在当地从事民众运动，兴办教育事业，在与工农群众结合中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各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41年3月，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带着一批特务从重庆飞来昆明，妄图将联大的进步力量一网打尽，结果扑了个空。当时学校内只留下了几个尚未暴露身分的党员秘密开展工作，学生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一切进步壁报被迫停刊，一切进步社团被迫解散，校园内死气沉沉，学生之间彼此戒备，很多青年学生在苦闷中彷徨。教师中间的政治分化也日趋明显，有的教授配合蒋介石的思想复古运动，宣扬“内圣外王之道”的反动哲学；个别不学无术的教授则干脆靠写谩骂共产党的文章来换取高额稿酬，有些教授则自称为“战国策派”，他们以叙本华的哲学和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形态学”的历史观为依据，鼓吹法西斯主义，成为国内一股极反动的逆流。
3.倒孔运动。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时期，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虽然暂时沉寂了下来，但民主的潜流仍然存在，民主活动采取了新的更为隐蔽、分散的方式来进行。学生中的秘密共产党员热心为周围同学服务，以自身的行动羸得了同学的爱戴；在党组织领导下，几个进步同学新创办的《春秋》壁报，虽只出了4期，但也对当时校内低沉的政治空气有所突破。表面平静的联大校园中，实际已孕育出新的大规模民主运动的潜流，只待时机一到，民主运动将再次显现它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强大冲击力。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进攻香港，许多在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无法脱身。而当时身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不去安排救人，却用民航飞机抢运私财，连洋狗也飞运重庆。消息传到联大，师生们普遍愤慨，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霎时迸发出来。进步教授吴晗在课堂上愤慨不已地说：“南宋之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以先后媲美。”联大新校舍的墙头尽是打倒孔祥熙的标语和有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