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坛丈豪苏轼
苏轼(1037一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苏轼小时候非常聪明，并且非常正直。有一次，他的母亲程氏读《后汉书·范滂传》正感叹范滂的忠烈，苏轼忽然问道：“如果我也想成为像范滂那样的忠臣烈士，母亲您能够答应吗?”程氏听后高兴地对他说：“你能成为范滂，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二十岁时，苏轼已经博通经史，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嘉祜元年(1057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兄弟，到东京汴梁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欧阳修担任主考官，正准备通过科举考试来纠正流行的徒有其表空洞无物的骈体文风，因此阅卷时当他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惊喜，读罢文章，连呼：“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在这次考试中，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进士及第，而此时两人都还不到二十岁。在后来不久进行的制科考试中，宋仁宗读了苏轼兄弟的试卷后，欣喜异常地对曹太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而在这之前，苏洵向欧阳修上了二十二篇古体文章，从而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力赞赏，并推荐给了朝廷，富弼、文彦博、韩琦等人争相传颂，一时间“三苏”的名声大动京城。整个文风以至于都为之一变，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民谣。欧阳修尤其赞赏苏轼，曾经称赞他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大胆预言他必会成为一代文坛盟主。而他后来果然如此，不仅文章写得非常好，在作词方面更是首开豪放之派的先河。
科举之后，苏轼开始走上了仕途之路，但他的仕途之路一直不很平坦。先是在王安石变法中，因为他既不附从新党，也不追随旧派，因而遭到了两派的联合倾轧，他们甚至诬告苏轼为父扶丧回四川时“贩运私盐”，苏轼因此感到处境艰难，遂自请外放。熙宁四年(1071年)，他离开了党争漩涡的汴京，被任命为杭州通判。从此，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四地任知州。在近八年的地方官生涯中，他关心百姓疾苦，赈济灾民，竭尽所能。他在任杭州知州时，杭州大旱，瘟疫流行，苏轼上奏朝廷减免了当地的三分之一的赋税。第二年春天，他又贱卖常平仓的大米，做了很多的粥和汤药，救活了许多人。苏轼认为杭州处于水陆交会的地方，瘟疫要比别的地方多，因此集中多余的款项两干缗钱，自己又拿出了黄金五十两，办起了病坊，积蓄钱粮收治生病的百姓。杭州靠近大海，地下水又咸又苦，唐朝时曾引西湖水修建了六井，百姓的用水问题才得到解决。后来白居易又引西湖水灌溉农田，百姓开始富裕起来。但是宋朝建立后，西湖荒废，只好用携带大量泥沙的钱塘江水，时间一长，河道淤塞，六井也几乎荒废了。苏轼到任后，疏通河道，修造筑堤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和排泄，同时，又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的淤泥堆积在湖中，筑成了一条三十里的长堤，堤上种满了芙蓉、杨柳，景色美不胜收，杭州的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就把这条长堤命名为“苏堤”。
在地方任职期间，他依然关注时政。当时由于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任人不当，许多地方都有贪官污吏借行新法大肆剥削掠夺百姓的事情，致使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苏轼因此对变法十分不满，写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文。元丰二年(1079年)，王安石罢相后，御史中丞李定、舒直等人断章取义地从他的诗文中摘出了一些字句，罗织罪名，说有“讪上骂下”之意，于是这年七月把他从湖州知州任上逮捕入狱。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入狱后，曹太后及朝廷的许多元老重臣纷纷出来营救，连退居的故相王安石也出面说情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几至死地，后被从轻发落，贬往黄州任团练。但这并没有停止他对人生的吟咏和对时弊的指斥。
“乌台诗案”后，苏轼因对现实政治不满，便潜心于词的研究上，并且对宋词进行了开创性的改革，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音律，都打破了词狭隘的传统观念，同时又把词的题材从儿女私情、羁旅行役扩大到怀古咏史、悼亡送别、说理谈玄、感时伤事、山水田园等各种诗歌的题材中去，用以抒写自己的性情抱负，胸襟学问。苏轼的佳词美作非常多，较著名的有讴歌报国立功，抒发豪情壮志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有借凭吊古迹抒发历史感慨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干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在探索日常生活中的人生哲理方面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除此之外，他还有《临江仙》、《定风波》、《洞仙歌》等一大批著名的词曲，为后人广为传颂。
后来，苏轼虽曾一段时间被起用，上调之京，但没多久，一直对苏轼很器重的高太后去世后，新党重新得势，苏轼又开始了不幸的命运。他先是自请外调定州；绍圣初年时又因诽谤先朝的罪名而被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县)，不久降一级；还没到英州，又被贬为宁元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今广东惠阳)居住；三年后又被贬为琼州别驾。琼州的天气在夏天时非常潮湿，冬天则雾气很重，因此容易患病。而且当地的官员还故意刁难，不许他租赁官屋居住，他只好自己买地建房，当地的百姓都来帮忙，很快盖起了三间茅草屋。苏轼和小儿子苏迈住在这里，以著书为乐。
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苏轼终于结束了长达六年的贬谪生活，被赦北归，据说当他北上时，沿途百姓都争相观瞻他的容貌，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这位多才多艺的大文学家，还没来得及选定一个安身之所就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常州离开了人世。树大招风，才高招忌，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道德丈章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因出生在其父任光州光山县令之时，遂取名为光。司马光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本人也十分好学，且聪明异常。据说有一回，私塾的老师给大一点的学生讲《左传》，他悄悄地站在一旁，一面听，一面记。放学回到家里后，竟把《左传》的要点讲得头头是道，家人望着年仅七岁的司马光，惊异极了，不由得啧啧称叹。司马光小时不仅聪明，还很勇敢，据说有一天，他和一群小孩追逐嬉戏，其中一个竟不小心从假山石掉了下来，落到了下面的一个大水缸中，当时所有的小孩都吓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纷纷逃走。只有司马光搬起了一块大石头，奋力地砸向了水缸，水缸被打破了，水流了出来，那个小孩也得救了，这就是著名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司马光虽然聪明过人，但学习从不懈怠，十分刻苦勤奋。与叔伯弟兄一道上私塾，别人都去玩耍了，他总是独自留下，孜孜不倦地背诵、记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才肯罢休。到十五岁时，他的书不仅读得很多，文章也作得极好，其文辞醇深，严谨求是，大有两汉文章的风骨。
仁宗宝元六年(1038年)，司马光高中进士，这年他刚到二十岁。因为不喜欢华靡，所以在皇帝为进士设的闻喜宴上只有他没有戴花。直到有人告诉他这是皇帝所赐，不能违背圣意时，他才拿了一只簪到帽子上。
入仕以后，司马光先后做过天章阁待制、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他在任职期间做事比较耿直，敢于直言进谏。皇祜三年(1051年)，中官麦允言去世，朝廷准备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知道后，坚决反对，认为近习之臣不合这种礼节，更不合名分，朝廷遂撤销。仁宗晚年体弱多病，却迟迟不立太子，大臣们都十分着急，可谁也不敢公开提出。终于，谏官范镇率先向仁宗提出了此事，司马光当时还在并州，他马上予以响应，后来还当面建议仁宗早立太子。仁宗对他说：“你说的都是忠臣之言，只是别人不敢提罢了。”司马光回答说：“臣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提出这件事的。”但仁宗还是犹豫不决，于是司马光再次上书力谏，又取得韩琦等人的支持，终于使仁宗下定决心立了太子。仁宗去世后，曹太后按照惯例向百官赏赐仁宗遗物，总价值达百万。司马光认为现在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因此三次上表推辞，但朝廷不许，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那份分出一部分给了谏院的公使钱，另一部分送给了舅舅，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
1069年2月，宋神宗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因变法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外交等许多方面，所以斗争十分激烈。正是在推行新法和反新法的斗争中，司马光和王安石这对好友迅速变成了旧新两党的旗帜，两人关系也迅速变化。司马光十分反对新法，曾写信给王安石，称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必将致使“天下怨谤”。王安石则回信予以逐条反驳。1070年，王安石击败了反对派的进攻后，加速了改革的步伐。变法的声势使司马光感到无法阻止，便于是年9月辞官离京，从此长期退居洛阳，专心治学，19年如一日，撰著他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
在这十几年中，司马光每天都写至深夜，未到五更便又起床，在微弱的烛光下继续写作。他生怕自己睡过了头，便用原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警枕”。只要在睡梦中稍稍一动，这“警枕”便会翻滚，把他惊醒。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体例、书写、编排都精心设计，一丝不荀，甚至连草稿都认真对待，从不潦草书写，据说他书写的草稿堆满了整整一间屋子，但每个字都是工工整整的。
耗尽心血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可贵的结晶。经过整整19年的努力，《资治通鉴》终于在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完成了，而他的努力也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和高度评价，这本书的书名就是皇帝亲自题赐的。由于司马光十分博学，通达音乐、律历、天文、书数，因而使得这本书内容十分丰富。书中不仅逐年逐月、条分缕析地记载了1300多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还兼述了天文、地理、水利、兵制、财政赋税以及政府机构、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它囊括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却只用了300万字左右，因而可见作者史学功底的精深。长期的劳累也使司马光的身体严重受损，“目视近昏，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写，旋踵即忘”，可以说司马光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编纂《资治通鉴》的事业上去了。
1085年，神宗去世，十岁的哲宗即位，祖母高太后听政，立即召回司马光任宰相。司马光上任后，一反他稳健的作风，将新法逐条废弃，变法派挨个被撤换，一切劝谏都不能使他改变。由于他的盲目和不顾后果，从而也引起了一些原本倾向于保守的人们的反对，苏轼就曾连连称之为“司马牛，司马牛!”第二年春，司马光病重，但新法还没有彻底废除，对西夏的战事也没有结束，因而他慨叹道：“患未除，吾死不瞑目!”他自知时日不多，因而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以至于连梦话都是国家大事。有人劝他珍重身体，他却说生死有命，终于在这年九月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死时，室内只有满屋子的书，宋人作挽词说：“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可以说概括了他勤学简朴的一生。
誓保京城的李纲
李纲(1083—1140年)，字伯纪，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
金国灭辽后，很快就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进攻宋朝，朝廷上下都在讨论如何退敌。徽宗慌忙下诏要求天下各方镇郡县率兵勤王，任命皇太子为开封牧，并要求百官直言进谏。这时李纲不顾官位低微，认为徽宗为政昏乱，难以收拾局面，因此毅然上书要求徽宗让位给太子赵桓，因为他认为太子恭俭仁德，足以号召天下。但这时却有人提出以太子监国即可，不必传位。李纲咬破手指，以血上疏道：“皇太子监国，是正常情况下的礼制，但现在情况万分危急，国家正处于生死关头，太子若不登基，则名不正言不顺，大权亦不能在握，何谈号召天下豪杰?如果皇上能够传位给太子，则必能振作将士们的士气，拼死抗敌，那么天下必可保全!”在李纲等人的坚持下，徽宗终于传位给太子桓，他就是后来的宋钦宗。
但钦宗却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他刚即位就派人前往金营商议割地求和。对此李纲坚决反对，他说：“祖宗的疆土，岂能随意丢弃给金人，皇上应该誓死抵抗，保卫国家社稷!”钦宗听此话后便稍稍动了心，改变了主意，同时任命他为兵部侍郎。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兵逼近京都，徽宗慌忙出逃，白石中、李邦彦等大臣也劝钦宗暂时离开京城避难。这时李纲又挺身而出，质问钦宗：“太上皇将江山社稷托付给陛下，陛下难道能弃之不顾吗?”白石中又宣称京师不能坚守，李纲反驳说：“天下城池有哪一座能像京城这么坚固的?为今之计，唯有整顿军备，坚守待援。”在李刚的进谏劝诫下，钦宗勉强答应留下，并任命李纲为东京留守，负责防守事务。但第二天钦宗就改变了主意，准备逃跑。李纲在上朝时发现禁军已经披甲准备出发，皇帝和后宫也即将上车。李纲见此，急中生智大声地对禁军士兵们说：“你们是愿意以死保家卫国呢，还是做个逃兵?”禁军们高呼：“愿意以死保卫家国!”李纲又对钦宗说：“陛下昨天已经答应臣留在京城，现在怎么又要离开呢?现在禁军将士们的家属都在京城，他们都愿意死守京城，如果他们在南下途中逃跑返回和家人团聚，那么由谁来保卫陛下呢?敌人已经很近了，如果他们听说皇上出城不远，必会派快马前往追赶，那么到时陛下又该命谁阻挡呢?”钦宗终于决定不再南逃，消息传出后军士们高呼万岁，声势震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