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七国之乱全部平息后，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封地，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国相，国相还负有监察诸侯王的使命；诸侯王不再治理民政，只是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普通地方行政长官无异。这样，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诸侯王的分裂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它同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独尊儒术
汉初，高祖刘邦吸取了秦亡的教训，以道家的“无为”思想为国策，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激化，社会上出现农民暴动和起义，这说明无为之治不再适应当时形势需求，将要退出历史舞台。
汉武帝即位后，雄心壮志，要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所以在思想领域，儒家注定将取代道家的统治地位。但汉武帝不能马上改革，因为朝中权臣多崇尚“无为”思想，更重要的是祖母窦太后还活着。汉武帝刚即位，窦太后还在干涉政事。她崇尚黄老，憎恨儒学，自然不能推行儒学。有一次，她甚至差点儿把儒家学者辕固给杀害。整个建元时期(武帝第一个年号)，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儒家学者很不服气，时刻寻找机会取代道家地位。直到建元六年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倒塌，董仲舒才应时而出，喊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儒学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
窦太后死后第二年，武帝就召集各地贤良之士亲自策问。在景帝时做过博士官的董仲舒是个精通儒学的大学问家，认为此时是建功立业、大显身手的好机遇，于是就朝见汉武帝。武帝见董仲舒的第一句话就是：“自从朕受命登上帝位以来，知道责任重大，日日夜夜睡不好觉。”这说明汉武帝求贤若渴，早想改革了。他连问三个问题，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两人一问一答，十分投机，董仲舒由此成功促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改革。
董仲舒所说的儒术，并不是单纯重复孔子的思想主张，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孔孟思想进行了改造、充实和发挥，并部分吸收了其他诸家学说和阴阳五行等迷信成分，从而形成了新儒家思想。这种儒家学说变成了一种为封建政治服务、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理论。董仲舒在这次选拔中表现突出，成为武帝的宠臣。首先，他强调大一统，主张提高君权。董仲舒认为，《春秋》这部儒家经典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以君为纲。君权要集中，这正中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心思。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因此必须实行思想统一，那就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次，他宣扬“天人感应”论。“天”是万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所以人民和诸侯都要服从天子的统治；如果天子无道，上天便会降灾于他。君权神授的思想以及君权至上的说法很符合汉武帝的想法，但后半句内容让汉武帝很讨厌，这也是董仲舒后来没有被重用的一个原因。再次，他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标准。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等级思想，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规定君臣、父子、夫妻之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论调。另外，他提倡以仁、义、礼、智、信五种规范作为人们处事的道德标准。“三纲五常”实际上成了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精神枷锁。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儒学的繁荣做好了理论准备。汉武帝非常重视董仲舒的对策，基本采纳了其全部的建议，但却没有重用董仲舒。董仲舒离开当了几年的“博士”之位，去做江都王刘易的国相，但“独尊儒术”思想的提出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和主导地位，不仅使得“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定型，而且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定型，最终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自汉武帝时儒学成为正统之后，便独霸了意识形态领域，在中国延续了二干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
王莽改制
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子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西汉成帝时，贵族官僚骄奢淫逸、胡作非为，而王莽却折节向学，博取朝臣士子赞赏。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外戚王莽掌握大权后，一步步由“安汉公”到“假皇帝”，再到公元8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次年改元为“始建国”。王莽改制是他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西汉末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王莽接下来的是一副烂摊子。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他附会《周礼》，决心颁发诏令进行改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针对当时的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根据《周礼》的井田制度，颁布诏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违抗者，流放四夷。后来由于地主官僚的反对，王莽不得不取消这一诏令，宣布王田皆可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予处治。这一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尝试失败。
始建国二年，王莽又下诏实行五均、赊贷、六筅。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六筅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5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对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此项措施旨在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效益。然而，王莽无力控制用来推行五均六筅的大商贾，这些人与郡县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与王莽的初衷背道而驰。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货币不合理的变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此项法令民愤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加以改变，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俸禄无着，便想方设法扰民。王莽最热衷的所谓改制就是反复更换人名、地名、官职名称，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竟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终于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彻底崩溃。
党铟之祸
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出现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专权造成政治上异常黑暗。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在汉朝，朝臣以朋党遭禁锢者很多。每当有权贵被诛，他的门生故吏常被看作朋党而遭到禁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桓、灵之间的党锢。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都不许做官，史称“党锢之祸”。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使得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
东汉后期，即位的皇帝年幼，太后必然临朝，造成外戚把持朝政的局面。对皇帝来说，在他们幼小的时候，朝廷的大臣几乎都已经成为外戚的人了。他们生活在深宫中，所接触的只有那些侍奉日常起居的宦官。皇帝年长之后，为了从外戚手中夺取大权，必然多依靠那些在自己身边服务多年、和朝臣关系并不密切的宦官。和帝、安帝、顺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剪除了梁氏外戚势力。从此，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他们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像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使东汉政权摇摇欲坠，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宦官掌权时，霸占各种重要职位，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儒生同宦官的矛盾也加深了。他们不愿意与阉宦同流合污，在讲学之余，经常评论朝政得失，品评当世人物，这种评议的风气被称为“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认为是天下的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舆论，影响察举，对土大夫的仕途有很大的作用。在这些清流中，李膺和陈蕃是杰出的代表。
李膺是个敢于主持正义的有骨气的人，不怕“五侯”的威胁利诱，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一个弟弟叫张朔，任县令时不但贪污勒索，甚至残杀怀孕的妇女。张朔听了李膺的厉害，吓得逃到洛阳的哥哥家躲避。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将张朔逮捕入狱，审讯属实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的宦官，都是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节假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得奇怪，问他们怎么了。他们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陈蕃少年时独居一室，虽学习刻苦，但庭院污秽不堪。一天，他父亲的好友来访，见他居室如此杂乱无章，就对他说，你怎么不打扫房间以待客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客人遂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此后陈蕃就痛改前非，从小事做起。陈蕃在桓帝时官至太尉，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外戚、宦官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这样一股强大的舆论势力，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强烈不安。于是，宦官和这些士人官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郭泰、贾彪等太学生的领袖，率领太学生评论朝政，褒贬人物，挞伐黑暗的政治。太学生又与州郡官学生互通声气，形成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反宦官政治力量。曾经有数千太学生聚集宫门外，上书控告宦官。太学生还与陈蕃、李膺朝野联合，成为清议的主导力量。他们遭到宦官的嫉恨，受到宦官的疯狂迫害，许多人被投进监狱。宦官集团大事网罗，将李膺之外的杜密等二百多人，写进党人的黑名单。宦官对他们横加拷打，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清流名士失败被捕，许多人被杀害。他们的家属被流放，门生、故吏也都被免官、禁锢甚至被处死。
官僚集团将斗争的目标指向了乱政的宦官集团，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挽救天下的危亡，但是终究招致灭顶之灾。一直到黄巾军起义以后，为了防止被禁锢的士人成为反朝廷的力量，东汉朝廷才下令取消党锢。
赤壁之战
吴宇森导演的影片《赤壁》已享誉全国。这部影片中极其惨烈的战争就是发生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是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刘备联军在长江赤壁一带大败曹操军队的一次战役。正如影片所展示的，这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