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经过若干年之后，靖南王已经换了三代人，由孙子耿精忠继承。尚可喜也年老即将离休，由儿子尚之信掌管军队事务。此时三藩各拥重兵，久据数省。平南、靖南二藩各有兵力十五佐领，绿营兵各六七干，丁口各两万；平西王所属兵力五十三佐领，绿营兵一万二千，丁口数万。从中可以看出，吴三桂兵力是最强的。清廷又任用其部将为官，三藩势力几乎覆盖全国一半江山。他们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掠卖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在云、贵自行选派官员，与朝廷分庭抗礼。朝廷中，康熙亲自执政不久，除掉鳌拜，整顿朝政，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的清朝渐渐强盛起来。面对南方三个藩镇的壮大，康熙已经意识到严重的威胁，于是下决心撤藩，收其兵权。
正在此时，尚可喜请求告老还乡，要求让他儿子尚之信继承王位。康熙帝认为时机已到，就顺水推舟，加以批准，并且尽撤全藩。这一来，强烈地刺激了吴三桂和耿精忠。他们想试探一下康熙的态度，假惺惺地提出撤除藩王爵位、回到北方的请求。朝廷中大臣主意不统一，怕批准后吴、耿会造反。康熙认为他们迟早要造反，不如来个先发制人，下诏答复吴三桂，同意他撤藩。吴三桂自恃清朝开国老臣，现在年纪轻轻的皇帝居然撤他的权，闻讯暴跳如雷，决意造反。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提出“兴明讨虏”，将矛头指向朝廷，叛乱开始。吴三桂出兵进据湖南澧州、常德、岳州、长沙。随后，耿精忠叛于福建，尚之信叛于广东，广西、四川、甘肃等地也有人响应叛乱。四方震动，人心惶惶。大学士索额图提议杀主张撤藩的大臣，向吴三桂谢罪。在三藩乱起的危难之时，年轻的康熙皇帝持心镇定，气静不慌。康熙帝明确表示：撤藩出自朕意，他们何罪之有?清廷决心平叛，坚定了主张平叛大臣的决心。康熙帝要去亲征叛乱，但被众臣力谏阻止。
后来的事实表明，叛乱终不得人心。康熙通过分化反叛力量，孤立吴三桂。耿精忠腹背受敌，仓促撤兵请降。尚之信也随继投降。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的力量渐渐削弱，处境十分孤立。康熙十七年(1678年)，七十四岁的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但此举未能改变叛军的困境。同年，吴三桂病死，叛军无首，众心瓦解。清军趁机发动进攻，叛军一蹶不振，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逐渐为清军收复。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分三路攻进云南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瑶自杀，三藩之乱终告平定。
三藩之乱的平定，消除了分裂因素，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为“康乾盛世”创造了条件，也为后世中国的辽阔疆域奠定了基础。
摊丁入亩
清初，掌权的皇室、贵戚和大小官吏都疯狂圈占土地，手段多种多样。这使得清初饱受浩劫的百姓生活更加艰难，没有土地，只得流离失所。地处中原的河南满目荒凉，人丁稀少。在江南地区，人民多遭残杀，田土尽成丘墟。号称膏腴之地的四川，则是人口稀少，土地尽荒。经过改朝换代的折腾，最受苦的还是平民百姓。当时国家赋役的征收以土地和人口为依据，百姓的逃亡或隐匿户I：I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极大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
为了稳定税收，加强政治统治，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由于丁银数目固定，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这样既减少贫民逃亡，又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有的家庭新增人口偏多，赋役负担太少；有的户绝，无人纳粮。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四川等省试行将丁银并A．m赋，征收统一的“地丁钱银”。
雍正继位之后，山东巡抚黄炳因境内各地连年旱灾，民生艰难，奏请按地摊丁。他感到贫民逃亡问题的严重性，并认为有地则纳银，无地则不纳，如此才是良策。雍正帝做事谨慎，生怕改革不成，反而误国误民，便否决了黄炳的建议。但清廷还是对各地赋役之重的状况作出了反应，如停征一些地区的陈年老帐。不久，直隶巡抚李维钧吸取黄炳的教训后上疏，要求在直隶州内将丁银并入田亩之中征收。这次得到皇帝允许，批准他在自己辖区内进行试验，没想到效果还不错。于是雍正帝下令，从雍正二年开始，在各省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把固定下来的康熙五十年的数额，即人丁2462万、丁银335万余两，全部摊入到田赋中征收，使中国以人为征收对象的徭役制度基本上废除了。
第二年春天，黄炳开始在山东实行。雍正四年，河南、陕西、浙江、甘肃也先后实行了摊丁入亩措施。以后几年内，大部分省份先后确立摊丁入亩制度。但在实行的过程中，朝廷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各省都本着简便、高效、灵活的原则，结合实际进行探索。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各地官员的自主性很大，能否真正贯彻这一改革措施的精神呢?结果是许多地区的徭役杂差仍然很沉重，附加税多如牛毛，广大劳动人民不堪其苦。而制度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各地富户缙绅的强烈反对。由于地主田多人少，农民人多地少，凭地亩数来征税使地主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所以，阻碍改革真正执行的力量还是很大，不可能完全彻底实行。
综观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使官府统计的人口大增。自西汉至清初，每次人口统计数字最多时在五六千万之间。地丁合一后，人口数字急剧增加：1794年为一亿七千万，1812年为三亿六千万，这显然是隐匿的人口浮出水面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另外，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流动，这对商品经济的活跃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标志着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向统一的赋税制的转变，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它保障了财政收入的相对稳定，也为清朝中央集权的统一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创造了经济力量。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赋役负担，松弛了对人民的封建束缚，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总之，从封建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一切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轻微改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鸦片战争
18至19世纪，西方各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工业强大起来。英国是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则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冢。
此时中国正值清朝末期，地主依然剥削农民，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耕作，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盛行。清朝皇帝及一般无知大臣骄妄自大，自以为天朝上国。政治黑暗，官使贪污腐败，国防薄弱，财政拮据，国势日衰，已经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但有一点还是值得庆幸的，就是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由于闭关锁国，中国进口外国商品不多，国内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的日常消费。在中英正常贸易中，中国多赚少赔，英国多赔少赚，这让英国资产阶级急红了眼。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件赚钱的法宝，开始向中国非法走私鸦片。
鸦片是从一种名叫罂粟的植物果实壳里提炼的毒品，具有麻醉中枢神经的作用。少量的鸦片可以用来治病，而一旦吸食就会上瘾。鸦片输入中国以后，不光统治阶级吸鸦片烟，下层百姓也沉迷于此。他们本无经济条件，然而一旦吸食便不能自拔，染上烟瘾后不但身体受损，甚至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往往7半随着品质、道德的沦丧。鸦片的输入，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1838年12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在广州主持了“虎门销烟”，给予鸦片贩子沉重打击，中国人为之精神振奋。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但贪婪残暴的英国殖民者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鸦片战争，强制打开中国大门，进行殖民扩张和资本的掠夺。
1 840年6月，英人义律率领士兵到达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进行挑衅，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林则徐在广东戒备森严，英军改由水路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在以后的战事中，清朝军队连连失利。战争不胜就与英国谈判，并且把林则徐革职查办。谈判未成，又发生战争。这次英军扩大侵略，向中国沿海地区扩展。在此期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但最终没能挽救中国战败的命运。1842年8月，清朝宣布屈服投降，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五口通商、割地赔款，中国独立地位受到损害。
通过鸦片战争，英国打开了中华帝国关闭已久的古老大门，开启了中国此后百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十二年之后，英、法、美借口条约规定，提出全面修约要求，遭到清廷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
1856年10月，“亚罗号事件”发生。“亚罗号”是一艘已过期的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的中国船。清军广东水师在其船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声称此船为英国船，捏造中国兵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中国方面最终妥协退让，将全部人犯送到英领事馆。巴夏礼鸡蛋里挑骨头，拒不接受。不久，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法国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协同英军行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法侵略者一路北上，夺取大沽炮台，占领天津。咸丰帝慌忙议和，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俄、美利用“调停人”身份，也分别要挟中国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逃跑。联军火烧圆明园，抢掠无数珍奇异宝。清朝被迫与他们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一步丧失。
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损失了大量领土和多项主权，由一个独立的国家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大大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和《北京条约》的签订，犹如给清朝统治者一记响亮的耳光。清廷蒙受了奇耻大辱，但又束手无策。一些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见识了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深感外洋器物的先进性。为了解决清朝的内忧外患问题，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掀起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央以奕诉为代表，地方上则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实力派大员组成，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则高唱立国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的论调，处处阻挠，破坏洋务运动的进行。
洋务派为求“自强”，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和炸弹，没有雇佣洋人做技术指导，产品供湘军自销。但用土法所制的火炮和炸弹，放了十多响，不知道炮弹打到哪里去了。
花了四年时间造成的一艘小火轮，试航时行动迟缓，看来是没有得法。但不管怎么样，它们毕竟是洋务运动起步的标志。
1 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创立江南制造总局，拥有2000多名工人，创办经费多达54万多两。这个企业成为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厂，用的是朝廷经费，却让李鸿章赚足了腰包。他创办的另一个军工企业金陵制造局，聘请了洋人主持生产大炮和炸药，但仍有低劣产品，如一次试放七门大炮，三门炮身炸裂，炸死士兵5人，其余四门大炮也成为废铁。
除此之外，其他洋务企业还有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丁葆祯在成都设立的四川机器局等。
在洋务运动期间，军事工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探出头来，火枪、大炮、弹药、战舰都已能在国内建造，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但各大厂采取“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官府气息浓重，产品不出售，质量很低劣。洋务派在兴建军工企业时，遇到资金奇缺、原料供应不足、运输难的问题。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个道理：要“自强”先“求富”。于是洋务派开始兴办民用工业，利用它投资少、赢利多的特点，为军工企!业提供资金。军事工业属于官办，民用工业则转向商办或官商合办，但由官府监督。李鸿章在上海开轮船招商局，在天津设立开平矿务局。后者所产煤质好，除了供应招商局、天津机器局的用煤之外，还大量出售，明显抵制了洋煤的进口。同时兴办的民用企业，还有张之洞的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等。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出现。这些民用工业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民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朝为加强海防力量，创建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并成立海军衙门，统一海军指挥权。海军的装备在当时已经很精良，居世界第四位。清廷还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这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清廷还设立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专门培养翻译人员；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培养洋务人才。多年之后，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军队、工厂、外交方面的中坚力量，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
洋务运动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但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这场运动的失败。原因在于它是由一部分清朝统治者掀起的，目的不是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仅仅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朝廷的腐败统治。总之，变“器”不变“道”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决定了清朝 的统治早晚要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