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内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利用“文化大革命”进行乱国乱党的活动，终于浮出水面。1970年至1971年之间，林彪集团阴谋夺权、策动反革命政变的事件发生，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但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是反“极右”，致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于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1974．年初，王洪文、江青等人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发现了江青等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后，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使其阴谋活动有所收敛。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形势明显好转。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5日，全国人民借助悼念周总理，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四五运动”之后，毛泽东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结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全党统一了认识。这些都为三中全会做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_o第一，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联合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从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共“八大”确定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但后来中央政策背离了“八大”路线，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这一口号，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第三，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使国家建设有了组织上的保证。第四，实现了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全会认真讨论了“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革”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对一些错误的案件加以翻案。第五，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优良传统。全会讨论：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第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一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以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就是在这次全会前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也是国家建设重新回到正轨的标志。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全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最根本的历史性变化。人们冲破了长期的思想禁锢，振奋起伟大的革新创造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实干兴邦精神，激发了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这次伟大转折中，邓小平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人民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了这一伟大事件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香港回归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落，香港才成为一个棘手问题。鸦片战争中，中国惨败，被迫割地赔款。香港全境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分别丧失于不同时期的三个不平等条约。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朝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以换约受挫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借助这次战争，英国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就是今天界限街以南的地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逼迫中国于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租借”新界地区，让当时英属香港的面积扩大了十倍之多。此后，英国殖民者对香港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二战期间，香港一度为日军占领了三年零八个月。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在香港签署降书，撤出香港，英国势力再次介入。在英国殖民者占据香港的百年史中，曾出现过几次有利于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契机，因种种原因，机遇均被错过。特别是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未能充分利用重订新约运动的机遇，解决香港的事情。香港回归祖国，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香港问题重新摆在中英两国政府面前。中国政府不承认占据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但并不急于立刻收复香港。当时，香港几乎成了新中国打破西方封锁和禁运的唯一通道，在对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解冻，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特别是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之后，我们的友好国家越来越多，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国际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巧妙地利用新界租界条约临近期满这个契机，着手解决香港问题。当时的英国首相是一向以冷漠和强硬著称的女强人撒切尔夫人，曾被欧洲国家称为“铁蝴蝶”。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夫人趁福克兰群岛(马岛)战争大胜阿根廷之威，到：北京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针，企图延续对香港的管治，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能容忍的。邓小平就香港前途问题与她进行了深入会谈。在会谈中，邓小平把握了历史契机，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他强调：“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转余地，应该明确规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他还提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解决。最后，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为了确保1997年之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一国两制”是天才的构想，对解决香港问题起到很大作用。“一国两制”的前提是坚持“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能否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应该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而且事实证明相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