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何时传入中国
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入我国的？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
大体说来，有如下五种说法。
一、先秦说。[晋]王嘉《拾遗记》说：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国来朝……有道术人名尸罗……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俞樾说此条“乃佛注入中国之始”的记载（见所著《茶香室丛钞》卷十三），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于公元前三世纪将佛教定为国教，并开始向国外传播。既然印度佛教外传开始于公元前三世纪，那么，说公元前四世纪即有印僧来我国，显然是错误的。
[唐]道宣《广弘明集·归正篇》引用《对子·仲尼篇》说，丘闻西方有圣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荡荡乎无能名等语，断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此条材料又见于道宣著《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101页）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照中国史料推算，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照印度史料说，他生于公元前563年，比孔子大14或12岁。释迦牟尼大约卒于公元前485年，比孔子早死6年。孔子和释迦牟尼是同代人，佛教和儒家当时均处于初创阶段，中印两国尚无交通关系，相互之间无从知晓。
二、秦朝说。“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引自《释迦方志》）此条材料最早见于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然而这条材料是不可靠的。首先，从中外交通史的角度看，还没有一条过硬的史料能证明中印两国秦时已有经济文化往来关系。其次，可靠的说法是：张骞始闻身毒国有浮屠之教。见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既然说张骞通西域始闻印度有佛教，那么，说秦始皇时即有印僧赍经传教，当然是荒诞之说。
三、西汉末说。（一）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魏书·西域传》得知，公元前一世纪有毗卢折那阿罗仅由迦湿弥罗来到于田弘化，赞摩大寺。
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也陆续传入了佛教，并建造伽蓝佛寺。学者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之始。（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佛经）。”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印度传法和我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佛教开始传入我国内地的可信记载。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均主此说。
四、西汉末、东汉初说。有的学者认为西汉末年伊存向景卢口授浮屠经只是佛教思想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但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刘秀之子楚王刘英曾为“浮屠”斋戒祭祀，供养“优婆塞”（又译伊浦塞，意为“近善男”，指接受五戒的在家男居士）和“桑门”（又译沙门，即和尚）。汉明帝给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汉明帝并将诏书宣示各王，可见朝廷提倡佛教，详见《后汉书·楚王刘英传》。这是封建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根据西汉末伊存向景卢口授浮屠经及东汉初刘英尚浮屠之仁祠等史实，黄心川、载康生在其所著《世界三大宗教》一书中说：“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前后）逐渐传入中国”（三联1979年版，110页）。
五、东汉初说。从西晋以来，在佛教徒中间一直流传着“明帝求法说”。
此说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为佛教传入内地之始。此说谓：
“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向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理惑论》第二十章）明帝遂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道。永平十年蔡愔等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到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建精舍给他们居住，称为白马寺。于是摩腾、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此说流传既久且广，然而现在大多数佛教史家却怀疑此说。
理由有三：首先，关于汉明帝求法年代，说法互不一致。有三年感梦、七年遣使、十年使还说；有四年感梦、七年使还说；有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使还说。其次，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说法也互不一致。使者有作张骞、秦景、王遵者；有作张骞、秦景者；有作蔡愔、秦景者；有作秦景、王遵者；有作蔡愔者。最后，关于佛典的传译，说法也不一致。一般以《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著，又以《理惑论》为中土佛家最初的论著。然而《四十二章经》是不是汉代所译？译者到底是谁？是译本还是抄本？《理惑论》是不是汉代所撰？作者是不是牟融？也都在佛教史家聚讼之中，没有定论。任继愈提出不同看法：因为“这些记载有互相出入的地方，因而有人……断定汉明帝时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但是我们从当时整个佛教传布的形势，中国和当时西域诸国的交通……可以断定佛教……开始传入当在东汉初年。”（《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2页）。
道教究竟始于何时
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其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已经流传。然而，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究竟始于何时，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
不少论著都说道教产生于东汉。如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刘泽华的《中国古代史》以及不少有关论文都持此说。他们或称“道教形成于东汉”，或称“东汉一代，道教各个派别正式成立”等等。但是，这种回答亦不令人满足，因为毕竟太笼统。东汉有近二百年，人们还希望确定道教究竟创立于东汉何时。
有人认为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其主要理由是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大都利用道教作为组织发动的形式。持此说者常常援引《三国志·张鲁传》注所引《典略》中的一项记载：“熹平（172—178年）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
光和（178—184年）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太平道即为最早的道教组织形式。这种说法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它忽略了下述基本史实：第一，五斗米道的创始人为张陵，于顺帝年间始创五斗米道。《后汉书·刘焉传》云：“（张）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这与《三国志·张鲁传》的记载相同。第二，原始道教的经典为《太平清领书》，也就是后世所谓《太平经》。而顺帝时，已有琅玡人宫崇把它献于朝廷。“顺帝时，琅玡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后汉书·襄楷传》）而且，《太平经》的有些文字，也屡见于顺帝时君臣对答的文书之中。可见，道教产生的年代还应当从东汉末年往前推，至少应推前至东汉顺帝期间。
《宗教词典》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都认为道教产生于东汉顺帝年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的《道教发展史概说》和洼德忠的《道教史》也持这一观点，确实，现有的材料能够充分证明，东汉顺帝时已有原始道教的活动了。但能不能肯定顺帝之前就不存在这类活动呢？看来也很难这样断定。
就拿张陵“学道鹤鸣山中”这则记载来说，张陵首创五斗米道是对的，说张陵之前没有其他民间道教流传，就嫌论据不足了。不然张陵“学道”又如何理解呢？《后汉书·马援传》还记载了东汉光武帝期间的一次起义：“初，卷人维氾，妖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氾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指建武十七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杀皖侯剂闵，自称：‘南岳大师’。”维氾及其弟子李广的活动，都被封建统治者斥为“妖巫”，与他们对张角、张修的道教活动的诬称相同，看来维氾、李广的活动与后来道教活动颇有相似之处。卿希泰在《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中即注意到这一点，他写道：“当时民间不仅有个别道士活动，而且开始有近于组织的活动，如卷人维氾的起事便是。”既然道教活动的有无亦不以顺帝前后为界，道教产生于顺帝时说就不像产生于“东汉一代”说更有科学性。
然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人们从现有的史料中发现，西汉末年已有道士的名称出现了，并且有类似于道教传布活动的记载。据《汉书·李寻传》所载：“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宫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有人论证道教经典《太平经》并非一人所作，《包元太平经》正是《太平经》的雏形。尽管学者所论不一，《包元太平经》与《太平经》的渊源关系是大家都看到的。而且据《李寻传》所记，甘忠可曾以《包元太平经》“教重平夏贺良、容邱丁广世、东郡郭昌等”，甘忠可因“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被捕入狱而死，他死后弟子夏贺良等“复私以相教”，这种“教”，不正是一种传教活动吗？可见早在西汉的成帝、哀帝年间，已经有类似道教的传布活动了。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经书也都自称《太平经》出现于西汉成帝之时。《混元圣记》曾引佚《后汉书》云，汉成帝河平二年甲午，“老君降于琅玡郡曲阳渊，授于吉《太平经》”。宋人贾善翔《犹龙传》序讲：“孝成时，授于吉《太平经》。”元人赵道一《历吉真仙体道通鉴》亦云：“吉于曲阳流水上得神书，……时汉成帝河平二年甲午也。”“授神书”之说，均属道士自造经书的托词，当然不足为据，但众多的道教经书均把所谓“授书”时间说成是汉成帝年间，此时是否已有《太平经》出现？目前尚无材料证实与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