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史籍，“哭城”一事首见于《左传》：春秋初期齐庄公四年（公元前550年），齐国人杞梁在攻莒（今山东莒县）战役中阵亡。杞梁没有儿子，他的妻子无依无靠，扑在杞梁的尸体上，在城下痛哭，哭了七天七夜，城墙也崩塌了。这大概就是“孟姜女哭长城”的原始资料了。其后，西汉刘向在《说苑》、《烈女传》中又增加了杞梁的妻子连哭“十日”后，“赴淄水而死”的细节。晋人崔豹的《古今注》一书记载，内容与《左传》大体相似。但上述各书中并没有指明杞梁姓范，更没有出现过“盂姜女”名字。直至敦煌石窟发现唐朝曲子词，才见到最早记载孟姜女送寒衣赴长城，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增添了“送寒衣”的情节。
唐末《杞梁妻》一诗，说杞梁妻为秦国人，她去长城哭吊丈夫，“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到了宋代，被广为流传的杞梁开始有了姓，不过说法不一，有说姓范，有说姓万，有说叫杞郎的，还有说叫喜良的。南宋郑樵曰：“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通志·乐略》）看来孟姜女哭长城是由杞梁妻哭城演变而来的，而故事的最后形成大致是在北宋年间。
宋代以后，孟姜女的故事被编成评词话本，谱成歌曲杂弹，“孟姜女庙”里四时香火不断，前来立碑献匾、拜庙赋诗的上自皇帝，下至仕宦，孟姜女随之成为“贞烈女神”，被列入“二十四孝”的第十一孝，神化成“七仙女下凡”。明代中叶，各地盛行为孟姜女立庙之风。
孟姜女故事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流传和演变，其故事本身内容差异，说法不一，如何看待这一故事，则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的说，孟姜女哭长城是根据历代时势和风俗的不断变化而变更的。
战国时，齐都中盛行哭调，杞梁战死而妻迎柩便是悲剧的材料。西汉时，盛行天人感应之说，杞妻的哭城便成了崩城和坏山的感应。六朝、隋唐间，乐府中有送衣之曲，于是又增加了送寒衣的内容。可见它的故事是顺应了文化演变而迁流，承受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的。
但也有人否定孟姜女即《左传》中的“杞梁之妻”。有的认为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战事连绵，民不聊生，哭夫的题材十分常见，《左传》中也不无记载，因此单凭哭夫这一论据，不能令人信服。有的说，好端端的长城，竟然被一位妇女哭塌了城墙，未免流于荒诞。再说，把齐国的“孟姜”捏造成秦国的“孟姜女”，把攻打莒城改为修筑长城，是有意往秦始皇身上栽赃。
对于盂姜女哭长城故事的意义及其评价，也有过争论。有的认为，作为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反映了人民对沉重徭役的反抗精神，是秦始皇“为政不仁”的历史见证。可笑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孟姜女也被列入“大批判专栏”，说这个故事是为了欺骗和煽动老百姓来骂秦始皇，名为“孟姜女庙”，实为儒家招魂庙；名为表彰孟姜女“贞德节烈”，实为攻击秦始皇“暴虐无道”，并说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完全是孔孟之徒出于尊儒反法的需要。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编造，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两千多年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从故事、歌谣、戏曲等多种形式流传于我国广大地区，并为外国学术界所注目。顾颉刚先生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著名学术著作——《孟姜女故事研究》，则是一部搜集了大量文献上的记录、见解成熟、体系完整的论著。
杨家将故事真相如何
自北宋以来，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杨家将义胆忠肝，在抗辽保宋的战争中杨氏祖孙三代披坚执锐、浴血奋战，屡建奇功，是历史上不多见的一个英雄群体。其故事催人泪下，代代传诵不衰，既有口头传说，也有大量的小说传奇、戏剧词曲、美术作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明代无名氏的白话小说《杨家府演义》。生动地描述了杨业、佘太君、杨六郎、杨宗保、穆桂英、杨文广等人的英勇事迹，令人钦佩称颂。
北宋欧阳修在杨继业族杨琪作墓志铭中说：“继业……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修全集》）。但是，宋代各类著作史书已将杨家人物事迹记载得模糊不清，矛盾重重。其中掺杂进一些虚构成分和夸张的情节，这又不免使人对杨家将的真实性产生一些疑问，从而使杨家将事迹真假不分。
杨业，又名杨继业，杨家将最显赫的人物，也是戏曲小说中的“老令公”。按照通常的说法，杨业有七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是，史书记载的却不一致。《宋史》中的《杨业传》：“业既殁，其子延玉亦殁焉。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昭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为殿直。”宋末文人徐大焯在其《尽余录》载：“杨业，太原人，世称杨令公；（业有七子）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官供奉；四子延环初名延朗，长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家保州刺史。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屡有功，并授团练使。延昭子宗保，同州观察。”这里都明确记载杨业有七个儿子。但据史书记载，杨延昭不是第六子，而是长子，其儿子也不是宗保，而是文广。
杨业祖孙三代并不“世称杨家将”。杨延昭在诸兄弟中的行次和名字，历来说法不一。《杨家府演义》中说他是四郎，元代罗烨《醉翁谈录》中则称之为五郎，清代康基田《晋乘搜略》中又说“杨延昭小字六郎”，在许多戏曲剧目中都把他说成是威震三关的“杨六郎”。
佘太君，原名佘赛花，杨业之妻。杨府的老祖宗。这位传奇式女子，深明大义，沉着刚强，老当益壮。后代在戏曲中演她百岁高龄，面临辽兵的入侵，仍能挂帅领兵，赶走契丹兵，历经杨家四五代，实在让人敬佩。可是，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宋史》中竟不列传，有许多相关史料也不见记载有佘太君的事迹。人们不禁产生疑问：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佘太君其人？
有学者经过考证，历史上实有其人。不过佘太君不姓佘，本姓折，后人以折讹佘，所以就改成了佘姓。从毕沅《关中金石记》和《续资治通鉴》等史料看，杨业年轻时，在离石、临县一带的七星庙驻防时，迎娶了府州折家的女儿。折家世居陕西府谷，从曾祖时起，世袭军职，多次参加抗辽战争。而杨家也世居此地，代代习武，两家结亲可谓门当户对。那么，佘太君的太君称谓是怎么来的呢？按照宋制，凡是功臣的妻子、母亲都要有所封赠。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制之初就下诏：“定文武群臣母妻封号：庶子、少卿、刺史……母封县太君、妻县君。”而折氏的儿子杨延昭等，位居刺史之上，他的母亲极有可能受封为某县太君，所以后来许多史料都称她为佘太君了。佘太君究竟活了多大岁数，人们根据折窝村发掘的墓碑上的记载进行推断，佘太君可能活到80岁左右。
杨门女将中除了佘老太君以外，最有名的就是穆桂英了。戏曲中描绘穆桂英领兵挂帅，充当大将，武艺高强，英勇善战，频频扭转乾坤的战斗故事，说得有声有色、玄之又玄。然而，这样一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却未见正史中有所记载。有人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没有此人。或者说，在杨氏的眷属中可以找到她的原型，在湖北黄梅发现的《杨氏宗谱》记有“宗保妻穆氏，生文广、同信二子”。可见，家谱中有她和杨宗保。欧阳修写的《杨琪墓志》中有：“杨琪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的记载。杨文广有位堂兄叫杨琪，两家关系十分密切，杨文广也可能与慕容氏联姻，而穆桂英的姓也许是“慕容”氏的转音，桂英则是民间比较通俗的名字，戏曲小说本是允许改编的，经过戏曲小说的大力渲染，穆桂英这一形象很快流传开来。再说，慕容氏是当时鲜卑族的一个大姓，也是世代习武，与杨家通婚，嫁给世代从军的杨家，也是不无可能。这种说法也只是猜测，没有真凭实据。有人则持否定态度，认为穆桂英是虚构人物，历史上并无其人。根据宋人《隆平集》和一些史料看，杨延昭的儿子没有宗保而有文广，因为穆桂英的丈夫杨宗保“不是历史人物，而是小说家虚构的”，小说中所说杨宗保“兵在西夏”、“平定西夏”等一系列活动，实际上都是杨文广的事迹。而民间传说则是杨延昭有子杨宗保。虽然名字不对，但二人的事迹却相同，如少年临阵破敌等事。杨宗保乃文人的杜撰，不可信。因为杨宗保不存在，当然也就没有穆桂英了。
至于杨五郎，也是后人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本人的真实姓名已不得而知。元杂剧中作延郎，小说中叫延玉，明清戏剧中又叫延德，有可能就是《宋史》记载的延贵。大多数的说法是杨五郎在两狼山大战后，看破红尘，到五台山当了和尚，而杨五郎为僧之说正史中不见任何记载。但许多戏曲、小说、杂记都不约而同地有所记载。到了清代，出现了《五台山》一类的剧目，遂使这一说法几成定论。或许五郎真的厌倦了残酷的战争，饱尝战争煎熬与政治斗争的无情，从而遁入空门去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从以上几个人物的大致情况不难看出，史料与传说之间存在一段明显的距离。虽然杨家将故事多是各种民间文学形式流传下来的，其间也经过了许多艺术家的加工和创造，但杨家将故事的主要部分应该说是事有源流的。杨家将爱国主义的光辉形象是被世人称颂的。